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三峽的曲折動蕩，是中國人的驕傲，也是中國自然史上的潮信地帶。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二千年一遇的“社會文化大轉型”的序幕。在史學大家唐德剛的慧眼中，“人文史觀”一如“自然史觀”，1840年的一場戰役不僅掀起了中國社會政治形態的大變革，也使歷史潮流中的長河，尤需歷時百年的詭譎動蕩，方能進入壯闊的太平洋。唐德剛交融三峽史觀與人文探索于本書，成就一部客觀而深入的中國近代史書。
1. 中國現代史**豐富的寶庫，海內外史學界公認的“民國史長城”——臺灣《傳記文學》雜志珍藏內容大陸首度完整呈現！
第一輯《從晚清到民國》《再見大師》《民國三大校長》《我們的朋友胡適之》重磅上市！
2. 《晚清七十年》當年引得無數贊譽！塵封十年，重裝再現，無數史學愛好者的福音！
3. 唐德剛“歷史三峽論”集大成之作，中國近代史必讀之書！
“歷史是條長河，永遠向前流動。在歷史的潮流里，轉型期是個瓶頸，是個三峽。近一個半世紀中國變亂的性質，就是兩千年一遇的“社會文化大轉型”現象，其間死人如麻，痛苦至極。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從此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
晚清七十年，折射出中國社會轉型之困境，我們為何如此之曲折？中國能否如唐德剛所言，在本世紀中期完成社會文化大轉型？
自序
唐德剛
這部拙著的底稿，原是作者用英文寫的《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導論篇”，而這本至今未全部殺青的《中國近代史》，又曾與一家美國出版商訂有出版合約。而這部英文原稿的底稿，則又是作者在海外教授中國近現代史和當代史的英文講義的累積。由于中國近現代史是千變萬化的，而近現代新史料之出現，更是日新月異的，因此作者用在課室中的“講義”，每學年，甚至每學期都有增刪。這種不斷的增刪和改正，自然也就影響了那部未完成的近代史的原稿，使它永遠無法發展成一部足讓作者自己感覺到滿意的定稿，從而同意讓其出版。歲月催人，一轉眼數十年過去了，加以近十余年來，海峽兩岸都在“改革開放”，新史料和新史書之出現，簡直有如白浪滔天，使人目不暇接，治絲益棼，因而作者這部老史稿，也就益發無“改革開放”之時了。
近年來因為退休多暇，在史學出版界的朋友們，尤其是臺灣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先生長期不斷的鼓勵和追索之下，筆者始則勉強應命，從《胡適口述自傳》的譯注寫起。由于一般讀者在正反兩面的反應，皆甚為熱烈，筆者也就亦步亦趨地附驥于紹唐兄的《傳記文學》，寫起中國近現代史方面的文章來了。始則勉強翻譯點英文舊稿，以應主編組稿之雅囑；后來由于很多讀者的不斷鼓勵，筆者亦自覺，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個人治史數十年，亦不能說一無所得而自暴自棄。對不斷鼓勵我的讀者和編者，尤有道義責任，不應過分藏拙，更不應輕率下筆。記得胡適老師曾諄諄告誡我輩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又說文人之筆和武人之槍，是一樣厲害，不可輕用。筆者不學，在個人拙作中，雖因時躋電腦時代，檢索日益方便，而不愿再循繁瑣史學之舊轍，然無征不信之史學清規，則絕不敢逾越也。至于褒貶古人，月旦時賢，雖每以輕松語調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語輕而義重，亦未敢妄下雌黃也。古史先哲太史公有自勖之言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一家何敢？然歷經憂患，久謫異域，隔洋觀變，對祖國興衰，能無管窺之見？知我罪我，固由賢明讀者明察之也。
本編中泰半拙作，都曾由《傳記文學》首刊之，承劉社長盛情特許，再經臺北“遠流出版社”主編游奇惠、責任編輯陳穗錚兩女士，經年累月，集結成書。復由該社王榮文社長之特許，經臺北陳宏正先生與北京大學歐陽哲生教授之鼎力推動，始由長沙岳麓書社發行此大陸版。兩岸勝友如云，隆情高誼，銘感五衷也。
“導論篇”中，尚有“湘淮兩軍志”附錄及“史料與史學（附圖表）”各一本，尚在編纂中。由于海峽兩岸出版法略有出入，臺灣版與大陸版亦稍有異同，賢明讀者諒之為感。
【1999年8月25日于紐約市郊區北林寓廬】
唐德剛（1920—2009），安徽合肥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后任職于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著有《袁氏當國》《段祺瑞政權》《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五十年代的塵埃》《戰爭與愛情》等，作品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1 ／ 自序
001 ／ 第一章?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論帝國主義與晚清外患 ／002
023 ／ 第二章?太平天國
一、論晚清周期性內亂與洪楊悲劇 ／024
二、太平開國故事再檢討 ／034
三、預言書中的洪、楊 ／051
四、“四不像”的洪楊割據 ／056
五、兩次“長征”，兩番“寸磔” ／076
089 ／ 第三章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
一、甲午戰爭百年祭 ／090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頤和園 ／108
三、為黃海血戰平反 ／128
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變法 ／ 149
五、解剖康有為 ／ 156
六、“新學偽經”和“托古改制” ／ 166
七、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 174
八、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 190
205 ／ 第四章 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一、傳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議 ／ 206
二、 列強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竊政?群運出軌 ／ 226
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始末 ／ 248
