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歐洲史》（套裝全四卷）是當今世界最受尊崇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最重要的代表著作，歷經20年構思10年撰寫，廣泛運用6種語言文獻資料，涉及34個國家，兼顧西歐東歐，囊括整個歐洲，第一部全面展現現代歐洲60年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遷的大師級歷史杰作，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歐盟外長索拉納等歐美政治首腦人物隆重推薦。
從殘酷的種族滅絕到人權價值的倡議，從法西斯主義席卷全球到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解體，從自由資本市場到大政府福利主義國家，從軍備競賽到成立互助合作的歐盟，從關稅壁壘到統一貨幣歐元……歐洲就是人類活動的實驗室，它經歷了各式各樣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經濟秩序、文化思潮的洗禮和試驗。無怪乎，托尼?朱特說：“像狐貍一樣，歐洲懂得很多。”對于現代公眾而言，“不了解歐洲，無以了解世界”。
《戰后歐洲史》是當代最頂尖的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歷時十余載而成的心血巨著。從“二戰”結束直至21世紀初，這本書展現整個歐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歷史面貌，全面而簡練地再現了歐洲在戰爭廢墟上重建的現實與精神歷程，并揭示出歐洲走向聯合自強的未來之路。托尼?朱特以敏銳的觀察、深厚的人文關懷以及高超的敘述能力，將1945年至2005年的歐洲六十年歷史，淬煉成了一部引人入勝、意義非凡且極具個人見解的偉大著作。
《戰后歐洲史》出版后贊譽如潮，獲獎無數，被譽為“關于戰后歐洲歷史的最佳著作”“短期內無法超越的偉大著作”，并已成為社會大眾“理解現代世界不可不讀的經典巨著”。
分卷內容簡介：
《戰后歐洲史》卷一《舊歐洲的終結1945—1953》內容簡介：
1945年至1953年，美蘇對峙，冷戰來臨。鐵幕落下，東西方陣營的對立，成為之后數十年影響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主要格局。
戰爭改變了一切，歐洲靠外人獲得解放，不再能完全左右自己的命運。歐洲從政治和地理上分裂了。
在西歐，過渡政府舉行了新的大選。民眾內心渴望正常化，遠離過分自信的政治教條。強調社會和道德改良的基督教民主黨，在美國的幫助下掌控了政治權力。實施馬歇爾計劃加速了歐洲的重建，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提升了經濟一體化，成立“北約”則將美國拉入歐洲防御體系……各式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盟與合作奠定了歐洲復興的基礎，也使得歐洲成為美蘇交鋒的前沿。
另一方面，斯大林在東歐廣泛建立起蘇聯可以信賴且不會威脅其安全的政府。東歐諸國紛紛卷入逮捕、清洗和審判的旋渦，都確立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都進行“經濟改革”并實施“五年計劃”，成為“地理上相鄰的復制品國家”。
美蘇兩國掀起文化戰爭的波瀾，歐洲的文化也分裂了。是否支持蘇聯，或者是否反共，成為劃分東方和西方、左翼和右翼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深深地刻入歐洲的文化知識生活。
《戰后歐洲史》卷二《繁榮與革命1953—1971》內容簡介：
隨著斯大林的逝世、朝鮮戰爭的結束和柏林墻的出現，歐洲逐步進入政治穩定狀態，迎來經濟的繁華時代。
20世紀50年代后，讓西歐各國頭疼的大事，不是防范野心勃勃的莫斯科，而是各國風起云涌的民族獨立運動。歐洲帝國撤離原有的殖民地，失去了往日的榮耀，卻也促使它們專注于本土事務。大多數的歐洲人遠離了全面運動型的政治，關注的不再是革命的希望和經濟的絕望，而是政府能否提供完善的行政管理和社會服務。主流政黨則強調政治改良和責任分工，盡力避免導致國家分裂的意識形態爭論。政治穩定促進了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歐洲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
60年代，戰后的人口爆炸成為引發社會、文化動亂的導火索。青少年仿效美國的消費方式，將幾乎一無所知的美國看作自己的未來。時裝、大眾文化、性，甚至被浪漫化的“毛主義”，成為新一代與其祖父母時代一刀兩斷的方式。終于，法國爆發“五月風暴”，“1968年革命”席卷歐洲大陸。
在斯大林逝后，東歐諸國以微妙的方式試圖擺脫蘇聯的掌控。新上臺的赫魯曉夫小心翼翼地進行“有控制”的改革，嘗試在不損害體制的前提下，和斯大林時代劃清界線。但這場非斯大林化運動，在東歐激起要求變革的呼聲。對大多數東歐人來說，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失去了它曾經有過的激進向前的、烏托邦式的理想，而成為必須忍受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已。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8年布拉格之春、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轉向以及諸國內政的改革，成為東歐未來變局的遠方鼓聲。
60年代在世界各地悲慘謝幕。
《戰后歐洲史》卷三《大衰退1971—1989》內容簡介：
20世紀70年代，戰后歐洲的經濟繁榮熱潮退卻了。美國單方面廢除布雷頓森林協定，穩定世界金融秩序的美元固定匯率制度被埋葬，歐洲貨幣匯率隨之浮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經濟增長率下降接踵而至，同時還伴隨著大范圍的工人失業和社會不滿。
西歐的政治圖景開始分裂，左翼和右翼主導的整體格局，被“單一議題”政黨和運動打破。一些社會議題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女權運動、環境保護主義組織與和平運動等新政治團體，利用輿論將社會情緒轉化為政治行動。
