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泱泱大國為什么會從當初的恢弘建國、氣勢逼人、一統天下走到*終的風雨飄搖、千瘡百孔、不堪一擊，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么？三百多年的明朝歷史會給如今快速發展的中國帶來怎樣的影響？
本書通過提綱挈領的線條，秉著對歷史嚴謹公正的態度，簡單敘述了明朝政治、制度、社會、人物等各個方面的內容，以真實史料為基礎，深入挖掘出明初的恐怖政治、衛所制度、科舉情況，以及晚明流寇、農民起義等表象下隱藏的真相，揭開那段跌宕起伏的歷史。
歷史不會重復，卻有可能重演。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歷史的教訓是對現在和未來*好的啟迪。
三百年前的歷史教訓
今年，假如我們不太健忘的話，正好是明代亡于外族的三百周年紀念。
歷史是一面鏡子，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們追念。
三百年前，當明思宗殉國以后。李自成西走，清人藉吳三桂的向導，占領北平分兵南下的時候，南京小朝廷領袖弘光帝，正在粉飾升平，興建宮室，大備百官，征歌選舞，夜以繼日。他的父親死于非命，原配離散不知下落，國君殉國，國土一部分淪于“流寇”，一部分被異族兵威所蹂躪，人民流亡離散，被戰爭所毀滅，被饑餓瘟疫所威脅，覆巢之中無完卵，即使是禽獸也該明白當前危機的嚴重。然而這位皇帝還是滿不在乎，人生行樂耳，對酒當歌，南京淪陷的前夕，他還在排演當代有名的歌劇燕子箋！
三百年前，當南京小朝廷覆亡的前夕，清兵迫近江北，流寇縱橫晉陜，民窮財盡，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宰相馬士英憑了一點擁立的私恩，獨擅朝權，排斥異己，擯史可法于江北，斥劉宗周、黃道周于田野，迎合弘光帝的私欲，濫費國帑，搜刮金帛，賣官鬻爵，鬧得“職方多似狗，都督滿街走！”左良玉舉兵東下，以清君側為名，他才著了急，盡撤防江的軍隊來堵住西兵，給清軍以長驅深入的機會，他寧可亡國于外族，不肯屈意于私爭。到南京淪陷以后，他卻滿載金帛，擁兵到浙江，準備再找一個傀儡皇帝，又富又貴，消遣他的余年。
三百年前，當國家民族存亡系在一發的嚴重關頭，過去名列閹黨，做魏忠賢干兒子，倒行逆施，為士大夫所不齒的阮大鋮勾結了馬士英，奉承好了弘光帝，居然做了新朝廷的兵部尚書，綜全國軍政，負江防全責。在大權在握的當兒，他的作為不是厲兵秣馬，激勵士氣，也不是構筑工事，協和將帥，相反的他提出分別邪正的政策。他是多年來被擯斥的閹黨，素來和清流對立，趁時機把所有在朝的東林黨人一一擯斥，代以相反的過去名在逆案的閹黨。他造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的黑名單，把素所不快的士大夫留在北都不能出來的，和已經逃亡南下的，都依次順列，定以罪名。對付一般讀書人，他也不肯放松，咬定他們與東林和左良玉有關，開了名單，依次搜捕。天不如人意，這些計劃都因南都傾覆而擱淺。他只好狼狽逃到浙江，清軍趕到，叩馬乞降，不久又為清軍所殺，結束他不光彩的一生。
三百年前，當外族鐵蹄縱橫河朔，“流寇”主力恣張晉豫，國破民散，人不聊生的時候，擁兵數十萬虎踞長江上游的左良玉，卻按兵不動，坐觀興亡。他看透了政局的混亂，只要自己能保全實力，舍出一點賄賂當局，自然會加官晉爵，封妻蔭子。因此，他不肯用全力來消滅“流寇”，卻用全力來擴充隊伍。政府也仰仗他全力對付“流寇”，不肯調出來對付外敵。駐防在江北的四鎮，又是一種看法，一面用全副精神勾結權要，一面用全副力量來爭奪防區，揚州是東南最繁榮的都會，也就是這些軍閥眼紅的目標。敵人發動攻勢了，他們自己還忙于內戰，殺得驚天動地。好不容易和解了，指定了任務，北伐時一個被部下暗殺了，全師降敵，其他兩個，清兵一到，不戰而降，只有一個戰死。左良玉的部隊東下，中途良玉病死，全軍都投降了清朝，做征服兩浙閩廣的先頭部隊。
三百年前，當前方戰區的民眾，在被敵人殘殺奴役，焚掠搶劫，輾轉于槍刀之下，流離于溝壑之中的時候，后方的都市，后方的鄉村，卻像另一個世界，和戰爭無關，依然醉生夢死，歌舞升平。南京的秦淮河畔，盛極一時，豪商富賈，文人墨士，衣香鬢影，一擲千金，畫舫笙歌，窮奢極欲。杭州的西湖，蘇州的閶門，揚州的平山堂，都是集會的勝地，文人們結文社，談八股，玩古董，捧戲子，品評妓女，研究食譜，奔走公堂，魚肉鄉里。人民也在歡天喜地，到處迎神賽佛，踏青賞月，過節過年，戲班開演，萬人空巷。商人依舊在計較錙銖，拿斤拈兩。在戰區和圍城中的，更會居奇囤積，要取厚利。大家似乎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當前是什么日子，會發生什么變局。他們不但是神經麻木，而且患著更嚴重的痿痹癥。敵人一到，財產被占奪了，妻女被糟蹋了，伸頸受戮，似乎是很應該的事情。《揚州十日記》和《嘉定三屠記》所描寫的正是這些人物的歸宿，糊里糊涂過活的結局。