四、不堪一擊的拳民與七國雜牌軍 265
五、“門戶開放”取代“列國瓜分” ／ 279
305 ／ 第五章 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
一、從中原世族到朝鮮監國 ／ 306
二、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 323
三、卷入三大危機、一項運動 ／ 336
四、細說辛亥革命 ／ 352
五、同盟會是個革命大拼盤 ／ 364
六、 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 375
第二章 太平天國
一、論晚清周期性內亂與洪楊悲劇
從中國傳統史學（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鑒》）的觀點來看，清朝268年實在是中國史上**值得稱頌的一個朝代。
論武功，它開疆拓土、四向擴張，幅員之廣闊在中華民族史上是沒有前例的。乾隆時代東南亞“香料群島”一帶（今印尼東端）有些小國如蘇祿（Sulu）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海盜嚇慘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內附”做藩屬，乾隆爺還下詔以“險遠不許”呢！這與西方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作風，如何能比？
論文治，則清初康雍乾三朝130余年（1662—1795）的國泰民安，制度上軌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無斯盛”！——清朝也是我國歷史上（包括國共兩黨的政府在內），**沒有全國性“徭役制”（corvée或forced labor）的一個朝代（見《皇清通考》）。若論政府對人民的剝削，清朝實在是**少的啊！
論經濟，康雍乾三朝，人丁劇增、民豐物阜也不在同時的歐洲之下。縱遲至鴉片戰爭（1839—1842）前夕，我們的一個資本家浩官伍敦元（1769—1843，廣州十三行主東之一），他個人的財富，據美商估計也比與他同時**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壟斷貿易的美國財閥約翰?亞斯特 （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可能還要富上好幾倍。
［附注］亞斯特財團也是紐約市**早、**大、**豪華的“華爾道夫大飯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擁有者。李鴻章于1896年訪問紐約時，即下榻該飯店。亞斯特本人也是靠對華皮貨貿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說說學術文化吧！中國那時更是獨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國革命時期在北京開館修《四庫全書》。這一部被他陛下一“毀”再“毀”的叢書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還大于當時全世界其他各國現存書籍之總和！舉一反三，其他的成就，就不用多說了。
所以我國帝制時代**后一朝的清朝，實在是不可小視的。可是近百年來它卻為中外史學家糟蹋得不成個樣子，實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時至晚清，改朝換代的周期已屆。國之將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癱瘓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內憂外患，一時俱來。大風吹倒前朝樹，我們歷史上的**后一朝也就逐漸沉入歷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前文曾略敘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談談晚清帶有濃厚周期性的內憂。
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內亂
在我國冗長的歷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發的；而“內亂”則多為歷史的“必然”。蓋我國傳統的外患多半來自邊疆少數民族。邊疆少數民族之能否問鼎中原，則決定于兩種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無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國有否給它問鼎的機會。二者的湊合是難得的，也是偶然的。這一難得與偶然事實上也適用于現代西方帝國主義之入侵。
至于內亂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復始的必然性了，而這個必然性，也往往是有遠見的政治家、歷史家，甚至陰陽家、術數家，都可以預測的、逆料的。
［附注］陰陽學、術數學不是中國和印度所專有的“迷信”。它在猶太、古希臘和伊斯蘭等文明里都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它在當今世界上的信徒顯然包括絕大多數臺港的資本家和大陸上的高低干部。我國近代史上所有的軍閥、政客，幾可說無人不信。美國前總統雷根 和他的夫人南茜 篤信之誠，尤其是世界聞名的。今日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 ，居然也可以“通靈”。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象。
“術數學”在西方文明里叫作numerology。這項學術在中國始自《易經》，在西方則為古希臘哲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前580—前507）所倡導，是一種“非科學的科學”。其實“科學”（science），從亞里斯多德 到楊振寧、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類智慧中發掘出來的知識之一環。它如今已變成一種“超發展”（overdeveloped）的學問，在“現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簡直是罷黜百家、獨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將來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現代階段”（The Post-Modern Era）里，那些“低發展的知識”（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學的科學”（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過搞學問不應太自我設限就是了。
