生活不會盡如人意，但看待夢想和未來的態度卻因人而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個人幸福與否、成功與否，完全來自于對自我的改變。
《人自為王》是一本告訴我們如何通過自身的努力，以達成自己的目標、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書。《人自為王》圍繞自立、苦難、勤奮、誠實、信用、勇氣、個人品格及奮斗精神等主題展開，通過歷史上各界名人生動而具體的事例，詳盡論述了這些因素在人生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并告訴讀者如何很好地獲得、運用這些生活正能量。
《人自為王》1859年在英國一經出版，便廣受贊譽，并被譯為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十多年后日本引進出版，當年發行量高達150多萬冊，成為日本人喜愛的書。特別是“二戰”后，日本民眾是以該書為力量源泉，通過吃苦耐勞、堅韌不拔、誠實公正、勤奮節儉的自助精神，擺脫了生活困境，日本經濟也因此迅速崛起。
自助者天助，自己才是拯救自己的那個人。事業可能遭遇挫折，精神可能彷徨無措，心靈可能失落苦悶，誰才能真正地幫助我們？誰才是生活，情感、心靈的真正依托？當人生跌入谷底時，與其怨天尤人，不如靠自己奮起，讓自己成為精神的巨人。
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Smiles），英國偉大的道德學家、社會改革家和散文家、隨筆作家，被譽為“西方的成功學之父”、“卡耐基的精神導師”。他一生閱歷豐富。先后從事過醫生、商人、攝影師、隨筆作家、記者、編輯、鐵路大臣、演說家等職業，對人生擁有獨特的見解。一百多年來，他的作品不斷印行，影響世界各地無數的讀者。主要作品有《人自為王》、《品格的力量》、《儉約人生》、《工作讓你幸福》、《活著的職責》等，其中《人自為王》的出版，開創了西方成功學。
《人自為王》：
第一章 自助才是硬道理 國家存在的價值，從長遠來看，就是為了實現組成國家的社會個體的價值。——約翰·斯圖爾特·密爾 我們對制度寄予了太多的厚望，而對人類自身指望太少。——本杰明·迪斯累利 “自助者，天助之。”這是一條屢試不爽的格言，它早已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進程中被無數人的經驗所證實。
自助的精神體現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它既是一個人取得任何發展與進步的真正動力和根源，也是一個國家強大興盛的真正源泉。從效果上看，外來的幫助只會使受助者變得衰弱，而自救者內在的幫助則必定使其強大發達。
無論你為某些人或某些階級奉獻了什么，從某種意義上講，到頭來都反而會扼殺他們為自己盡心盡力干活的進取心和動力；在人們需要極度呵護、過分指導和嚴格監管的地方，其不可避免的趨勢是：這里的人會逐漸變得不可救藥。
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可能給某個人以積極的幫助，它們能夠做的，最多就是放手讓人們自由自在地去追求自己的事業，從而改善自身的生存狀態。但是，對于幸福生活是通過制度而不是通過自己的行動去獲得的，幾乎在所有的時代，人們竟然都對此深信不疑。因而，作為一種促進人類進步之動因的立法的價值常常被高估了。為此，人們設立的立法機關的職能部門成千上萬，每隔3年或5年就選舉一次立法者。然而，無論立法機關的職能被誠心誠意地履行得多么好，它對每個人的生活和性格所起的積極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有甚者，每天在人們生活中發生的一切越來越明顯地使人認識到，政府的作用是消極和有限的，而不是積極和無限的，即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保護——保護人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如果法律得到嚴格的執行，它就能平等地保護人們享受他們自己的勞動果實，而不受任何智力上或身體上的限制，只需人們付出相對來說很小的一點兒代價（納稅）就行了。
然而，無論多么嚴厲的法律都不能使游手好閑之徒勤奮起來，也不能使奢靡浪費者節儉起來，或使嗜酒如命之徒能有所節制。要改變這種現象，只能通過個人勤奮、節儉和自我克制的行動才能奏效，即通過養成更好的習慣而不是被更大的權力逼迫著去改變。
一個國家的政府本身通常只不過是組成它的社會個體性格的復制品而已。一個高于人民素質水平的政府必將被拉回到與其人民的素質水平相同的層次，而一個低于人民素質水平的政府遲早要被提升到與人民素質水平相同的檔次。就秩序的性格特征而言，正如水能形象地顯示出自己的水平高度一樣，一個國家的法律和政府的結構、內容及其結果也能確切地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整體性格。高貴的人將受到高貴的統治，無知而愚昧的人則受無知的統治。確實，所有的經驗都證實：一個國家的價值和力量絕非決定于其制度形式，而是決定于其人民的素質水平，因為國家只不過是社會個體的集合體而已，而文明自身也只不過是一個組成社會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個人進步問題罷了。
國家的進步是每個人勤勤懇懇、吃苦耐勞和正直誠實的結果，就像國家的衰落是每個人懶惰、自私和邪惡的結果一樣。大多數被我們痛斥為社會大惡行的東西往往是人們自己的墮落生活的產物。雖然我們可以通過法律手段努力減少和根除它們，但是，一旦遇上以其他形式出現的新鮮土壤，它們就會死灰復燃，除非個人生活和性格賴以存在的條件得到徹底改造。
如果這種看法正確，那么接著而來的就是：最高的愛國主義和博愛主義就不應該把精力過多地投放在改善法律和制度的努力上，而應該幫助人們通過自由而獨立的個人行為來提高和改善處境。
當每件事情都依賴于一個人如何用內在因素控制自己的時候，外界因素如何控制一個人所產生的影響相對說來也許就比較小了。最大的奴隸并不是那種被暴君所統治的奴隸（雖然這種統治是巨大的罪惡），而是那種被他不講道德、自私和邪惡所奴役的人。一個心靈被奴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僅靠主人或制度的改變而獲得自由的；只要這種致命的幻想仍然盛行，自由就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即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不管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變化對曾經身處這種幻覺中的人們并不會產生多少實際的、持久的效果。自由的堅實基礎必須扎根于個人的性格之中，它也是社會安定和國家進步唯一可靠的保障。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準確地評論道：“只要在其統治下允許個性存在，即使是專制主義也不會產生最惡劣的后果；任何毀滅個性的東西都是專制主義，不論它以什么名義出現。” 在有關人類進步的問題上，時常涌現一些古老的謬誤。有些人呼喚愷撒式的救世主，有些人呼喚民族主義，還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于議會的法令。一開始我們都準備迎接愷撒式的救世主，后來我們發現，“誰承認他并聽從于他誰就幸福”這一學說，簡單說來就是任何事情都由救世主來為人民做決定，而不是由人民自己來做決定。它一旦被采納為指導原則，必將毀滅一個族群的自由和良知，迅速為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鋪平道路。愷撤主義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它崇拜絕對的權力，其所產生的墮落效果就像崇拜單純的財富一樣。一個值得在人世間大力弘揚的有益得多的學說是自助的學說，一旦人們完全領悟了它并把它付諸行動，愷撒主義就會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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