三百年前，從當局到人民，從將軍到文士，都只顧自己的享受，兒女的幸福，看不見國家民族的前途，個人的腐化，社會的腐化，宣告了這個時代的毀滅。雖然有史可法、黃道周、劉宗周、張煌言、瞿式耜、李定國、鄭成功等，一些代表民族正氣的人物，卻都無法挽救國家的淪亡，民族的被奴化！
三百年后，我們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 吳晗，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 畢業于清華大學，后任云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
★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北京市副市長，為第1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1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
★ 早期的研究作品如《胡惟庸黨案考》《明成祖生母考》都堪稱經典作品。★ 從四十年代開始數易其稿的《朱元璋傳》，在史學界及現實生活中都發揮了重要影響。
★ 他提倡出版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在普及歷史知識、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 其代表作有《明史簡述》《讀史札記》《歷史的鏡子》等。
第一章 朱元璋的統治術
第二章 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
第三章 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第四章 歷史上的國民身份證
第五章 東林黨之爭
第六章 明代之農民
第七章 明代的奴隸和奴變
第八章 明代的新仕宦階級
第九章 晚明“流寇”之社會背景
第十章 “北虜”、南倭問題
第十一章 歷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離心力
第十二章 官僚政治的故事之航海攻心戰術
第五章 東林黨之爭
東林黨之爭是明朝末年歷史上的一個特征。
首先應該明確這樣一個問題，歷史上所謂黨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黨是兩回事，不能把歷史上所說的黨和今天的政黨混同起來。歷史上所說的黨并沒有什么組織形式，參加哪個黨是沒有任何形式的，既不要交黨費，也沒有組織生活，更沒有黨章和黨綱，然而在歷史上又確實叫作黨。歷史上所謂黨指的是什么呢？是指政治見解大體相同的一些人的集團，也就是統治階級內部某些人無形的組合。明朝的東林黨， 它的情況大致是這樣：在江蘇無錫有個書院叫東林書院，這是一所學校。當時有兩個政府官員，叫顧憲成和顧允成，兩兄弟在北京做官的時候，由于他們的政治見解與當時的當權人物相抵觸，便辭官不做，回家后在東林書院講學。他們很有學問，在地方上聲望很高，為人也正派。這樣，和他們意氣相投的人跟他們的來往便越來越多了。不但在地方上，就是在北京，有一些官員跟他們的來往也比較多。他們以講學為名，發表一些議論朝政的意見。這樣，從萬歷二十二年（1594）開始，一直到明朝被推翻，前后五十年間，在明朝政治上形成了一批所謂東林黨人和另外一批反對東林黨的非東林黨人。非東林黨人后來形成齊（山東）、楚（湖北）、浙（浙江）三派，與東林黨爭論不休。這五十年間，在幾件大事情上都有爭論。你主張這樣，他反對；他主張那樣，你反對。舉例來說，黨爭中最早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京察”問題。“京察” 這兩個字大家都認識，但是不好懂。這是古代歷史上的一種制度，就是政府的官員經過一定的時期要考核，相當于現在的考勤考績。主持考勤考績的是吏部尚書、吏部侍郎（相當于現在的內務部部長、副部長）， 他們主管文官的登記、資格審查、成績考核及任免、升降、轉調、俸給、獎恤等事。