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克羅齊命題”，即意大利學者貝奈戴托·克羅齊的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所包含的思想，觸及歷史知識的形成與當前生活的緊密聯系。在實際的歷史研究中，這種聯系主要體現為“現實關懷”和“歷史寫作”之間的張力。《“克羅齊命題”的當代回響：中美兩國美國史研究的趨向》以中國和美國近期的美國史研究趨向為中心，探討歷史學家所處的社會和時代如何引導乃至塑造其歷史寫作，而歷史學家又如何以自己的專業方式回應社會和時代提出的問題。書中各篇文章論及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學術思潮和史家群體的變化在美國史研究中所產生的影響，并評析伯納德·貝林、戈登·伍德、埃里克·方納和楊生茂等學者的治史路徑和史學主張，以此對“克羅齊命題”做出某種回應：現實關懷可以合理地引領史家的研究興趣，有助于他/她從廣漠幽暗的過去世界中發現有意義的問題；然而一旦進入解讀史料和構建歷史解釋的環節，現實關懷就必須接受學術準則的審查，并受到歷史主義的阻擊。
《“克羅齊命題”的當代回響：中美兩國美國史研究的趨向》：
著名學者李劍鳴又一力作；
對近數十年美國史研究趨向做階段性總結；
為未來的研究方向提供指導和啟示；
文筆優美洗練，邏輯清楚嚴密，為史學論文的寫作提供典范。
李劍鳴，湖南常德人，曾執教于湘潭大學、南開大學和北京大學，現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長江學者。著有《文化的邊疆：美國印第安人與白人文化關系史論》《美國的奠基時代1585—1775》《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等書。
引言
20世紀美國史學的基本走向
美國政治史的衰落與復興
種族問題與美國史學
意識形態與美國革命的歷史敘事
美國革命史研究的新動向
伯納德·貝林的史學及其啟示
戈登·伍德與美國早期政治史研究
埃里克·方納筆下的美國自由
在現實關懷與學術追求之間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美國史研究
中國的美國早期史研究
探索中國美國史研究的路徑
后記
引言
人類發覺有必要保存集體的記憶，并且找到保存這種記憶的適當而有效的方式，以突破短促無常的生命和與之相連的個體記憶的限制，應當說是一場智性的革命。人之所以要保存關于過去的集體記憶，似乎不是想讓過去照原樣留傳下來，而是著眼于過去對于當前和未來的意義。在很長一個時期，保存關于過去的集體記憶，既體現了人尋求類屬身份認同的努力，也包含著某種追求不朽的愿望。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對過去的認識和理解，以及由此產生的歷史知識，從來就不是固化和僵死的東西，也是活在當前并指向未來的。
論及當前與過去、現實關懷與歷史寫作的關系，我們自然會想起克羅齊和柯林武德這兩個名字。克羅齊說過，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柯林武德則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兩人的說法各有其語境，意思也不一樣。克羅齊對那種一味地編排史料、記述史事的“假歷史”頗為不屑，主張歷史學家要借助對當前生活的關切來觀察過去，基于當前的思想和興趣來闡釋史事。換句話說，過去只有用思想的光芒來照亮，才能顯現出鮮活的生命力；歷史只有進入當前的生活，才會具有真正的意義。柯林武德則反對那種“剪刀加漿糊”的史學，強調對“事件”的內在層面的理解，倡導史家以其智力活動來重演前人的想法和動機，從而突出“事件”作為人的“行動”的特性。然則史家無疑只能借助當前的經驗來重演前人的思想，這樣就無異于把歷史變成了現在與過去互動的產物。細究起來，兩人的說法倒也有共通之處。無論是“當代史”，還是“思想史”，都旨在強調歷史不是簡單的過去事實的再現，而與歷史講述者當前的思想、興趣和經驗有著密切的關聯。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克羅齊命題”還是“柯林武德命題”，其旨趣都觸及了當前與過去、現實關懷與歷史寫作的關系。
對歷史學家來說，當前和過去之間的關系，絕不僅僅是一個時間維度上的問題。兩者在歷史思維和歷史寫作中往往交錯在一起，相互嵌入，相互干預，相互塑造。歷史是在現實關懷引導下復活于當前的過去，現實則是經由過去熏染而具有歷史內涵的當前存在；關于過去的知識經由現實的介入而變得富于意義，而當前的視點又因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上而具備更深邃的穿透力。但是，相對于不斷延長的過去，相對于看不到盡頭的未來，當前只是一個轉瞬即逝的點，變幻不定，難于把握；它對歷史認識的影響，必須通過它對歷史學家的塑造以及歷史學家對它的理解來實現。因此，在當前和過去之間，歷史學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中介。現實對歷史學家的塑造性影響，歷史學家對當前的了解和關切，就是通常所說的“現實關懷”。根據后現代主義關于知識和權力的說法，并參照把權力作為核心概念的現代政治學理論，歷史學家的“現實關懷”難免帶有強烈的政治屬性，甚至本來就是現實政治的一部分。于是，身處當前和過去之間的歷史學家，就總是受到權力關系的制約，其歷史寫作難免帶有強烈的政治意蘊。
