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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偉大作家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1821年11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一個醫生家庭。1843年畢業于彼得堡高等軍事工程學院。早在中學時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閱讀了大量的俄國和外國文學名著，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巴爾扎克、雨果、喬治·桑、司各特、席勒等人的代表作品他所愛不釋手。在高等軍事工程學院，他不僅繼續大量閱讀俄國和外國文學名著，對果戈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自己開始了文學創作——寫出了兩部歷史悲劇《瑪麗亞·斯圖亞特》、《鮑里斯·戈杜諾夫》。畢業后，他正式進行文學創作。1846年，他發表書信體中篇小說《窮人》，受到詩人涅克拉索夫和著名批評家別林斯基的高度評價，一舉成名，在文學界引起了注意。后因參加俄國最早的進步知識分子革命組織——彼特拉舍夫斯基（1821—1866）小組，于1849年被沙俄政府逮捕，并被判處死刑，臨行前幾分鐘獲得沙皇的赦免，改為流放——先是在鄂木斯克要塞監獄服苦役四年（1850—1854），接著被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亞第七常備營當了五年列兵（1854—1859）。1859年12月，獲準回到彼得堡。回彼得堡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創辦報刊和文學創作之中，創作了許多優秀的作品，登上了世界文學的高峰。1881年1月28日因病去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致力于文學創作，創作成果頗豐，重要作品有：《窮人》（1846）、《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861）、《死屋手記》（1860—1862）、《地下室手記》（1864）、《罪與罰》（1866）、《白癡》（1869）、《群魔》（1871）、《少年》（1875）、《卡拉馬卓夫兄弟》（1879—1880）、《作家日記》（1873—1881）等。
　　對于我國廣大讀者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就開始被介紹到中國（1918年《新青年》1月號發表周作人所譯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及譯者按語，使中國讀者首次了解了這位偉大的俄國作家），至今他的重要作品已大多被介紹過來了，而且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兩種他的多卷文集和一套全集。我國介紹與研究他的著作也為數不少，比較重要的有：李春林的《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劉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論稿》（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李春林的《復調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羅斯文化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戲劇化》（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何懷宏的《道德·上帝與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問題》（新華出版社，1999年）、趙桂蓮的《漂泊的靈魂——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羅斯傳統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語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彭克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冷滿冰的《宗教與革命語境下的（卡拉馬卓夫兄弟）》（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楊芳的《仰望天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歷史觀》（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以及論文集《當代中國學者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外國研究陀氏及其作品的重要著作并被譯成中文的則主要有：格羅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外國文學出版社，1987年）、謝列茲尼奧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海燕出版社，2005年；黑龍江人民社；1992年）、蘇珊·李·安德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華書局，2004年）、多米尼克·阿爾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波諾馬廖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奧秘》（商務印書館，2011年）、馬克·斯洛寧的《靈與肉的煉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愛情》（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華夏出版社，2009年）、舍斯托夫的《悲劇的哲學——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尼采》 （漓江出版社，1992年；又見于其《思辨與啟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葉爾米洛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三聯書店，1988年）、弗里德連杰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實主義》（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弗里德連杰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賴因哈德·勞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學——系統論述》（東方出版社，1996年）、羅贊諾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華夏出版社，2002年；2007重出時，改名為《論宗教大法官的傳說》）、莉莎·克納普的《根除慣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形而上學》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伊琳娜·帕佩爾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論作為文化機制的俄國自殺問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尼娜·珀利堪·斯特勞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女性問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馬爾科姆·瓊斯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安德烈·紀德的《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安德烈·紀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別爾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索洛維約夫等的《精神領袖——俄羅斯思想家論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喬治·斯坦納的《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羅扎諾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啟示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 《罪與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是作家完全走向獨創性的一個成熟的標志。從歐洲長篇小說的發展歷史中對之進行考察，可以說，這是一部俄羅斯式的新長篇小說。
　　這部小說是作家多年醞釀、苦心經營的藝術結晶。早在1859年10月9日寫給其兄長米哈伊爾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宣稱，打算創作一部關于一個罪犯的懺悔錄，而且相當自信地認為：“這部懺悔錄將會確立我的名聲”。1860年底，在閱讀法國的刑事案件匯編時，其中19世紀30年代轟動一時的皮埃爾·弗朗索瓦·拉塞內爾（1800—1836）訴訟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觸發了他的靈感：一個準備從事法律研究的青年，為了搶錢，殺死了一個老太婆，被捕后他在獄中創作了一些詩歌，并寫了回憶錄，為自己進行辯解，宣稱自己不是普通的罪犯，而是與社會的不公正作斗爭的勇士，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為普遍的不公道復仇，結果變成了“社會的犧牲者”。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辦的《當代》雜志上發表了這一案件的審判記錄匯編，并且親自寫了按語：“在這件訴訟案中，涉及的是一個罕見的、神秘的、令人感到可怕而有趣的人的個性。卑劣的天性和對貧困的畏懼，使他變成一個罪犯，而他竟把自己說成是自己時代的犧牲品”，并且認為它“比各種各樣的長篇小說還要吸引人，因為這類訴訟案照出人的靈魂的黑暗面，藝術是不喜歡觸及這些黑暗面的，而假如觸及了，也只是用插曲的形式順便一提……”于是，他結合自己對俄國社會現實的觀察以及對人的問題的思考，對這一材料進行了藝術加工和藝術虛構，讓這個故事發生在俄國的首都彼得堡，經過一個較長時間的構思與創作過程，在1866年最后完成了這部長篇小說。
　　歐洲近代長篇小說，產生于16世紀至17世紀，到19世紀60年代已經相當成熟和繁榮。縱觀這幾百年間歐洲長篇小說的發展歷史，大致可以認為它經歷了從情節小說到人物小說再到心理小說這樣一個發展過程。