當時考取進士以后，有一部分進士就安排做科道官。科就是六科給事中，道就是十三道御史。六科就是按照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來分的，道是按照行政區劃來設置的。當時全國有十三個布政使司，設了十三道御史，譬如浙江道有浙江道御史。科道官都是監察官，當時叫作“言官”。他們本身沒有什么工作，只是監察別人的工作，提出贊成的或者反對的意見。他們的任務就是說活，所以叫“言官”。每次“京察”，吏部提出某些人稱職，某些人不稱職。1594 年舉行“京察”的時候，就發生了爭論，這一部分人說這些人好，那一部分人說不好。凡是東林黨人說好的，非東林黨人一定說不好。爭論中摻雜著封建社會的鄉里（同鄉）關系，譬如齊、楚、浙就是鄉里關系。不管這件事情正確與否，只要是和我同鄉的人，都是對的。還有一種同門的關系，所謂同門就是指同一個老師出身的。不管事情本身怎么樣，只要跟我是同學，就都是對的。至于對親戚、朋友就更不用說了。就在這樣的封建關系組合之下，從1594 年“京察”開始，一直爭吵了五十年。
繼“京察”問題之后，接著發生了“國本之爭”，所謂“國本” 就是國家的根本。我們今天說國家的根本就是人民，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當時并沒有這樣的概念，那時候所謂“國本”是指皇帝的繼承人問題。萬歷做了多年皇帝，按照過去的慣例，他應該立一個皇太子， 以便他死后有一個法定的繼承人。可是他不喜歡他的大兒子，他所喜歡的是他的小老婆（鄭貴妃）生的兒子福王（以后封在河南洛陽）， 所以他就遲遲不立太子。有些大臣就叫起來了，他們認為國家的根本很重要，也就是說第二代的皇帝很重要，應該早立太子。凡是提議立太子的，萬歷就不高興，他說：我還活著，你們忙什么！這樣，有人主張早立太子，有人反對立太子，爭吵起來了，這就叫“國本之爭”。
跟著又發生了一個案子叫“梃擊案”。有一天早晨，突然有一個人跑到宮里來見人就打，一直打到萬歷的大兒子那里去了。當然，這個人馬上被逮住了。可是這里發生了一個問題，是誰叫他到宮里來打萬歷的大兒子的？當時有人懷疑是鄭貴妃指使的。這是宮廷問題，卻成了當時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引起了爭吵，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大吵特吵。
萬歷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死了。他的大兒子繼位不到一個月又死了，怎么死的呢？搞不清楚。據說他在病的時候，有一個醫生給他紅丸藥吃，吃了以后就死了。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這個皇帝是不是被毒死的？是誰把他毒死的？因此又發生了所謂“紅丸案”，各個集團之間又爭吵起來了。
正在爭吵的時候，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只做了個把月的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兒子繼位，還沒成年。這個短命皇帝有個妃子李選侍，她住在正宮里不肯搬出來。她有政治野心：想趁這個小孩兒做皇帝的機會把持朝政。這樣，又發生了爭論，有一些人出來罵她： 你這個妃子怎么能霸著正宮？逼著她搬出去了。這個案件叫“移宮案”。京戲里有一出戲叫《二進宮》，就是反映這件事的，不過把時代改變了，把孫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梃擊”“紅丸”“移宮”是當時三大案件，成為當時爭論最激烈的事件。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上出現了什么現象呢？每一件事情出來，這批人這種主張，那批人那種主張，爭論不休，整天給皇帝寫報告。到底誰對誰錯？從現在來看，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一般地說，道理在東林黨方面。東林黨的道理多，非東林黨的道理少。但是，東林黨是不是完全對呢？在某些問題上也不完全對。這樣爭來爭去，爭不出個是非來，結果只有爭論，缺乏行動，許多政治上該辦的事沒人去管了。后來造成這種現象：某些正派的官員提出他的主張，這個主張一提出來，馬上就有一批人來攻擊他，他就不能辦事，只好請求辭職。皇帝不知道這個人對不對，不做處理，把事情壓下來。這個官既不能辦事，辭職也辭不成，怎么辦？干脆自己回家。他回家以后政府也不管，結果這個官就空著沒人做。到萬歷后期政治紀律松懈到這樣的地步：哪個官受了攻擊就把官丟了回家，以至六部的很多部長都沒人做了。萬歷皇帝到晚年根本不接見臣下，差不多一二十年不跟大臣見面， 把自己關在宮廷里，什么事情也不管，大臣們有什么事情要跟他商量也見不著。政治腐化，紀律松懈，很多重要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卻專搞無原則的糾紛。大是大非沒人管了，成天糾纏在一些枝節問題上。