到70年代末期，歐洲社會開始覺察到其福利國家體制成功的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撒切爾夫人倡導的私有化浪潮，在80年代沖破西歐海岸，并在接下來的10年里席卷了整個大陸。歐洲戰后數十年以來的社會民主共識被徹底改變。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蹣跚而行，經濟衰退，民生困頓。新的反對運動在布拉格和華沙蓬勃發展，持不同政見人士選擇從個人權利、公民自由等議題切入，終結了蘇維埃政權對話語權的壟斷。通過環境污染等切身議題，知識分子消除了社會公眾的冷漠和恐懼，逐漸建立起一個虛擬的公共空間。
80年代末，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蘇聯為了拯救自己的共產主義，逐漸擺脫了對東歐諸國的監督。像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一樣，波蘭、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歐洲共產主義政權在1989年轟然倒臺。
舊秩序迅速、平靜且和平地終結了，留下四分五裂的大陸。
《戰后歐洲史》卷四《舊歐洲新歐洲1989—2005》內容簡介：
1991年，蘇聯解體。后共產主義的東歐舉步維艱，面臨著艱難的經濟轉型和民主過渡。經濟上，這些自由市場的新信徒推行私有化政策，原本想要使公民人人成為資本家，將國家帶出經濟的泥潭。結果卻是，公共機構分崩離析，公有資產被權力者據為己有。政治上，循環再生的“共產黨員們”到處與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結盟，痛苦的大眾被拋向社會邊緣。
東歐，在歐洲的大門外張望，極力想重返“歐洲”——為了獲得援助，實現經濟現代化，或者是為了防止退回“民族共產主義”，穩定國內政局，都必須同“歐洲”捆綁起來。繁榮的西歐又一次面對它的孿生兄弟東歐。“歐洲”不得不重新思考：誰是歐洲人？什么是歐洲？歐洲人想讓歐洲成為什么樣？
繁忙的公路網絡、便捷的鐵路系統、流行的英語，促進了歐洲內部更密集的交流。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之后，歐元和歐盟正式將歐洲凝聚為一體，一個真正完整的歐洲正在形成。歐洲不再只是地理的概念，更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真正把歐洲人凝聚在一起的，正是這種與“美國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歐洲模式。
歐盟沒有取代傳統的邊界意義上的國家。隨著時日漸長，繁復的議程、民主的缺失、大國的操控，使這個超國家組織越來越難激起歐洲民眾的熱情。外來移民的增加，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使新右翼黨派如虎添翼，整個歐洲可能陷入越來越嚴重的緊張氣氛中。
如果歐洲的愛國之心能夠突破自我的局限，像海涅所說的理想的法國式愛國主義那樣，展開雙臂去擁抱整個文明世界，也許歐洲能成就另一番新局面，21世紀將可能是屬于歐洲的世紀。
這是歐洲的機會，也是歐洲的挑戰。
關于戰后歐洲歷史的最佳著作。——《出版商周刊》精彩絕倫……有著驚悚小說的節奏和百科全書的廣度。——《紐約時報書評》短時間內無法超越的偉大著作。——《衛報》歐洲是人類活動的實驗室。不了解歐洲，無以了解世界。理解現代世界不可不讀的經典巨著。◎《紐約時報》十大好書，普利策獎決選名單，薩繆爾?瓊森獎決選名單；◎連續榮獲2006年亞瑟?羅斯圖書獎、2007年漢娜?阿倫特獎、2008年歐洲圖書獎；◎《衛報》《獨立報》《紐約客》《觀察家》《旁觀者》《新政治家》《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等近20家世界頂級媒體“年度最佳圖書”；◎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歐盟外長索拉納等歐美政治首腦人物隆重推薦；◎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尼爾?弗格森、弗朗西斯?福山、諾曼?戴維斯、菲利普?費爾南德茲一阿邁斯托等歐美著名學者高度贊譽；◎《紐約客》《旁觀者》《時代周刊》《紐約時報》《外交事務》《倫敦書評》《美國歷史評論》《出版商周刊》全球百家權威媒體一致推薦；◎中文版獲托尼?朱特基金會全球獨家授權，歷時兩年精心譯校、審校和修訂，由中信出版社重磅推出，使得這部史學巨著以全新面貌震撼面世。
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奧威爾終身成就獎獲得者
◎21世紀初最頂尖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
著名歷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國倫敦，畢業于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先后執教于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
1995年，創辦雷馬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
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
2008年，入選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奧威爾終身成就獎獲得者
◎21世紀初最頂尖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
著名歷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國倫敦，畢業于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先后執教于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
1995年，創辦雷馬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
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
2008年，入選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奧威爾終身成就獎。
