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并非學者通過相關知識的旁征博引，從學理上就司法改革應如何進行而展開的概念推演及學說論證；也不同于外部的研究者通過一般觀察或田野調查，在描述有關司法改革的現象或個案這個基礎上提煉出理論命題或形成政策建議。本書最重要的特點在于，作者就是審判人員，是在法院內承擔著日常繁重的審判業務和管理工作之余潛心研究寫作而取得的成果。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所在的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從2009年起就提出了“審判長負責制”的改革思路，率先嘗試法院人員分類管理，開始對審判權運行機制進行改革。這個思路與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的“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的改革方向不謀而合。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佛山中院不僅努力發展完善原來的改革思路，還進一步積極地探索了“頂層設計”提出的其他各項改革。從自身這些“親歷親為”的改革嘗試出發，再把研究的視野擴大到古今中外的相關理論和全國各地法院多種多樣的改革模式，就構成了本書兼顧宏觀架構和微觀領域，并可能深潛于具體問題及提出相應對策的特色所在。
陳陟云，1963年2月出生，廣東電白人，1984年7月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F任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山大學法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研究生兼職導師，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主要著作有《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研究》、《法官員額問題研究》等。
肖啟明，1977年6月出生，廣東梅州人，1999年畢業于中山大學法律系，現為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在《法學評論》、《法律適用》等刊物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第一編司法的歷史變遷與演進方向
第一章司法機構的演進方向：中立性地位逐步確立
第一節西方司法機構的演進
第二節中國司法機構的演進
第二章司法主體的演進方向：專業性群體逐步形成
第一節西方司法主體的演進
第二節中國司法主體的演進
第三章司法權力的演進方向：親歷性、正當性日漸發展
第一節司法權發展為事實認定權、法律適用權、訴訟程序指揮權
第二節司法權從權威正當發展為程序正當
第四章司法演進的方向與模型
第一節司法演進的方向分析
第二節司法演進的具體模型
第二編司法改革的邏輯之維
第五章中立性
第一節中立性的理論基礎――為什么司法需要中立
第二節中立性的表現形式
第三節中立性的沖突與消解
第六章專業性
第一節專業性的理論基礎
第二節專業性的表現形式
第三節專業性的沖突與消解
第七章親歷性
第一節親歷性的理論基礎
第二節親歷性的表現形式
第三節親歷性的沖突與消解
第八章正當性
第一節正當性的理論基礎
第二節正當性的表現形式
第三節正當性的沖突與消解
第三編司法改革的實踐考察
第九章近現代中國司法改革的脈絡
第一節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初期的司法改革
第二節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司法改革
第三節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的司法改革
第十章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的樣本考察
第一節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的樣本
第二節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的樣本分析
第十一章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樣本考察
第一節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樣本
第二節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樣本分析
第十二章法院內部組織架構改革的樣本考察
第一節法院內部組織架構改革的樣本
第二節法院內部組織架構改革的樣本分析
第四編司法改革的困境與反思
第十三章中立性向度的困境與反思
第一節法院組織結構呈現地方化、行政化特征
第二節法官管理模式科層性明顯
第三節審判自主權走向異質化
第十四章專業性向度的困境與反思
第一節法官員額標準難以確定
第二節司法職業化改革缺乏過渡措施
第三節法官類型單一
第十五章親歷性向度的困境與反思
第一節合議庭法官親歷審判活動存在困難
第二節審判委員會難以落實親歷性要求
第十六章正當性向度的困境與反思
第一節司法監督體系不完全符合正當性要求
第二節司法公開功能未能充分保障司法權正當行使
第三節司法民主制度難以補強裁判正當性――以人民陪審員為視角
第四節司法資源配置不盡合理
第五編完善我國司法改革的實踐進路