其實我們對清末國勢的解釋，還是以陰陽家的“氣數已盡”四字**為切當。“氣”者，朝氣也、暮氣也、死氣也……中醫所謂“精、氣、神”是也。清朝末年，可說三者皆死。
“數”者，數據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學”的甲子、乙丑不談，其他的“科學數據”如人口過剩、民窮財盡、民不畏死等各項統計，都注定清王朝非滅亡不可。
甚至就以當朝統治者找“接班人”的**數據來說吧！康熙皇帝統治了61年，死后還有18名皇子——18個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卻連一個兒子也生不出來了。咸豐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個**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個兒子，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們或許要問：皇帝生不生兒子，還要麻煩“現代”史學家們叨叨不休嗎？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兒子太重要了嘛！我國春秋戰國時代，列強之間訂立國際條約都要把“毋易樹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兒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兒子來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兒子做接班人），“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等家庭小事寫入“國際公法”，以維持“世界和平”。
因為在那個“一家統治一國”“國家強于社會”的時代中，在一個具有關鍵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會影響“國際和平”，引起“世界大戰”的。其實當代中國還不是如此？！
筆者走筆至此，不免想起我國近代大思想家梁啟超先生來。梁氏在他的《新民叢報》上詆毀我們舉世無雙的“二十四史”說，我國諸史非史也，“帝王家譜”也。梁氏著書于“西學”初來之時，日譯西書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點西學皮毛便罵起祖宗來了。殊不知在那個時代，“帝王家譜”的重要性遠大于“歷史”啊！所謂“正史”者，其內容原是以“帝王家譜”一門**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先圣先賢不是早有明訓？！
做皇帝、大**者，要日理萬機，明察秋毫。那項繁重工作，豈是一個精氣神皆孱，連個兒子也生不出的像溥儀先生那樣的人，所能勝任的？
總而言之，時至晚清，我國改朝換代的周期已屆，大清氣數已盡，不是出幾個像李鴻章一類的人物，搞兩下什么“中興”就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我國歷史上這個周期一到，就要出現黃巢、張獻忠一類的煞星。結果赤地萬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華文化遺產，玉石俱焚……**后才能海晏河清，再產生一個新的朝代來。
這種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痛苦，已經是夠大的了。到20世紀，我們要把中古的中國改變成西式的現代國家，那就要克服這種周期性的變亂。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說來，清朝沒落的周期，蓋始于乾隆之末、嘉慶之初。在我國古代，這個周期開始時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盜匪橫行——用個現代化的名詞，那便叫作“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之初，類多為零星土匪，在鄉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時，他們就漸漸地彼此并吞裹脅，變為股匪了。發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識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劉邦、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都是農民暴動領袖中的佼佼者。他們利用農民的方式雖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則基本相同。——這也是我們中華農業大帝國傳統之內，政治上新陳代謝過程的特有現象，其他文明中是沒有的。
筆者這一輩在農村中生長的中國人，有許多便有目擊甚或參與這種傳統農民暴動的親身經驗。這種經驗在今后的中國是不會再有了，因為那是中央集權的“農業大帝國”的特有現象。農業大帝國在中國歷史上不會再出現了，這一農民暴動的現象也就不會再有了。
晚清農村發生嚴重的造反現象，蓋始于乾嘉之際的白蓮教之亂。這種清史上所謂的“教匪”，便是失意知識分子利用宗教迷信，煽動貧苦絕望的農民聯合造反的，很標準的“農民大起義”。
廣東洪秀全何以在廣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個時代，便是傳統中國歷史上產生陳勝、吳廣、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的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里，上面政府的統治大機器已徹底銹爛，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會也百病叢生——黑死病等都一時俱來。病入膏肓，醫藥罔效，人死病斷根，那就要改朝換代了。
在傳統中國農業經濟體制下，8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而農民中之絕大多數又是些終年難得一飽的貧下中農。當他們在這種“上下交征”的殘酷環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時，他們就要鋌而走險，集體暴動了。在農民暴動蓄勢待發之時，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兒子下凡“除妖”，這位小上帝——“天兄耶穌之弟”的“洪先生”，和這些農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