托尼?朱特長期為《新共和》《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等歐美主流媒體撰稿，并以尖銳的自由主義批評文風成為備受尊重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之美譽。
其主要著作有《戰后歐洲史》《沉疴遍地》《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思慮二十世紀》等。其中，《戰后歐洲史》被譽為“關于戰后歐洲歷史的最佳著作”“短時間內無法超越的偉大著作”。
托尼?朱特所獲贊譽
大師級的歷史學家，具有傳統情懷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無畏的勇者。
——《時代周刊》（Time）
一位頂尖的歐洲歷史學家、卓越的寫作者和敏銳的思想家。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托尼?朱特文筆流暢，敘事強如海濤，論戰筆鋒更盛……他能夠在過去中洞見未來，使其著作充滿獨特的時代感。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他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史學家，也是同代人中最敢言的公共知識分子。
——拉希德?卡利迪（Rashid Khalidi，著名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
托尼?朱特擁有作為旁觀者卻仍投身其中的優秀傳統，是參與政治事務同時保持獨立性和批判性的知識分子。作為歷史學家，他最為獨特的成就之一是將20世紀歐洲知識分子和政治歷史相整合，以揭示一種在思想與現實、理念與行動、書籍與人群之間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
——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著名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
托尼?朱特有一種非凡的能力，能看到并傳達宏大的圖景，同時，還能深入這件事情的核心，大多數專業學者兩者都做不到，他們只在這兩者之間飄著。但朱特既能夠談論這個大圖景，又能闡釋在當下它為何重要。
——馬克?里拉（Mark Lilla，著名思想史學者、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教授）
與自己辯論，尤其是與自己的激情辯論，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的標志。朱特只要一息尚存便從未停止思索。……朱特永遠不會聲稱他給出了所有答案。但是他問對了所有問題。對此我們唯有感激。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著名文化學者、作家、政治評論家）
總目錄：
卷一《舊歐洲的終結1945—1953》
卷二《繁榮與革命1953—1971》
卷三《大衰退1971—1989》
卷四《舊歐洲 新歐洲1989—2005》
分卷目錄：
卷一《舊歐洲的終結1945—1953》
前言與鳴謝
導言
第1章 戰爭遺留的問題
第2章 懲罰
第3章 歐洲的復興
第4章 難以安定
第5章 冷戰來臨 總目錄：
卷一《舊歐洲的終結1945—1953》
卷二《繁榮與革命1953—1971》
卷三《大衰退1971—1989》
卷四《舊歐洲 新歐洲1989—2005》
分卷目錄：
卷一《舊歐洲的終結1945—1953》
前言與鳴謝
導言
第1章 戰爭遺留的問題
第2章 懲罰
第3章 歐洲的復興
第4章 難以安定
第5章 冷戰來臨
第6章 卷入旋渦
第7章 文化戰爭
尾 聲 舊歐洲的終結
卷二《繁榮與革命1953—1971》
第1章 政治穩定
第2章 幻想破滅
第3章 繁華年代
附記：兩種經濟的故事
第4章 社會民主時期
第5章 革命的幽靈
第6章 塵埃落定
卷三《大衰退1971—1989》
第1章 降低期望
第2章 新基調中的政治
第3章 過渡時期
第4章 新現實主義
第5章 降低期望
第6章 新基調中的政治
卷四《舊歐洲 新歐洲1989—2005》
第1章 四分五裂的大陸
第2章 清算
第3章 舊歐洲—新歐洲
第4章 歐洲的多樣性
第5章 代表一種生活方式的歐洲
跋：來自死者之屋——論現代歐洲的記憶
索引
【前言】
前言與鳴謝
歐洲是最小的一塊大陸。實際上甚至可以說它不是大陸——它只是同亞洲連接的一塊次大陸。整個歐洲（俄羅斯和土耳其除外）只有550萬平方公里——小于巴西2/3的國土，比中國或美國的一半面積略多無幾。與面積1 700萬平方公里的俄羅斯相比，歐洲簡直像個侏儒。但就其內部差異和鮮明對比而言，歐洲是獨特的。根據最近統計，它包括46個國家。其中大多數國家包含著各有自己語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許多國家雖無州（邦），卻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語言；所有的國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疊合的歷史、政治、文化和記憶；每一個國家都被翔實地研究過。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短暫的60年歐洲歷史，光是英文的第二手文獻，就已經是無窮無盡的了。
于是，無人敢立志寫出一部包羅萬象的或者確切的當代歐洲史。我自己恐怕也有點力不勝任：作為戰爭結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書描述的大多數事件處于同一時代，而且隨著寫作的進程，我能記起所見所聞——甚至親身參與過——的這段歷史中的許多事情。這究竟使我更容易理解還是更難以理解戰后歐洲的史實？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這些記憶有時可以導致客觀冷靜地解決歷史難題。
本書不冀求采取一種類似奧林波斯山上諸神的超然態度。我希望《戰后歐洲史》堅持客觀和公正，坦率地提供一種對晚近歷史的個人解說。說得難聽些，本書是“固執己見”的。它的有些判斷可能會引起爭議，有些可能會是錯誤的。凡人皆會犯錯。但無論如何，它們是我自己的判斷——盡管任何差錯都會溜進篇幅這么長、范圍如此廣的一本書里。如果本書存在這類差錯，但至少有些評價和結論經得起時間考驗，那么也應該大部分歸功于許多學者和朋友，他們使我在研究和寫作本書的過程中獲益匪淺。