這種無休止的爭吵影響到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發展。譬如日本侵略朝鮮，中國到底應不應該援助朝鮮，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爭論。后來還是派兵去支援了朝鮮，第一個時期打了勝仗，收復了平壤。后來又派兵去，由于麻痹大意，打了敗仗。打了敗仗以后，政府里又發生爭論了，主和派覺得和日本打仗沒有必要，支援朝鮮意義不大，不如放棄軍事辦法，轉而采取政治辦法來解決問題。他們主張把豐臣秀吉封為日本國王，并答應和他做買賣。歷史上封王叫作朝，做買賣叫作貢，所謂朝貢，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你帶些物資來賣給我，我給你一些物資做交換。在這種情況下，明朝政府只好一面按照主戰派的主張，繼續派兵援助朝鮮；一面派人暗中往來日本進行和議。后來明軍與朝鮮軍大敗日本侵略軍，日本愿和了。明朝政府便按照主和派撤兵議和的主張，允許議和。并派人到日本去辦外交，封豐臣秀吉為國王。但日本國內本來已經有天皇，因此豐臣秀吉不接受王位，而且提出了很強硬的條件。結果外交失敗了，日軍重新侵略朝鮮。明朝政府只好再次出兵，最后打敗了日軍。由于追究外交失敗的責任，又引起了爭論。
這種影響在“封疆案”的問題上表現得更加明顯。萬歷死后，東林黨在政府做官的人越來越多了。這時北京有一個“首善書院”（在北京宣武門內），在這里講學的也是東林黨人。這些人在政治上提出意見時，非東林黨人就起來攻擊，要封閉這個書院。東林黨人當然反對封閉，這樣吵了二三十年。這個爭論最后演變成什么局面呢？當時萬歷皇帝的孫子熹宗（年號天啟，是崇禎皇帝的哥哥）很年輕、不懂事、光貪玩，他寵信太監魏忠賢，軍事、政治各個方面都是太監當家， 一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由于在魏忠賢門下奔走而當了官。凡是屬于魏忠賢這一派的，歷史上稱為“閹黨”。閹黨里面沒有什么正派人， 東林黨是反對閹黨的。因此，黨爭發展到這個時候，就變成了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宦官的斗爭，這個斗爭影響到東北的軍事形勢。在萬歷以前，東北的建州女真已經壯大起來了，不斷進攻遼東，占領了許多城市。到天啟時代，明朝防御建州女真的軍事將領熊廷弼提出一系列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張，他認為跟建州女真進行軍事斗爭時，明朝軍隊不能退回到山海關以內，而應該在山海關以東建立軍事據點。當時前方的另一個軍事將領叫王化貞，他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認為只能依靠山海關來據守。熊廷弼雖然是統帥，地位比王化貞高，但是沒有軍事實權，而王化貞得到了魏忠賢的支持。這樣，熊廷弼的正確意見因為得不到支持而不能貫徹，結果打了敗仗，王化貞跑回來了，熊廷弼也跑回來了，山海關以東的很多地方都丟了。北京震動，面臨著很嚴重的軍事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又發生了有關“封疆案”的爭論。當時追究這次失敗的責任，到底是熊廷弼的責任，還是王化貞的責任？從當時的具體軍事形勢來看，熊廷弼是正確的，但他沒有軍隊來支持。王化貞有十幾萬軍隊，堅持錯誤的主張，因此王化貞應該負責。但是因為熊廷弼得罪了很多人，結果把這個責任推到他身上，把他殺了。很顯然，這樣的爭論和處理大大地影響了前方的軍事形勢。