洪秀全本是廣東花縣人，他為什么要舍近求遠，跑到鄰省廣西去造反呢？這就是因為在那個造反有理的前提之下，廣西的造反條件實遠優于廣東。
廣西在今日行政區劃中已經不是個“省”，它被劃為“壯族自治區”。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大的一族，有1000萬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瑤、彝、黎等，種族繁多。其實這些少數民族事實上只是“中華民族大熔爐”（The Chin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據熔化的程度，他們且有“生”“熟”之分。筆者在抗戰期間讀中學，曾隨校遷入這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那時我們所接觸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別。**熟的“熟苗”那就與我們所謂“漢族”毫無分別。他們的子女也就進入我校讀書。可是我們如與“生苗”往還，那就要帶“通事”（翻譯）了。
清末的廣西當然比抗戰期間的大西南更為復雜。全省漢番雜處，生熟兼備。而漢人之間亦有土居漢人（早年南遷者）與“客家”（后來的北方移民）之別。其情形蓋亦如臺灣今日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吧！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劣根性在作祟，這兩幫“漢人”之間的摩擦，原是沒止沒盡的，至于漢番之爭，乃至少數民族本身之間的斗爭那就更不用說了，再加上地理條件——全省地瘠民貧、謀生不易，因此落草為寇，實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終南捷徑。縱遲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的時代，他所熟悉的廣西，還是“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的。
廣西在人文和自然環境上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說“粵語”（廣東話），而住于桂江兩岸的則說“桂林官話”。說這兩種不同語言的也難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觀念。
上述種種也都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了條件，使他們能因時、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組織群眾，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場失意、能說粵語的客家人。他在花縣是一位被歧視的漢族中的少數民族。所以在花縣他是不會有太多的群眾的。加以花縣地鄰廣州，居民的文化和經濟水平都相當高。所以洪先生想搞點“妖言惑眾”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貧、客家聚居的廣西西江兩岸的貴縣、桂平紫荊山、金田村一帶，那洪先生就可稱圣稱賢、稱王稱霸，如魚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經緯
洪秀全造反還有一個那時代所特有的經濟背景。
洪氏起義金田是在鴉片戰爭結束的八年之后。在結束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締結之前，中國所搞的“外貿”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國貨物——如蘇杭寧的絲綢，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紅茶、漆器，安徽的綠茶，長江下游的棉紡織品等——銷行歐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嶺，通過廣州“一口”去漂洋過海的。歐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銀，英國的呢絨、鐘表（且看北京故宮的“鐘表館”）和后來的鴉片，美商所運入的檀香、人參（所謂“西洋參”，有別于東北產的“朝鮮參”）、皮貨等，乃至南洋產的珍禽異獸、犀角象牙……也都是通過廣州逆流而行暢銷于內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貿”都要到廣州一口去參加變相的“廣交會”。中方出口貿易則由專搞出口的“公行”（有十二三個獨立商號，如上述浩官）加以壟斷，《廣州竹枝詞》所謂“銀錢堆滿十三行”是也。
來華貿易的外商則各有“夷館”，長期劃界居留，各營其利。中國管制外貿的關卡，則有所謂“粵海關”，年人正稅在80萬兩上下（稅收略次于長江中游的“九江關”）。粵海關不屬于“戶部”（類今之財政部），而直轄于“內務府”，是皇帝的私產。關稅收入作為北京禁城的“維修費”。
［附注］清朝皇帝是不能亂花錢的。他是個“制度”（institution）。國家為維持這個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預算的。中國的皇帝是“中央集權文官制”中**高級的“官僚”。他不是個“寡頭**者”。清末女主當權，葉赫那拉氏破壞了這個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報了娘家的世仇，才成為亡國之后的。
我國當年“廣交會”的貿易額是可驚的。在倫敦、紐約等現代港口興起之前，廣州可能是獨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紀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紀歐洲和伊斯蘭史上號稱“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訪古四桐，瞻拜鄭和行香遺跡，登臨唐代古塔，覓四桐而不見，然其海天形勢迫人，固古今無殊也。嗣趨番禺，偕內子投宿于白天鵝賓館之**高層，俯視香江，見粵海之勝，想中國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則徐、伍敦元、孫逸仙、蔣介石、李宗仁……均逝于足下。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紀40年代之破產衰敗，即關乎本文闡述之主旨。蓋《南京條約》（1842）簽訂之后，通商擴及五口，上海乃扶搖直上，頓成五口之王。全國外貿進出口中心移往長江下游。廣州十三行壟斷結束，生意一瀉如注，改業乏術，便淪于破產。