首先，這類書是站在其他書的肩膀上的。 現代歷史經典著作中使我們得以找到靈感和范例的有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喬治? 利希泰姆的《20世紀歐洲史》，A? J? P?泰勒的《1914——1945年英國史》，還有已故的弗朗索瓦?孚雷的《一種愿景的消逝》。這幾部書從各個方面來看都彼此迥異，它們的作者無疑都有淵博知識和學術自信心，這在他們的后繼者中間已很罕見——而且他們思路清晰的寫作風格應該成為每一位歷史學者的楷模。
我們拜讀過的晚近歐洲史學者中間，特別值得一提和值得感謝的是哈羅德?詹姆斯、馬克?馬佐厄、安德魯?莫拉夫斯克。他們的著作明顯地影響了本書的各個章節。在研究現代歐洲的學者中，我要特別感謝博學的艾倫?S?密爾沃德對戰后經濟的創新研究。
就我熟悉的中歐和東歐歷史而言，這是一般歐洲史家們經常關注的課題，但都由西歐的專家們撰著，而拙著得益于一批才華橫溢的青年學者，包括布拉德?艾勃拉姆斯、凱瑟琳?梅麗代爾、馬齊?肖爾、蒂摩西?斯奈德，以及我的朋友雅克?魯帕尼克和伊斯特凡?德雅克。我從蒂摩西?加爾頓那里學到的不僅是關于中歐的知識（這是他本人多年來的研究方向），而且尤其是關于“東方政策”（Ostpolitik）時代兩個德國的情況。在多年來同揚?格羅斯交談的過程中（我得益于他的開創性著作），我不僅了解了波蘭歷史，也學會了如何理解戰爭的社會后果，他在這方面的著作里表現出無與倫比的洞察力和人性關懷。
本書與意大利有關的一些章節得益于保羅?金斯伯格的著作，而關于西班牙的幾章得益于閱讀著名學者維克特?佩雷茲-達埃茲的著作和聆聽他的高見。我特別要感謝他們兩人，還有安妮特?維維奧卡，她對戰后法國在大屠殺猶太人問題上的曖昧反應所做的權威性分析《驅逐出境和種族滅絕》深深地影響了我對那段棘手史實的敘述。我對“代表一種生活方式的歐洲”的思考大多受到杰出的國際法專家安妮-瑪麗?斯勞特著作的影響，她對“崩潰的國家”的研究著作有力地為歐盟形式的國際治理辯護，這不是因為此舉在本質上更有利或代表著一種理想模式，而是因為在我們存身的世界里舍此別無他法。我在歐洲各地的朋友們、同行們和讀者們教給我的歐洲大陸晚近歷史和當前歷史的知識，遠遠勝過我自己點點滴滴地從書本和檔案館里收集的資料。我要特別感謝克爾齊茲托夫?齊蘇斯基、彼得?凱爾納、伊凡?克拉斯臺夫、丹尼斯?拉考納、克爾齊茲托夫?米哈爾斯基、米爾西?米哈伊斯、伯爾蒂?穆斯里烏、蘇珊?尼曼和戴維?特拉維斯等人的慷慨幫助。我要感謝伊斯特凡?雷夫堅持要我參觀布達佩斯的“恐怖屋”（House of Terror），無論這種體驗令人多么不愉快，畢竟值得一看。在紐約，我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米頓、凱瑟琳?弗萊明和杰羅德?西格爾慷慨付出時間和思想。迪諾?布圖羅維克善意地幫我仔細檢查我對南斯拉夫語言的復雜現象的敘述。
我非常感謝紐約大學藝術科學系的先后幾任系主任——菲利普?富爾曼斯基、杰斯?班哈比和理查德?福萊——支持我的研究，也支持了我為鼓勵別人研究和討論歐洲問題而建立的雷馬克研究所。若沒有伊維斯-安德烈?伊斯特爾的慷慨支持和保護，我就不可能創建雷馬克研究所（它主辦了許多研討班和講座，從中我受益良多）。若沒有研究所所長杰伊爾?凱斯勒任勞任怨而且特別高效的合作，我就不可能在管理雷馬克研究所的同時寫出這本書來。
我同樣感激我的著作權代理人安德魯?威利和莎拉?查爾方特的友誼與高見；他們自始至終支持這樣一個項目，盡管不曾預料到時間延長和篇幅增大。在感謝編輯拉維?默欽達尼和斯科特?莫埃斯的同時，我也要特別感謝斯科特和他在企鵝出版公司的同事簡?弗萊明，正是有賴他們這本書才成功出版。感謝列昂?維斯爾蒂埃，他在《新共和》周刊上開辟的著名藝術專欄首先以雜文形式發表了對卷二第5章和卷三第1章的評價意見。使我在專業問題方面受益最多的無疑是羅伯特?西爾弗斯，他是《紐約書評》的主編，一位無與倫比的編輯，多年來他一直鼓勵我在更大的政治和歷史視野中漫步，這種冒險給我帶來許多風險，也帶來許多益處。
本書極大地受惠于紐約大學的一批學者。他們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保利娜?布倫博士、丹尼爾?科恩博士（現今在萊斯大學）和尼科爾?魯道夫博士——用他們自己的歷史研究成果幫助我理解戰后歐洲史，我謹向他們致謝。另外一些人里，杰西卡?庫伯曼和艾維?帕特作為研究助理做了很有價值的工作；米歇爾?平托和西蒙?杰克遜毫無怨言地做出了富有經驗的圖片研究，米歇爾負責安排許多同內容最相關的插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包扎起來的列寧雕像的照片，為第三部分的結尾增色不少。亞力克斯?莫洛特勤奮地尋找和積累已發表和未發表的統計數據報告和系列數據，像本書這類著作不可避免地依賴這樣的確切數據。說實話，若沒有這些數據，這本書就寫不成。
我的家庭在戰后已經生活了很長時間——我的子女們在戰后度過了整個青年時代。他們不僅容忍我不在家或外出旅行，以及由此給他們帶來的煩惱，而且對本書的內容也做出了很大貢獻。丹尼爾確定了本書的書名；尼克拉斯提醒我，好故事不一定要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我的妻子珍妮弗為本書貢獻甚多——她至少將書稿仔細閱讀了兩遍，并且提出建設性意見。但是本書作者欠她的實在太多，故《戰后歐洲史》題獻給她。
【書摘】
導言
每一個時代都是一個斯芬克斯，一旦它的謎被揭開，就墜入了深淵。
——海因利希?海涅
情勢（某些先生居然對此無動于衷！）在現實中給每一條政治原理涂上明顯的色彩，并且帶來不同的結果。
——埃德蒙?伯克
重大事件，親愛的小伙子，注意重大事件。
—— 哈羅德?麥克米倫
世界歷史不是一片生長出快樂的土壤。各個快樂的時期在里面都是空白頁。
—— 蓋奧爾格?威廉?弗里德利希?黑格爾
我最初決定寫這本書，是在維也納主要的火車站——西站——換車時。那是在1989年12月，恰逢時機。當時我正從布拉格回來，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公民論壇”的劇作家和歷史學家們正在強行去除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將它們扔進歷史的垃圾筒。幾個星期
前，“柏林墻”出人意料地被拆毀了。在匈牙利同在波蘭一樣，每一個人都直面后共產主義政治的挑戰：舊政權——幾個月前它還執掌著一切權力——退出后的斷裂。立陶宛共產黨剛剛宣布從蘇聯獨立出來。在去火車站的出租車里，收音機播送著羅馬尼亞反對齊奧塞斯庫家族獨裁的暴動的最初報道。一場政治地震動搖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凍結的地緣政治結構。
