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為王小波雜文隨筆作品精選集。其中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對日常生活、社會現象的評點，以及創作文論與少量書評。書中內容涉及廣泛，有社會道德倫理、科學與邪道、女權主義、性問題，等等。本書完整地表現出王小波的良知、智慧和文明教養，閃耀著理性的光芒。文章深刻、聰明、懇切、有趣，提供了人們本該具有、卻又因種種原因忘卻了的本能，比如獨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不僅喚醒了時代下許多沉默的知識分子，更使得許多普通人重新審視自己的位置。
李銀河獨家授權、推薦珍藏版本，“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者”王小波精選集，收錄王小波書信、隨筆、小說代表作一百余萬字。
王小波（1952.5―1997.4）
當代著名小說家、思想家，當過知青、民辦教師、工人、理科學生，后于美國匹茲堡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1988年回國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1992年成為自由撰稿人。1995年以中篇小說《黃金時代》成名，作品被廣泛閱讀，經久不衰。
自序
積極的結論
思維的樂趣
我看國學
東西方快樂觀區別之我見
迷信與邪門書
智慧與國學
拒絕恭維
關于崇高
謙卑學習班
沉默的大多數
對待知識的態度
荷蘭牧場與父老鄉親
體驗生活
我怎樣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椰子樹與平等
優越感種種
誠實與浮囂
洋鬼子與辜鴻銘
百姓洋人官
極端體驗
一只特立獨行的豬
有關“錯誤的故事”
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
思想和害臊
有關天圓地方
科學的美好
皇帝做習題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肚子里的戰爭
高考經歷
人性的逆轉
理想國與哲人王
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
盛裝舞步
科學與邪道
有與無
虛偽與毫不利己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
論戰與道德
道德保守主義及其他
跳出手掌心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
知識分子的不幸
我看文化熱
救世情結與白日夢
“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
文化之爭
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私人生活》與女性文學
從《赤彤丹朱》想到的
不新的《萬歷十五年》
《代價論》、烏托邦與圣賢
王朔的作品
掩卷：《魚王》讀后
蕭伯納的《巴巴拉少校》
沉默的大多數
一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里，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么都不說，到了私下里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么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么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歷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后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臺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么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作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后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憶錄，并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后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里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里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里之間起了紛爭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里吐痰。順便說一句，前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為像肖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著夾鼻眼鏡，留著山羊胡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胡子，探著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肖斯塔科維奇長得什么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他是這個樣子，然后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為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范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后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里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志，“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后他會用什么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里的氣放掉。干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胎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面就說這么多，因為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面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了解，紅箍還不大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為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肖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我為什么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熏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面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里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裝了一臺小鼓風機，嗡嗡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殼郎。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釬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只有六歲，以后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里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后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于我饑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饑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后面一坐下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后面有橡皮頭。我從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桿以后，軟糟糟的沒什么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于把整支鉛筆吃得只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饑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于一個神圣的時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沖上陽臺，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么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職責。對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么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歷、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二
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但不管怎么說吧，人來到世間，仿佛是來游泳的，遲早要跳進去。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不管怎么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么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并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只有聽人說話的份兒。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并不是我們發明出來，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在這方面我們毫無責任。只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么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里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當年我就這么想，現在我也這么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看完以后，心里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就想象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么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于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
三
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里。有一天，我從校外回來，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作“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文化大革命”里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至于隊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么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攔住，他們就從側面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里的孩子相當地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地老實。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么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癥。
有關癔癥，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只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不管哪一種，心里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隊時，村里有幾個婦女有癔癥，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貍，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奸犯）吵吵鬧鬧，以狐貍的名義要求吃肉。但肉割來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貍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于“文化大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癥，大家鬧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當然，這要把世界陰的一面考慮在內。只考慮陽的一面，結論就只能是：當年大家胡打亂鬧，確實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里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癥。后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兇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這一大伙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作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里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根據一種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學生嘴里，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躁，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于交代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總之，此君現在只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緊咬，并且感覺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塊咸咸的東西。
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局，因為天晚了，回家太晚會有麻煩。但我的確關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這件事的結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后，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會怎么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么說，人性尚存。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分吞下去。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慮。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你可以說，這些東西還不夠，但這些東西是好的，雖然學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廣。
我把一個咬人的大學生稱為人性的教師，肯定要把一些人氣得發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個脾氣暴躁、動輒使用牙齒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別人的肉體，這一課看起來更有力量。再說，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階段里，人也不可能學到更好的東西了。
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里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于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面，還有陰的一面。后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我的親身經歷就可證明：有一次農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只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院。
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里寬，因為它已經泛濫得連岸都找不著了。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因為有這些表現，我以為我們并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村不回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沉默的教誨。
四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歷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么，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后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干部，學生干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愿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愿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里常常犯著貧乏癥。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當知青。除了穿著比較干凈、皮膚比較白皙之外，當地人怎么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臺面上的人，必須用臺面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并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后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沓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后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里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干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于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絕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來我們回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只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只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里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只是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過了很多年：插隊，當工人，當大學生，后來又在大學里任過教。當教師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術性的課程，在講臺上只講技術性的話，下了課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當然，我還有一個終生愛好，就是寫小說。但是寫好了不拿去發表，同樣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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