十三行破產不打緊，要緊的是廣州的衰落；廣州衰落不打緊，要緊的是靠它生意吃飯養家的千千萬萬翻山越嶺、擺渡撐船的搬夫船夫。他們因廣州之衰落而失業，則妻兒嘵嘵，如何是好？
廣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嶺深山的客家同胞和東西江的船民，由于廣州衰落而失業的嚴重情況，我國近代經濟史家和專攻太平天國的專業史家，至今還沒有統計出**數據（data）。但是也沒有史家可以否認其時失業問題之嚴重，蓋失業問題可于相關都市貿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試想：今日熙熙攘攘之臺北，股市如一旦崩潰，泡沫瞬息消失，則本市靠計程之車、左舉之手（餐廳服務員）為生者，將如何得了？類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廣州當年那宗“泡沫經濟”（bubble economy），就是這樣衰敗下去了。一旦衰敗下去，則眾口嘵嘵，怨氣沖天，就替我們“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隊伍了。事實上洪氏于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在金田起義時的六位開國元勛——洪氏之外，有馮云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雖出身各有不同，其為失業農民領袖則一。
他們都是一批“茍富貴、毋相忘”的陳勝、吳廣。有的（如洪如楊）或許更是具有“特異功能”，能與“上帝”通話的土宗教組織家如張角者流。一旦信徒蟻附，法號嚴明，面對著一個癱瘓無能的政府，惡貫滿盈的社會，他們就密謀造反了。這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具體背景。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們的“蓄發易服”號稱“長毛”，也不過是一種傳統形式而已。蓋清朝入關之初，頒剃發易服之令，曾遭到漢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發不留頭”的嚴令之下**肅反搞了兩百年，我們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頭不留發也；“女不降”者，管你滿虜大腳，我仍愛其“三寸金蓮”也。
可是中國畢竟太大。盡管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嚇不倒我們那躲在南嶺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們反其道而行，偏要搞個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婦女與滿洲姐妹認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腳）；男不降者，男子保留了明代衣冠——蓄發道袍。蒙上帝恩召時，亦無須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漢族弟兄去“翹辮子”也。
這便是我們“太平天國”君臣的“長毛”佳名之所以然，也是太平宮廷“滿朝朱紫”服式的來源。
曾國藩兄弟打垮了“長毛”，他們也毀棄了“上國衣冠”。馬君武詩人說：“百看不厭古時裝。”“太平”之后，這種“古時裝”就只有讓一些京戲伶人和票友仕女，穿著到舞臺上去過癮了。
“太平天國”興亡年表
“太平天國”是個大題目，剪裁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復生今日，洪傳亦應以“本紀”出之。拙著只擬略述之。在評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個簡單的年表，以志其興亡歲月如后：
1814年1月1日（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于廣東花縣，屬雞，家境貧寒。
1829年：秀全16歲 ，赴廣州應試落第。
1836年：秀全23歲，廣州再落第。在街頭收到宣傳基督教小冊子梁發著《勸世良言》，未讀、藏之。
1837年：秀全24歲。洪老童生在廣州三度落第。返家沮喪。臥病、“升天”、見“上帝”和“耶穌”。始讀《勸世良言》。
1844年：秀全31歲。與馮云山往廣西貴縣傳教。
1847年：秀全34歲，赴廣州投美教士羅孝全（I. J. Roberts）受教義，為同門教徒排擠，未受洗而歸。再往廣西桂平、紫荊山一帶傳教。組織“拜上帝會”，有信徒3000人。開始與清軍沖突。
1851年：秀全38歲。1月11日糾合伙伴起義于桂平縣之金田村。3月建“太平天國”，秀全自稱天王。9月克永安州。12月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云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東王總其成。
1852年：太平軍克全州。南王戰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長沙不利，西王戰死。克岳陽練水師。
1853年：1月克武昌。2月棄武昌，順流克安慶、蕪湖。3月20日 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鳳祥、李開芳北伐不利。清軍建江南大營、江北大營與太平軍對峙。
1854年：曾國藩始練“湘軍”有成。頒《討粵匪檄》。全軍出擊，與太平軍形成拉鋸戰。
1856年：秋，太平諸王腐化、內訌。北王殺東王，天王誅北王，株連甚眾。
1857年：翼王避禍出走，后死于蜀。太平開國元勛一時俱盡，朝政淪入洪氏家族“四人幫”之手，危亡立見，距建國不過六年耳。
1858—1864年：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2000余人。由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領與清室湘軍、新建淮軍及英美雇傭兵（常勝軍）作殊死戰，終不敵。
1864年：6月1日，秀全自殺，年始50。7月19日天京為清軍攻破。太平天國亡，前后14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詳論之。
【1990年8月24日脫稿于臺北“中央”新村】
……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