“封疆案”以后，跟著就是魏忠賢對東林黨人的屠殺。因為一些在朝的東林黨人認為魏忠賢這樣胡搞不行，就向皇帝寫信控告他的罪惡。當時有楊漣等人列舉了他的二十四條罪狀，這些東林黨人的行為得到了其他官員的支持。這樣，東林黨和閹黨就面對面地斗爭起來。由于魏忠賢軍權在握，又指揮了特務，而東林黨人缺乏這兩樣武器， 結果大批的東林黨人被殺，當時被殺的有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繆昌期等。其中，周順昌在蘇州很有聲望，當特務逮捕他的時候，蘇州的老百姓起來保護他。最后這次人民的斗爭還是失敗了，人民吃了苦頭，周順昌被帶到北京殺害了。
熹宗死了以后，明朝最后的一個皇帝——崇禎皇帝比他哥哥清楚一點，他把魏忠賢這伙人收拾了，把一些閹黨分子都殺了（魏忠賢是自己上吊死的）。但是，這場斗爭是不是停止了呢？沒有停止，東林黨人跟魏忠賢的余孽在崇禎十七年（1644）的時候還在繼續斗爭。崇禎五年（1632），一些東林黨人的后代跟與東林黨有關系的地方上的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團體，叫作“復社”，以后又有“幾社”，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參加。表面上他們是以文會友，寫文章、寫詩，是學術研究組織，實際上有政治內容。大家可能看過《桃花扇》這出戲，這出戲里的侯朝宗、陳貞慧、吳應箕、冒辟疆四公子都是復社里面的人。當時李自成已經占領了北京，崇禎上吊死了。這個消息傳到了南方，沒有皇帝怎么辦？這時一些閹黨人物就想擁小福王（由崧）來做皇帝。原來萬歷把最喜歡的那個兒子福王（常洵）封在河南洛陽，這是老福王。這個人很壞，在他封到洛陽時，萬歷給他四萬頃土地，河南的土地不夠，還把鄰省的土地也給他，老百姓都恨透了。李自成進入洛陽以后，把老福王殺掉了，小福王由崧（這也不是個好東西）逃到南京。
當時在南京掌握軍事實權的是過去和魏忠賢有關系的閹黨人物馬士英，替他出主意的也是一個閹黨分子，叫阮大鋮，他們把小福王抓到手中，把他捧出來做皇帝。可是政府里面另外一批比較正派的人，像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等主張立潞王（常淓）做皇帝，這個人比較明白清楚。但馬士英他們先走了一步，硬把福王捧出來做了皇帝。這樣，在南京小朝廷里又發生了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因為馬士英和阮大鋮是當權的，史可法被排擠出去，去鎮守揚州。在清軍南下的時候，史可法堅決抵抗，在揚州犧牲了。馬士英和阮大鋮在南京搞得不像樣，清軍一步步逼近南京。這時候小福王在做什么呢？在跟阮大鋮排戲。也就在這個時候，上面說的四公子就起來反對阮大鋮，他們出布告，揭露阮大鋮過去是魏忠賢的干兒子，名譽很不好，做了很多壞事，不能讓他在政府里當權，號召大家起來反對他。南京國子監的學生也支持他們的主張，這樣就形成一個學生運動。侯朝宗這些人雖然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他們根本沒有實力，而馬士英、阮大鋮有軍事力量。結果有的人被逮捕了，有的人跑掉了。不久之后，清軍占領南京，小福王的政權也被消滅了。
黨爭從1594 年開始，一直到1645 年，始終沒有停止過。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都爭論不休。這種爭論是什么性質的呢？這是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后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由于東林黨的主張在某些方面是有利于當時的生產的發展的，因此他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是反過來說，所有的東林黨人都反對農民起義，這是他們的階級本質決定的。譬如史可法這個歷史人物，從他最后這段歷史來說是應該肯定的。那時候，清軍南下包圍揚州，他的軍事力量很薄弱，也得不到南京的支持，孤軍據守揚州，但他寧肯犧牲不肯投降。這是有民族氣節的人，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有骨氣。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史可法就是這種有骨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以前的歷史就不好追究了，他以前干什么呢？鎮壓農民起義。在階級斗爭極為尖銳的時候，這些人的階級立場是極為清楚的，反對農民起義，鎮壓農民起義。即使在他抗拒清軍南下的時候，還要反對農民起義。有沒有同情農民起義呢？沒有，不可能要求統治者來同情被統治者的反抗。