在中外史學史上，對于現實關懷和歷史寫作的關系，歷代史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中國古代的史官和私家修史者，一方面注重歷史對當前的政治和道德問題的意義，通常出于“致用”和“資治”的考慮來選取史事并加以詮釋，另一方面又受到當前的政治、道德和信仰的規范以及禁忌的制約，對歷史的理解和表述往往不會背離社會通行的準則和信條。他們倡導“求真”，所針對的大抵是“向壁虛構”和“憑空捏造”；高揚“直筆”，也不過是要求依據通行的政治和道德標準來做取舍和褒貶，以避免“掩惡”或“虛美”等有違“史德”的行為。在歐美史學走向專業化的過程中，客觀性和科學性一度成了史家追求的目標，他們力圖借助逐漸成熟的專業規范和技藝，把“當前”和“過去”區分開來，把現實的幽靈從歷史表述中驅逐出去。史家把自己想象成過去的代言人或傳聲筒，極力掩蓋自我，甚或相信可以消滅自我，以求取“歷史的真相”。但是，自19世紀末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覺得，這種對“客觀性”的無節制的標榜，根本不能掩飾史家基于現實關懷而形成的各種偏見和偏向；歷史寫作非但不可能擺脫現實的影子，即使真能擺脫，也反而會使歷史學家失去方向感。因而在這些人看來，歷史研究在根本上乃是當前和過去的對話，歷史學家不必諱言自己的現實關懷，而只需要警惕現實關懷過度介入歷史研究，或單純依據現行的標準或當前的需要來解釋歷史，以致淪為“現時主義”（presentism）。然則按照近期的后現代主義者的看法，以上各種說法或立場，或許都不過是欺人之談。一方面，歷史中的許多事物本身就是社會和文化的建構；另一方面，歷史學家對于歷史的解釋通常只是出于現實的政治需要或利益訴求而形成的某種說法。既然歷史本身就是權力和利益的戰場，歷史知識的生產就不可能脫離具體的“政治語境”。因此，現實關懷對歷史研究的介入不僅難于避免，而且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美國史學一直是在社會政治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美國史家向來關注現實政治，大多帶有或明或隱的政治傾向，希望自己的著述能對現實政治產生影響。這方面的許多事例早已為學界所熟知。建國初期就有眾多名流寫作美國革命史，其意圖大都是要用建國的歷史來塑造國民的自豪感和認同感。及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精心構筑“邊疆假說”，這與當時美國人在漸趨強大后尋求文化自主性的心理，正好若合符節。于是，“邊疆”就成了美國獨特性的一個標志。在查爾斯·比爾德和卡爾·貝克爾等人看來，那種相信歷史學家可以“公正無偏”的想法難免幼稚可笑；生活在不同時代和不同文化中的歷史學家，對于歷史的認識具有不可避免的相對性。從他們開始，政治立場和現實關懷不再是需要遮掩的史家之恥，而應在歷史寫作中堂而皇之地取得合法地位。而且，他們還自告奮勇地把自己寫出的歷史作為推進社會改革的工具。
進入20世紀之后，“客觀性問題”由于與現實政治糾纏不清，在美國史學界變成了一個沉重的話題。特別是二戰以來，隨著美國社會更趨多元化，基于族裔、性別、宗教和階級的身份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也變得愈益多樣化，并且直接作用于歷史研究；于是，史學界基于思想傾向和研究路徑的分歧與競爭，也就變得愈益激烈而難以調和。雖然政治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受到冷落甚至鄙棄，但政治作為一個觀察過去的基本維度，作為一條聯結過去和現在的紐帶，可見于幾乎所有的歷史研究課題之中。諸如“族裔政治”“身份政治”“記憶政治”“消費政治”“身體政治”之類的術語，在當今美國史學論著中出現的頻率很高。這些術語所表達的理念和邏輯，無一不是部分地源自美國的現實政治。美國史學的這種“泛政治化”趨向，使得過去與當前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張，有時不免使史學討論輕易地轉化為政治爭端。
雖然每一代史家都深受現實政治的熏染，但他們又總在質疑和批判前代學者的政治取向，而這種質疑和批判的結果，又不過是用新的政治取向來代替舊的。綜觀二戰后六七十年來的美國史學，可以看出一條清晰的意識形態演化路徑，這就是反復批判美國例外論，著力清算美國歷史解釋中的種族主義、男性中心主義和精英主義，以構筑一種更民主、更開放、更包容和更多樣化的美國史體系。在這一過程中，“種族”（“race”，其著眼點在于少數種族和邊緣族裔）、“性別”（“gender”，其著眼點在于女性）、“階級”（“class”，其著眼點在于普通民眾和下層群體）成了史學分析的主導性范疇。這就再清楚不過地體現了現實政治對歷史寫作的塑造性影響，再生動不過地反映了現實關懷與學術追求的復雜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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