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的歐洲正在誕生。這顯而易見。但是隨著舊秩序的逝去，許多由來以久的假設就發生問題了。曾經看來是永久性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卻轉瞬即逝。冷戰對峙；東歐、西歐分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競爭；繁榮的西歐同它東面的蘇聯衛星國集團的故事是各自分離、互不傳播的：所有這一切都不再被理解為意識形態需要的產物或政治的鐵定邏輯。它們只是歷史的偶然結果——而歷史卻正在將它們推開到一邊。
歐洲的未來看起來會非常不同——它的過去也是如此。回顧1945年至1989年的歲月，從現在來看，它不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是一個過渡時期：一段戰后的間歇，1945年結束了無休無止的沖突，然而它的尾聲又持續了半個世紀。對歐洲的塑造有賴于未來歲月，以往經歷過的熟悉的、有條有理的故事難以重演。我覺得很明顯，在那個冰冷的中歐12月份，戰后歐洲的歷史是需要重寫了。
時間合適，地點也合適。1989年的維也納是一幅覆蓋畫，將歐洲原先復雜層疊的昔日畫面覆蓋了。在20世紀初，維也納就是歐洲：它是一種文化和一種文明在大災變門檻上的多事之都、邊緣狀態、自我欺騙的中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維也納從輝煌的帝國大都市淪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的貧困干癟首都，漸漸地褪失了榮耀，最終成為納粹帝國的邊疆省份，它的大多數公民熱情地向納粹宣誓效忠。
德國戰敗后，奧地利落入西方陣營，被認定是希特勒的“第一個犧牲品”。這兩次受之有愧的好運氣使維也納得以祓除舊日的恥辱。它作為納粹同盟者的事實被輕輕遺忘了。奧地利的首都——被蘇聯的“東”歐包圍的一座“西”方城市——獲得了一種新的身份，它是自由世界的前哨和榜樣。對于它先前的臣民、如今陷落在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人而言，維也納代表著“歐洲中心”：一個在世紀的進程中似乎被拋棄的歐洲人的想象中具有世界性文明教化的地區。在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那些年里，這座城市變成一個傾聽自由的地方，一個重新充滿活力的地方，一個為東歐人逃向西方、西方人建起通向東方的橋梁而相遇和啟程的地方。
于是，1989年的維也納成為一個“思考”歐洲的好地方。奧地利體現著戰后西歐頗為自得的一切特性：一個充滿福利的國家所標志的資本主義繁榮；通過一切主要的社會團體和政黨自由地致力于創造工作機會和薪酬待遇而實現的社會安定；由西方核保護傘明顯庇護下獲得保障的外部安全——而奧地利自身保持著沾沾自喜的“中立”。與此同時，跨過利塔河和多瑙河僅僅幾公里的東面，是“另一個”荒涼窮困和秘密警察的歐洲。將兩者分隔開的距離可以用維也納的兩個火車站的對比來做恰如其分的概括。西站繁華而充滿活力，商人和度假者登上光潔的現代快車去慕尼黑、蘇黎世或巴黎；南站卻陰森而毫無吸引力，是從布達佩斯和貝爾格萊德駛來的骯臟舊火車里下來的生活拮據的外國人出沒的破舊、臟臭、還有點險惡氣氛的地方。
正如維也納的兩個主要火車站無意中承認了歐洲的地緣分裂——西站面對積極樂觀的、遍地黃金的西方，南站粗心大意而很不情愿地承認著維也納屬于東歐一面的素質——這座奧地利首都城市的街道也見證了一種無聲的分裂，將歐洲平靜的現實同它不安定的歷史隔離開來。咄咄氣勢、充滿自信的樓宇沿寬闊的環城路而立，訴說著維也納一度有過的帝國性質——盡管對于一個歐洲中型首都來說，這環城路本身似乎有點太大、太輝煌，因為它只不過用作日常通勤要道——而這座城市卻無可非議地為它的公共建筑物和城市空間感到自豪。的確，維也納頗為沉醉于喚起對昔日榮耀的思念，但是一涉及不久前的歷史，它卻注定要緘默。
猶太人曾經占據了內城的許多樓廈，對繪畫、音樂、戲劇、新聞和思想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那曾經是維也納的黃金時代，對于這一點，維也納卻緘口不言。維也納的猶太人被暴力驅趕出他們的家，從維也納漂泊向東，關于他們的記憶也被抹去，這解釋了今日維也納帶有負罪感的緘默。與戰后的西歐一樣，戰后的維也納是一座建筑在不可言說的過去之上的宏偉大廈。那段過去中最可怕的部分大多發生在后來被蘇聯控制的地區的時候，這就是它很容易被忘卻（在西歐）或很容易被掩蔽（在東歐）的原因。隨著東歐回歸，以往的歷史將不再難以言說：但現在是不可避免地不得不說了。1989年后，沒有什么事情——不是將來，不是現在，更不是過去——是可以難為情的。
雖說我正是在1989年12月決定撰寫一部戰后歐洲史，但在此后多年，我一直未動筆。這是因為客觀情勢復雜交織。回顧往事，有一點是很幸運的：許多事情在當時還朦朧模糊，到今天卻變得有些明朗了。檔案館的大門敞開了。革命性的轉型造成不可避免的混亂，卻使自身厘清了從1989年動亂以來的某些長期后果，使之現在觸手可及。而1989年的余震并非很快消除。等到我下一次去維也納時，這座城市正在想方設法容納成千上萬名從鄰國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來的難民。
奧地利放棄精心培育的戰后自治、加入歐盟的三年之后，它自己浮現為歐洲事務中的一股力量，這是東歐劇變的直接結果。我于1999年10月重訪維也納時，發現西站貼滿了尤爾格?海德爾的自由黨的海報。雖然海德爾公開吹捧說，納粹軍隊“可尊敬的人們”在東部戰線“履行了他們的職責”，但是他仍然贏得了那一年27%的選票，其手腕是煽動奧地利同胞們對過去10年里的世界所發生的變化產生的焦慮和不解。在幾近半個世紀的靜默之后，維也納像歐洲其他國家一樣重返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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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講述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故事，所以從1945年開始說起：就像德國人所說的那樣，從零點開始。但是，正如20世紀的一切事情一樣，它的故事被從1914年開始的30年戰爭的陰影籠罩，歐洲大陸從那一年起就開始遭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就是一切參與者難忘的屠場——塞爾維亞18歲至55歲的男性人口的一半死于戰爭——但是什么問題也沒能解決。德國（與當時普遍認為的相反）在戰爭中、在戰后解決方案中未被摧毀：很難解釋它只過了25年就又崛起，而且統治了幾乎整個歐洲。確實，由于協約國的勝利代價超過了德國戰敗的代價，而德國并未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付出賠償，因此在重新崛起時，比在1913年更強大。隨著一個世代以前普魯士崛起而在歐洲浮現的“日耳曼問題”依然未能解決。