對于這樣一段黨爭的歷史，要具體分析，具體研究。黨爭跟明朝的政治制度有關系。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1380）取消了宰相，取消了中書省，搞了幾個機要秘書到內廷來辦事情。到明成祖時搞了個內閣，這是個政府機構。內閣的權力越來越大，代替了過去的宰相，雖然沒有宰相之名，但是有宰相之實。至于給皇帝個人辦事的有秘書， 就是在宮廷里面設立一個機構，叫作“司禮監”。這是一個內廷機構， 不是政府機構。司禮監有一個秉筆太監，皇帝要看什么政府報告，讓秉筆太監先看；皇帝要下什么書面指示，也讓秉筆太監起稿。皇帝年紀大一些、知識多一些的，還能辨別是非，是不是同意，他自己有主見。可是一些年輕的皇帝就搞不清楚，結果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就操縱政治，掌握了政權。因為用人和行政的權力都給了司禮監，結果形成了明朝后期的太監獨裁。在明朝歷史上有很多壞太監，像明英宗時代的王振，明武宗時代的劉瑾，天啟時代的魏忠賢等。太監掌權的結果，就造成了政府與內廷之爭，也就是統治階級內部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與太監爭奪政權的斗爭。明朝后期五十年的東林黨之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進行的。
隨著太監權力的擴大，不但中央被他們控制了，地方也被他們控制了。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地方上設有三司（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是各自獨立的，都受皇帝的直接指揮。到了永樂時代，當一個地區發生了軍事行動，像農民起義或其他的群眾斗爭爆發的時候，這三個司往往意見不統一，各管各的。結果只好由中央政府派官員去管理這個地方的事，這個官叫巡撫。巡撫是政府官員，常常是由國防部副部長即兵部侍郎擔任。巡撫出去巡視各個地方， 事情完了就回來。可是由于到處發生農民戰爭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爭，這個官去了以后就回不來了，逐漸變成一個地方的常駐官了。因為巡撫是中央派去的，所以他的地位在三司之上。過去三司使是地方上最大的官，現在三司使上面又加了一個巡撫。但這能不能解決問題呢？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為什么呢？因為巡撫只能指揮這一個地區的軍事行動，比如浙江的巡撫就只能管浙江這一個地方。可是遇到軍事行動牽涉到幾個省的時候，這個巡撫就不能管了。于是又派比巡撫更高的官，即派國防部長——兵部尚書出去做總督，總督管幾個省或一個大省。有了總督之后，巡撫就變成第二等官了，三司的地位則更低了。可是到了明朝后期，總督也管不了事。為什么呢？因為戰爭擴大了，農民戰爭和遼東的戰爭往往牽涉到五六個省。五六個省就往往有五六個總督，誰也管不了誰。結果只好派大學士出去做督師，總督也歸他管，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朝為了鎮壓各地人民的反抗，就派軍官到各地去鎮守，叫作總兵官，也就是總指揮。統治者對總兵官不放心，怕他搞鬼，因此總是派一個太監去監督，叫作監軍。哪個地方有總兵官，哪個地方就有監軍。監軍可以直接向皇帝寫報告，因為他是皇帝直接派出去的。因此，不但總兵官要聽他的話，就是像巡撫這一類的地方官也要聽他的話。這樣，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都是太監當家的局面，明朝的政治變成太監的政治了。此外，明朝的皇帝貪圖享受，為了滿足自己生活上的欲望，哪個地方收稅多就派一個太監去，哪個地方有礦藏也派一個太監去，叫作“稅使”“礦使”。全國的主要礦區，東北起遼東，西南到云南，以及武漢、蘇州等大城市都有稅使、礦使搜刮民脂民膏。這些太監很不講道理，他們的任務就是弄錢。他們根本不懂得什么礦，更不懂得怎么開采，卻要開礦。只要聽說這個地方有金礦就要開，而且規定要在這里開三百兩、五百兩。如果開不出來怎么辦？就要這個地方的老百姓來賠。老百姓要反抗，他就說你的房子下面有礦，把房子拆了開礦。收稅也很厲害。蘇州有很多機戶，紡織工人數量很大，他們要加稅，每一張織機要加多少錢。老百姓交不起就請愿。請愿也不行，結果就起來反抗，把太監打死，形成市民暴動。蘇州市民暴動出了一個英雄人物，叫作葛賢。這個人后來被殺了。因為明朝政府要屠殺參加暴動的市民，他挺身出來頂住了。不僅在蘇州，在武漢、遼寧、云南各個地方都發生了市民暴動。有的地方把太監趕跑了，有的地方把太監下面的人逮住殺了。市民暴動是明朝后期歷史的一個特征。人民的生活日益困難，不但農民活不下去，城市工商業者也活不下去了，他們便起來反對暴政。