　　情節小說是16世紀至17世紀歐洲長篇小說剛剛產生時期的一種形態，由于它受到古希臘羅馬神話傳說和中世紀騎士傳奇等的影響，更注重描寫離奇的情節和一系列變化多端的事件，情節是壓倒一切的，甚至主宰著人物的性格，而且敘述的是異乎尋常、介于真實與幻想之間的人和事，人物性格則往往是簡單的、概念化的，一出場就已定型，其代表作品是法國拉伯雷（14947—1553）的《巨人傳》（1532—1564）、西班牙的騎士小說、塞萬提斯（1547—1616）的《堂吉訶德》（1605—1616）。
　　17世紀以后的小說，逐漸轉變為人物小說——法國小說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39）的代表作《克菜芙王妃》（1678）首開紀錄，到18世紀這類小說趨于成熟。人物小說不再過多關注異乎尋常的帶幻想色彩的人和事，而把普通的甚至是平庸的人物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并讓主人公的活動與性格起主導作用，而情節則成為人物逼真的活動背景和場所，人物是獨立的、有血有肉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完整性與穩定性，同時人物與情節開始融合起來。不過，異乎尋常的尤其是具有驚險色彩的事件仍有一定的市場（18世紀后期的哥特小說尤其如此，19世紀西歐不少作家，如巴爾扎克、雨果、狄更斯的作品中依舊還有這種痕跡）。代表作家和作品有：法國勒薩日（1668—1747）的《吉爾·布拉斯》（1715—1735）、英國笛福（1660—1731）的《魯濱遜漂流記》（1719）等。
　　心理小說雖然最早的當推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萊芙王妃》，但到18世紀末的感傷主義小說才產生頗大的影響，到19世紀后期才出現繁榮的局面。心理小說在人物小說追求逼真的情節與環境的基礎上，更注重在入與社會、倫理、道德的種種沖突中揭示人的內心情感與靈魂深處，它適當地簡化了人物小說對環境與事件過分詳盡、逼真的描寫，而把筆墨主要集中于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出一種從外化到內化的轉折，直接通向了20世紀的現代小說尤其是現代主義小說。
　　作為一部俄羅斯式的新長篇小說，《罪與罰》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面都明顯地體現出這一特征。
　　從文藝復興至陀氏創作《罪與罰》時的歐洲長篇小說，在思想內容上主要是弘揚人的個性，歌頌個人為維護各個方面的權利（追求個人發展、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社會政治方面的平等和作為等）而進行的各種斗爭，揭露或控訴不平等的社會對有才華有追求的個性的扼殺。
　　《罪與罰》則在此基礎上有較大的發展與創新，它既肯定了個人追求自由、捍衛個人權利的正當性，但更深刻地揭穿了過分追求個性自由、個人權利從而發展為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西方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的實質。而這是對西方長篇小說在主題上的創新、推進與深化。小說的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受西方思潮及拿破侖等的影響，形成了類似于后來德國哲學家尼采“超人”哲學的一種理論。這種理論把蕓蕓眾生人為地分為“非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兩類：“一類是低級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說，可以稱之為僅僅是繁殖同類的材料；另一類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也就是具有天賦和才干，能在自己所處的社會提出新見解的人。”后一類人不僅能提出新見解，而且為了實現自己的新見解，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可以殺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他哪怕踩著尸體，踏過血泊，那么，在他的內心深處，在他的良心上，依我看，是可能會允許自己踏過血泊的”。為了實踐這一理論，他挑選了一個放高利貸的窮兇極惡的老太婆作為實驗對象，并且又被迫殺死了正好發現他殺人的老太婆的妹妹——極其善良的莉扎薇塔。殺人后，拉斯科爾尼科夫的生活便墮入煩亂、焦躁和煎熬之中，三種來自不同方向的審判緊緊抓住了他。一種是代表法律和社會力量的波爾菲里，一種是代表上帝之愛的索尼婭，一種則是來自拉斯科爾尼科夫內心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的道德譴責。這三種力量都使他深感自己犯了罪，但他又一時難以放棄自己那“非凡的人”的理論，千方百計試圖逃避法律的懲罰。因此，小說的絕大部分細致生動地揭示了主人公的靈魂在善與惡、罪與罰兩極之間的苦苦掙扎與激烈斗爭。