1918年舊式土地帝國垮臺后出現的一些小國家都是貧窮的，不穩定的，不安全的——而且怨恨鄰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多的是“歷史修正派”的國家：俄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都在大戰中被打敗，它們等待時機要收復領土。1918年后，國際局勢并未恢復穩定，大國之間也未恢復平靜：只不過由于筋疲力盡而產生了一段幕間休息而已。暴力戰爭并未減弱。它轉向了國內事務——轉變為民族主義爭端、種族歧視和內戰。歐洲在2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步入了一場戰爭的余燼和另一場隱約可見的戰爭之間的薄霧之中。
隨著歐洲經濟的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里內部沖突和國家之間的對抗形勢更加惡化，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經濟蕭條引發了惡化的形勢。在那些年里，歐洲的經濟生活事實上遭到三重打擊。第一次世界大戰扭曲了國內就業，摧毀了貿易，蹂躪了整個地區，甚至還造成了破產國家。許多國家——尤其是在中歐——始終未能從這些后果中恢復元氣。那些恢復元氣的國家在30年代的大蕭條中重又走低，而銀根緊縮、商業失敗、竭力保護關稅以遏制外國競爭等等，造成的后果不僅是失業率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業生產能力荒廢，而且使國際貿易崩潰（1929——1936年法德貿易下跌83%），由此使國家之間的競爭和怨恨加劇。接著就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對受影響的國家中平民人口和國內經濟造成的史無前例的沖擊，將在本書第一部分里敘說。
這些打擊所積累的沖擊，毀壞了一種文明。歐洲給自己帶來的災難，其范圍之廣，即便在戰爭剛發生時，也使當時的人們明顯感覺到了。有些人（無論是極左派，還是極右派）將資產階級歐洲的自殺當作一次為改善境遇而戰的機會。奧登稱30年代為“低劣、卑鄙的年代”，但它也是承擔道義和樹立政治信念的時代，在西班牙內戰的幻滅和犧牲中達到高潮。這是19世紀激進觀點的印第安之夏 ，此時卻投入了一個更險惡時代的意識形態激烈戰斗：“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代多么渴望一種人類新秩序，然而不得不經受悲慘的失敗。”（阿
瑟?凱斯特勒語）
歐洲絕望了，有些人逃避了：起先逃向仍然是自由民主的西歐更遠的地方，然后——倘若他們能及時逃出去——逃向美洲。還有一些人，例如斯蒂芬?茨威格和瓦爾特?本雅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歐洲大陸最終跌進地獄的前夕，它的前景顯得毫無希望。在歐洲文明自我爆炸的過程中，無論失去的是什么——茨威格的心目中維也納失去的東西，其跡象早已由卡爾?克勞斯和弗朗茨?卡夫卡憑直覺而知覺到了——都再也無法重新獲得。在讓?雷諾阿于1937年拍攝的經典電影成名作《大幻覺》里，那個時代的“大幻覺”是戰爭和隨之而來的關于榮譽、等級和階級的神話。但到了1940年，有見地的歐洲人發現，整個歐洲最大的幻覺恰恰是“歐洲文明”本身，它已經聲名狼藉，再無法復原了。
鑒于之前的遭遇，在敘述歐洲出人意料復原的故事時傾向于采用慶幸甚至抒情詩般的口吻也就可以理解了。而這正是占主導地位的戰后歐洲史書的內在主題，尤其是在1989年以前寫成的史書——就像歐洲政治家們在回顧自己這些年里的成就時所采用的主調一樣。在總體戰的大災難之后，歐洲大陸各國復蘇和重新崛起；國家之間不再起沖突，以制度化的形式逐步擴大歐洲內部的合作；30年經濟熔毀過后的持續性經濟復蘇，以及繁榮、樂觀、和平的“正常化”——這一切都引起了夸張的反響。歐洲的復蘇是一個奇跡。“后民族的”（post-national）歐洲接受了晚近歷史的教訓。一個和解的、和平的歐洲站起來了，“像鳳凰一般”從它的謀殺——甚至是自殺——的歷史灰燼中再生了。
就像許多神話一樣，這種使人非常樂于接受的對20世紀下半期歐洲歷史的敘述，包含著一點事實真相。但它也留下了許多空白。東歐——從奧地利邊界到烏拉爾山脈，從塔林到地拉那——都被排除在神話之外。它的戰后幾十年同以前發生的一切相比，當然是和平的，但僅僅是由于蘇聯紅軍未經邀請的駐扎：這是坦克監視下監獄院子里的和平。而如果說蘇聯集團的衛星國之間的國際合作在表面上可以同西方的發展相比較的話，這僅僅是因為莫斯科靠武力強迫它們接受“兄弟”的制度和交流。
戰后歐洲兩個部分的歷史不能相互孤立來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后果，以及在此之前的幾十年和先前戰爭的后果，迫使東歐和西歐的政府和人民做出同樣艱難的選擇，即如何盡最大努力來建立國內事務的秩序，以杜絕任何重蹈覆轍的可能。歐洲兩個部分最初的普遍選擇是尋求20世紀30年代那種激進方案的人民陣線運動（這一點提醒人們，有時看來1945年絕對不是新開端）。東歐的某種激進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回到聲名狼藉的過去，已經沒有可能性。那么用什么來取而代之？共產主義也許是一種錯誤的選擇，但這是一種兩難，而對此要做出的反應卻是非常實在的。
西歐激進變革的可能性業已消失，部分原因是美國的援助（和壓力）。對人民陣線方案和共產主義的吁求減退了：這兩者都是西歐在艱難時代開出的藥方，但至少從1952年起，時世已不再那么艱難。因此在其后幾十年里，戰后初期的艱難困苦已被遺忘。但是在1945年時，看來非常現實的是，事情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種不同的方式——它們的確會采取一種不同的方式；正因為有可能回到舊日的噩夢（失業、法西斯主義、德國軍國主義、戰爭、革命），所以西歐走上了我們現在已經很熟悉的新道路。后民族主義、福利國家、合作、和平的歐洲，這些都并非出自今日歐洲理想主義者們在深情回顧中想象的那種樂觀主義的、雄心勃勃的前瞻計劃。它是焦慮和不安全感的產物。在歷史的陰影下，它的領導者們實施社會改革，建立新的制度，以此作為預防性措施，來避免過去的歷史重演。