因此，當時一些比較有見解的政治家，就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些主張，譬如大家知道的海瑞就是這樣。他提出了什么主張呢？他做蘇州巡撫，管理江蘇全省和安徽一部分。這個地區的土地情況怎樣呢？前面說到明朝初年土地比較分散，階級斗爭比較緩和。可是一百多年以后，情況改變了，土地全部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而且越來越集中。就在海瑞所管轄的地區松江府，出了一個宰相叫徐階，他就是一個大地主，家里有二十萬畝土地。土地都被大地主占有，農民沒有土地，只能逃亡。土地過分集中的結果，使農民活不下去，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海瑞看出了毛病，他想緩和這種情況。當然，他不能也不知道采取革命的手段。他采取什么辦法呢？他認為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要使人民不去搞武裝斗爭反對政府，就必須使這些窮人有土地可種。
土地從哪里來呢？土地都在大地主手里，而大地主所以取得這些土地， 主要的手段是非法的強占。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政治措施：要求他管轄地區內的大地主階級，凡是強占的土地一律退還給老百姓，使老百姓多多少少有一些土地可以耕種，能夠活下去，這樣來緩和階級矛盾。他堅決主張這種做法。這樣一來，大地主階級就聯合起來反對他，結果這個蘇州巡撫只做了半年多就被大地主階級趕跑了。海瑞的辦法能不能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當然不能。把大地主階級強占的一部分土地歸還給老百姓能不能稍微緩和一下階級矛盾呢？可以緩和一下，可是辦不到，因為地主階級不肯放棄他們已經到手的東西，海瑞是非失敗不可的。類似海瑞這樣的政治家當時還有沒有呢？有的。他們也感到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嚴重性，認為這個政權維持不下去。但是能不能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呢？誰也沒有辦法。不但統治階級，就連農民起義的領袖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來。
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結果，最后形成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崇禎時代，各地方的農民都起來斗爭，最后形成兩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一支以李自成為首，一支以張獻忠為首。他們有沒有明確地提出解決階級矛盾的辦法呢？也沒有。李自成后期曾經提出“迎闖王，不納糧” 的口號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結果他的隊伍一下子就發展到一百多萬， 農民、小手工業者、城市貧民都跟著他走，但是不納糧也不能解決問題。現在有一個材料，就是山東有一個縣，李自成曾經統治過那個地方，當時有人主張分田給百姓。分了沒有呢？沒有分。他提不出明確的辦法，不但提不出消滅地主階級的根本方針，甚至連孫中山那樣的“平均地權”的辦法也提不出。所以消滅封建剝削，消滅地主階級這個根本問題，在古代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不能解決。