　　較之西歐小說更為深刻的是，《罪與罰》把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反映與對人的終極問題的思考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現實性、哲學性、宗教性三者融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如前所述，這部小說的原型是法國的一樁刑事案件，但作家有意識地它變成了一個俄國當代的犯罪故事，并以拉斯科爾尼科夫為中心，廣泛反映了俄國社會的真實現狀，思考了俄國農奴制改革后人的出路問題。小說的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本是學法律專業的大學生，由于家境貧寒（僅靠老母親那一年一百二十個盧布的養老金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被迫輟學。他的妹妹杜涅奇卡為了支持哥哥讀完大學，先是到地主斯維德里蓋洛夫家擔任家庭教師，飽受侮辱，繼之被迫試圖嫁給一個比自己年長一倍的極端自私自利者——頗為富裕且擬在彼得堡開辦律師事務所的市儈盧仁。主人公結識的退職九等文官馬爾梅拉多夫一家的遭遇更是慘不忍睹：由于沒有收入，難以養家糊口，三個幼小的孩子啼饑號寒，饑腸轆轆，大女兒索尼婭被迫當了妓女，以賣身的錢來養活弟妹。而主人公在街上碰到的被欺騙玩弄的年輕少女，以及他的大學同學拉祖米欣的貧困，也無一不反映了當時俄國社會中人們的普遍貧窮。主人公正是深感人們的普遍不幸和貧困以及社會的不公正，才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形成了自己那把人按非凡與平凡兩分的理論，并最終在多種現實環境力量的沖擊下，去殺人以實踐自己的理論。
　　然而如果僅此而止，那么這部小說與西歐小說就沒有什么區別了（如司湯達的《紅與黑》，也是對法國1827年《法院公報》上的一樁家庭教師槍擊女主人的刑事案件的藝術加工與再創造，但它通過主人公于連的遭遇，反映的只是一系列社會問題：復辟勢力的猖獗，人們之間冷酷的金錢關系，封建等級觀念已告破產，大革命確立的自由、平等、自由發展的原則已深入人心，更主要的是，它生動深刻地描寫了在不平等的等級社會里，有才華的個性如何扭曲自己以求發展并且最終遭到扼殺的悲劇，而很少觸及人的靈魂）。這部小說的新穎與深刻之處在于，它不僅揭露了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貧困與無奈，更進一步以此，為基點，從哲學與宗教的高度，思考了人的出路與歸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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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國心理現實主義小說的高峰，他的小說中，外部世界只是引發人物內心活動的一個條件，而且，他不僅善于描寫一般的人物心靈世界（如早期小說《窮人》），他更擅長的是，展示人物的帶有某種病態性質的心靈狀態，特別是那種意識近似精神分裂而又具有雙向轉化的心靈狀態，在藝術手法上則善于運用幻覺、夢囈甚至某些隱微的潛意識來揭示人物的心靈的深層，更善于運用復調小說的形式，通過多聲部的對話、辯論、抗衡，展示復雜幽秘的內心世界。為了表現這種復雜隱微的內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變西方和俄國此前小說的時間性敘事為空間性敘事，以便更好地聚焦于人物的心靈世界，從而使其小說成為一種共時性存在的空間體小說，并且，在藝術結構上更多地采用一種戲劇式的結構方式，甚至運用了一些戲劇手法，從而使小說戲劇化了。
　　總括來看，在《罪與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藝術方面頗具俄羅斯特色的創新與推進有以下幾點：第一，在心理描寫方面，從此前的單一性走向多角度。在保留突出的內省性（主人公的自我分析、自我解剖）的同時，進而展示人物心靈的自我斗爭，最終發展為多聲部和挖掘深層心理；笫二，在文體特征方面，從此前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詩與散文的結合（人與自然的結合、抒情）走向戲劇化；第三，在敘事方法方面，則表現為把對外部生活的敘述與心理的揭示有機地結合起來的敘事系統和由定點到多角度的敘事視點。
　　綜上所述，《罪與罰》的確是一部俄羅斯式的全新的長篇小說，它完全實現了作家自己預期的目的，不僅在俄國文學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確立了他作為偉大作家的名聲，奠定了他極其重要的文學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圍內影響深遠。
　　本書譯自1984年莫斯科“俄語”出版社出版的《罪與罰》，這個本子是俄羅斯人為外國讀者出版的一系列俄國文學經典名著中的一種，全書的每一個單詞都標有重音，并且附有詳細的注釋——不僅說明了書中涉及的俄國和外國的一些歷史、文化背景，而且介紹了俄羅斯的某些風俗民情，更對一些難以理解的詞、句進行了簡要的注析，這對更準確、深入地理解該作品有著極大的幫助。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的張鐵夫教授（1938—2012）十年前在本書初譯時曾把他珍藏多年的這一版本慷慨惠借給譯者，2012年臨終前又囑咐把他的俄文書籍和資料全部贈送譯者，作為他的學生，只能努力工作，做出更好的成績，用實際行動來表示深摯、永久的懷念，以告慰恩師的在天之靈。在翻譯本書時，譯者曾參考了國內出版的若干個譯本，受益匪淺。在此，謹向各位前譯者表示感謝。由于能力有限，本譯本中的錯誤和不妥之處很可能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這個譯本是十年前翻譯的，出版后頗受歡迎，反響不錯。這次利用重新出版的機會，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認真核對俄文原文，對前五章進行了細致的校對和一定的修改；為保持作品語言風格的統一，對原來朱憲生先生翻譯的第六章和尾聲全部進行了重譯。2012年6月，譯者在圣彼得堡時，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過的地方以及《罪與罰》中的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所住的公寓等處進行過實地考察，這對作品的理解、修改和翻譯大有助益。
　　2013年3月31日
　　天津華苑新城攬旭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