當我們回憶起蘇聯集團當局實質上從事的就是這樣一種計劃時，這個問題就很容易把握了。他們首先關注的也是設立防線來阻止歷史倒退——盡管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里，不是靠社會進步，而是靠使用實體力量來保障實現目標。晚近歷史的重寫——而且鼓勵民眾去遺忘它——所依據的是一種說法，即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無疑消滅的不僅是以往歷史的弊端，而且還消滅了使它們可能出現的條件。我們將會明白，這種說法是一種迷思；它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實。
然而共產主義的迷思在無意中證實了，歐洲的兩個部分都在繼承歷史的負擔，這項任務很重要（也很困難）。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舊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一個新歐洲創造了條件。但是整個歐洲在1945年之后的許多年里長期生活在剛剛過去的歷史上由獨裁者們和歷次戰爭投下的陰影。這是戰后一代歐洲人共同的體驗之一，他們與美國人有所不同，對于美國人來說，20世紀教給他們的是相當不同的、完全樂觀主義的課程。任何人只要是在尋求對1989年歐洲歷史的理解——以及欣賞在此之后有多大的改變，那么上述情況就是必要的起點。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闡述托爾斯泰的歷史觀時，所說的兩種“智性推理”（intellectual reasoning）之間的風格區別頗有影響，他引用希臘詩人阿爾喀洛科斯（Archilochus）的一句名言：“狐貍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情。”按照伯林的話來說，本書絕不是一只“刺猬”。我在書里提不出關于歐洲當代歷史的重大理論，不闡釋任何支配一切的主題，不講述一以概全的故事。但這并不意味著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歷史沒有主題形式。相反，它的主題還不止一個。歐洲像狐貍一樣，知道許多事情。
首先，這是一段歐洲地位下降的歷史。構成歐洲的各個國家在1945年以后再也不能渴望國際的或帝國的地位。這條規則有兩個例外——蘇聯算一個，大不列顛部分地算一個——直到本書敘述的歷史時段之末，它們在自己眼里、在任何問題上都只能說是半歐洲性質，而它們的地位也都大大下降。歐洲大陸的其余大多數國家都曾經蒙受戰敗或被占領的恥辱。它未能靠自己的努力從法西斯主義手下解放自己；它也未能不依賴援助就控制住共產主義。戰后歐洲靠外人來得到解放——或者說是得到豁免。歐洲人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經歷很長時間，才能恢復控制自己的命運。從前的歐洲海上帝國（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失去了海外領土，在這些年里全都淪落，回到歐洲本土，它們的注意力全都重新指向歐洲自身。
其次，20世紀下半葉的歐洲歷史上，“元敘事”（master narratives）漸漸消失：19世紀的一些歷史學關于進步與變化、革命與轉型的宏大的理論模式，曾經武裝了政治計劃和社會運動，在20世紀上半葉分裂了歐洲。這也是一個在泛歐畫面上才有意義的故事：西歐政治熱情的衰落（除了少數邊緣化的知識分子）伴隨著——其原因各不相同——東歐失去政治信念和不信任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短暫時期，可以肯定的是，看來似乎知識界的右翼可能上演一場復興。他們提出了一個同樣具有19世紀特色的計劃，試圖廢除“社會”，將公共事務交由不受限制的市場和最小化的政府打理。然而這陣發作總算過去了。1989年后，不再有左派或右派向歐洲提出支配一切的意識形態計劃——只有自由的前景，這是大多數歐洲人的希望，現在已經實現了。
再次，作為對歐洲意識形態史上的過時野心的最溫和替代，姍姍來遲地出現了——而且大多是出于偶然——“歐洲模式”。產生自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黨折中混合的立法，以及“歐洲共同體”和它的后身“歐盟”似蟹行般的制度延伸，這是規范社會交往和國際關系方面特征明顯的“歐洲式”道路。這種歐洲方式囊括一切，從兒童保健到國際法律規范，代表的不僅僅是歐盟及其成員國的官僚實務；到21世紀初，它已變成渴望加入歐盟的國家的一座燈塔、一種范例，是對美國、對富有競爭性魅力的“美國生活方式”的一種全球性挑戰。
歐洲從一個（充滿爭議的）地理概念變成了個人和國家的模板與向往之所，這種出人意料的決定性轉變是一個緩慢而循序漸進的過程。根據亞歷山大?沃特（Alexander Wat）對兩次大戰之間波蘭政治家們的錯覺的諷刺說法，歐洲不是“命定走向偉大”。它出現的這種能力，從1945年甚至1975年的情況出發都肯定是無法預見的。新歐洲不是預先構想的共同計劃：沒有人從一開始就提出這樣的計劃。但它在1992年后一旦變得明晰，歐洲的確占據了這種國際事務中的新地位，尤其是它同美國的關系產生了一種新的方式——這對歐洲人和美國人都一樣。
交織在戰后歐洲敘事中的第四個主題是：它同美國之間的關系很復雜，而且常常被誤解。1945年后，西歐人要美國介入歐洲事務——但他們也厭惡這種介入，因為那意味著歐洲的衰落。再者，盡管美國在歐洲存在，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的歲月里，“西方”的兩部分依然
十分不同。在西歐，冷戰沒有像在美國那樣引起相當警覺性的反應，而隨之而來的50年代和60年代西歐“美國化”則往往是被夸大的，這在下文行將敘述。
東歐以相當不同的眼光來看待美國及其特性。但其中也會在誤導下過分地夸大1989年之前和之后美國對東歐的影響。東歐和西歐持不同意見的批評家們——例如法國的雷蒙?阿隆，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都小心翼翼地強調，他們并不認為美國可以成為他們國家的任何一類社會楷模。雖說年輕一代的1989年后東歐人一度激奮地要按照美國的模式來使自己的國家自由化，即有限的公共服務、低稅收、自由市場，但是并未達到那種樣式。歐洲的“美國時刻”只存在于過去。未來東歐的“小美國”們完全坐落于歐洲。