不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官僚提不出解決辦法，就是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農民起義領袖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這個問題只有在我們這個時代才能解決。我們研究過去的農民革命、農民起義時，不能把我們今天的思想意識強加于古人。我們這個時代能辦到的事，不能希望古人也能辦到，否則就是非歷史主義的觀點。目前史學界在有些問題上存在一些偏向，總希望把農民起義的領袖說得好一些，說得完滿一些，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所理解的東西加在古人身上，這是不科學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們只能根據歷史事實來理解、來解釋、來研究和總結歷史，而不可以采取別的辦法。
附帶講一個小問題。前面提到巡按御史，到底巡按御史是個什么官？我們經常看京戲，很多京戲里都有這么一個官。所謂八府巡按， 威風的很。他是干什么的呢？我們前面講過御史，就是十三道御史， 是按照行政區劃設置的，每一道御史的職務就是監察他這個地區的官吏和政務。同時，中央有一個機構叫都察院。都察院的官吏叫左、右都御史，左、右都御史下面是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下面是左、右僉都御史，再下面就是御史和巡按御史，巡按御史是由都察院派出去檢查地方工作的。凡是地方官有違法失職的，他們有權提出意見來。他們還可以監察司法工作，有的案子判的不正確，他們可以提出意見。老百姓申冤的，地方官那里不能解決問題，可以到巡按御史這里來告。這就是戲上八府巡按的來源。御史的官位大不大呢？不大，只是七品官，當時縣官也是七品官。知識分子考上進士以后，有一批人就分配做御史。御史管的事情很少，可是在地方上有很高的職權。為什么呢？因為他代表中央，代表都察院，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建立這樣一種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想通過巡按御史的監察工作，來緩和當時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解決一些問題。貪官污吏，提出來把他罷免；冤枉的案子幫助平反。于是老百姓對這樣的官員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幫助自己申冤。這種愿望，在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反映。雖然這些人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并沒有解決什么問題，但是一些文學家、藝術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創作了許多這類題材的作品， 特別是明清兩代有很多劇本是反映這個思想的。這些作品大體上有這樣一些共同的內容：一類是描寫老百姓受了冤枉，被大地主、大官僚陷害，被關起來或者判處了死刑，最后一個巡按給他翻了案。或者是描寫皇莊的莊頭作威作福，不但莊田范圍以內的佃農，就是莊田附近的老百姓也受他們的欺侮。姑娘被搶走了，家里面的東西被搶走了， 后來遇上俠客打抱不平，或者清官出來把問題解決了。在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有不少的小說、劇本是描寫這些惡霸、莊頭的殘暴行為的， 這是一類。另一類作品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當時的知識分子無非是通過考試中秀才、舉人、進士。中了進士干什么呢？當巡按御史。因此有很多作品是這樣的題材：一位公子遇難，在后花園里遇到一位小姐，小姐贈送他一些銀子。以后上北京考上了進士，當上了八府巡按，最后夫妻團圓。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大體上有這幾方面的題材，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政治生活、階級斗爭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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