最后，戰后歐洲的歷史是一個籠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場的故事。歐洲大陸曾經是一幅復雜交叉的多彩畫面，其語言、宗教信仰、共同社會和民族是互相疊合的。它的許多城市——尤其是新老帝國邊界結合部的一些較小城市。例如，的里雅斯特、薩拉熱窩、薩洛尼卡、切爾諾維茨、敖德薩或維爾納——實際上都是多元化社會的原型，天主教徒、東正教徒、穆斯林、猶太教徒等等都相互熟悉地生活在一處。我們不會將這種舊歐洲理想化。波蘭作家塔德茲?波洛斯基（Tadeusz Borowski）所說的“不可思議的、幾近喜劇般的各民族熔爐在歐洲心臟
地帶冒著危險的火花”周期性地爆發動亂、屠殺和迫害——然而這是真實的，它在鮮活的記憶中仍然存在。
從1914年到1945年，這個歐洲卻被摧毀成灰。20世紀下半葉誕生的那個熠熠生輝的歐洲更加有序，沒有那么多雜亂的元素。由于戰爭、占領、邊界調整、驅逐、種族滅絕，每一個人現在幾乎都生活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中間。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40年里，東歐人和西歐人都生活在封閉的民族聚居地，生存下來的屬于同一宗教或同一種族的少數人群體——例如法國猶太人——至多只代表人口的一個很小比例，而且完全融合進它所在的文化和政治的主流社會。只有南斯拉夫和蘇聯——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蘇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帝國，但只是歐洲的一部分——站在這個新的、先后趨向同質的歐洲之外。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自從蘇聯解體和歐盟擴展以來，歐洲面臨著多元文的局面。難民、客籍工人和歐洲的前殖民地的居民都回到了帝國都市，期待著就業和自由的前景；自愿的或不自愿的移民來自那些隨著歐洲擴張疆域而失敗或倒退的國家，將倫敦、巴黎、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柏林、米蘭等十幾座城市變成了國際性大都市，無論它們是否喜歡這樣。
歐洲出現了新的活生生的“異類”——例如，大約1 500萬穆斯林已經進入了歐盟，而在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還有8 000萬等待進入——他們不僅凸顯了今日歐洲對日益多樣化前景的不滿，也使得人們無法繼續泰然地將歐洲歷史上已經死去的“異類”拋諸腦外。自從1989年以后，比過去更清楚的是，戰后歐洲的穩定局面有多少是依賴了約瑟夫?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成就。在他們合力，由于戰時與占領者合作的人的協助，獨裁者們炸平了人口中心，在那時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復雜的歐洲大陸基礎。
對于這一令人窘迫的扭結（kink），在對歐洲歷史朝向溫斯頓?丘吉爾所說的“陽光普照的遼闊高地”平緩前進的敘事中，大多只字不提戰后東歐和西歐——至少直到60年代一直如此。自此之后，通常只提及德國人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除了偶爾的爭論外，對另外一些犯罪者——以及犧牲者——的記錄都封存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和回憶典型地局限在一套人們所熟悉的道德規范方面：善對抗惡，反法西斯主義者對抗法西斯主義者，抵抗運動戰士對抗通敵分子，等等。
1989年以后，由于克服了長期以來固定的禁忌，就有可能認識到（有時需要戰勝強大的反對和否認傾向）為歐洲再生付出的道德代價。波蘭人、法國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等等，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希望知道的話——他們國家在短短的幾十年前真實地發生的是什么。即使德國人也重溫他們國家的公認歷史——結論卻自相矛盾。幾十年來第一次，德國人認為，是德國人遭受了苦難，德國才是犧牲品，無論是在英國轟炸機、俄國士兵或捷克驅逐者手里——這些都是受到關注的問題。人們在某些正式的場合重新開始小心翼翼地暗示，猶太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
這些說法無論是好是壞，都值得商榷。這種公共記憶是否全部屬于一種政治健康的跡象？或者像戴高樂等人心知肚明的那樣，忘記它們有時是否更加穩妥呢？這個問題將在本書的“跋”中被再次提及。在這里我只是想指出，我們不必將上述令人不安的最新回憶看作歐洲原罪的可怕證據——當被和今日爆發的民族或種族問題聯系在一起時，人們有時會這樣看待它們（特別是在美國）。它沒有從以往罪行中吸取教訓的能力，它帶著記憶缺失的懷舊，它隨時傾向于回到1938年。按照約基?貝拉（Yogi Berra）的話說，這不是“又一次似曾經歷的錯覺”。
歐洲不會回到戰時的動亂歷史——相反，它正在遠離那段歷史。今日的德國像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它意識到的是自己的20世紀歷史，而不是以往50年里的任何時刻。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正在回到過去。本書嘗試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長期陰影沉重地壓在戰后歐洲的身上。然而，它不會完全意識到這一點。對歐洲近期歷史保持沉默，是構建歐洲之未來的一個必要條件。今天——根據幾乎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痛苦的公開辯論——看來比較合適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德國人也應該至少能夠公開質疑完全有意所為的官方記憶的準則。我們也許對此感到很不舒服；這也許并不是一種好兆頭。但這是一次閉幕。希特勒死后已經60年了，他的戰爭及其后果也已經屬于歷史。歐洲的戰后時代已經持續了非常長的時間，而它也到了最后下結論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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