第十七章從中立性向度展望司法改革
第一節落實司法機構獨立的憲法地位
第二節完善法官中立的制度設置
第三節司法權依法獨立行使的制度設置
第十八章從專業性向度展望司法改革
第一節我國法院人員分類管理的架構
第二節我國法官的分級分類
第三節我國法官員額制度
第四節我國的法官選任、培訓與退出制度
第五節我國法官助理制度
第十九章從親歷性向度展望司法改革
第一節獨任庭的改造和完善
第二節合議庭的改造和完善
第三節審判委員會的改造和完善
第二十章從正當性向度展望司法改革
第一節完善改革自身的正當程序
第二節完善訴訟機制的正當程序
第三節改革當前的司法監督體系
第四節以陪審團制度推進司法民主
第五節以司法公開保障審判權正當行使
王亞新（王亞新，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在以“頂層設計”為特征的本輪司法改革正在全國推進之際，《回歸本質：司法改革的邏輯之維與實踐向度》一書適時問世，可以說是為這輪改革提供了某種程度的有力論證。本書大致采取“歷史演進過程―原理或內在邏輯―對改革實踐的觀察―問題的指出及反思―改革的應然方向及進路”這樣一個結構。第一編將司法的構成分解為主體、機構和權力等幾個要素，并在中西方宏觀的歷史沿革演變中考察其發展歷程。作者再于第二編引入中立性、專業性、親歷性和正當性等“使司法成其為司法”的基本性質，討論這些特點具有的內容及表現，并探尋不同性質相互之間的邏輯關聯。第三編先就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階段的司法改革做了概覽，但考察的重點則放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即本輪司法改革之上。對于目前處于推行過程之中的審判權運行機制、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和法院內部組織架構等方面的改革舉措，以全國不同地區若干法院的實踐或具體嘗試為樣本，通過列表、劃分模式的分類描述等方式，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度觀察。以這樣的描述觀察為基礎，第四編列舉了成為司法改革的動因及對象，同時卻又導致這種改革舉步維艱的種種矛盾、沖突、錯位、制約、障礙。通過分析審判程序運行機制、審判員額確定和分類管理、內設機構及其功能發揮、資源保障及外部環境等各個領域法院遇到的具體問題或難點，指出了在中立性的保持、專業性的提升、親歷性的實現、正當性的獲得這些目標的追求上司法改革所面臨的困境。占據相當篇幅的是第五編，其正面提示了作者關于如何完善我國司法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具體見解。本書的最后這個部分立足于對司法本質屬性的理解以及觀察進行狀態中的改革實踐之所得，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次回應了上文指出的種種難點，針對司法改革涉及的不同領域提出了若干很有見地的對策。
本書并非學者通過相關知識的旁征博引，從學理上就司法改革應如何進行而展開的概念推演及學說論證；也不同于外部的研究者通過一般觀察或田野調查，在描述有關司法改革的現象或個案基礎上提煉出理論命題或形成政策建議。本書最重要的特點在于，作者就是審判人員，是在法院內承擔著日常繁重的審判業務和管理工作之余潛心研究寫作而取得的成果。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所在的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從2009年起就提出了“審判長負責制”的改革思路，率先嘗試法院人員分類管理，開始對審判權運行機制進行改革。這個思路與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的“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的改革方向不謀而合。自十八大三中全會以來，佛山中院不僅努力發展完善原來的改革思路，還進一步積極地探索了“頂層設計”提出的其他各項改革。從自身這些“親歷親為”的改革嘗試出發，再把研究的視野擴大到古今中外的相關理論和全國各地法院多種多樣的改革模式，就構成了本書兼顧宏觀架構和微觀領域，并可能深潛于具體問題及提出相應對策的特色所在。鑒于本書的內容廣泛，以下僅僅聚焦于一個具體問題，即審判權運行機制中的合議制改革，就書中提出的改革思路及操作方案稍做點評。
一般而言，直到目前為止許多法院的合議庭運行方式仍是承辦法官帶領跟案書記員負責案件幾乎所有的業務，合議庭其他成員往往只是到開庭時才開始介入案件。以民事訴訟程序為例，承辦人需要包辦從閱卷、送達、保全、勘驗、鑒定、證據交換、庭前調解等到開庭審理、撰寫判決及相關報告等一切準備、審理、裁判及與審判活動相關的輔助事項。合議庭的其他成員（經常包括審判長）則主要只是參加庭審和合議。除了與案件的行政化審批并行不悖之外，合議庭的這種運行方式由于不易獲得非承辦人之外的合議庭成員實質參與，往往還伴隨著審理“名合實獨”及“合而不議”等可能導致合議制虛化乃至消解的現象。從本書強調的司法親歷性以及真正做到“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等原理的角度看，合議制的虛化消解絕非一個可以忽略不計或視而不見的小問題。而佛山中院當初實施審判長負責制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取消合議庭中與審判長不相重合的承辦人，審判長做到“親自閱卷、親自開庭審理、親自撰寫判決”。這項舉措不僅指向案件行政化審批的消解淡化，還給合議制改革帶來了新的契機或動力。實行“審判長負責制”以后，選任的審判長之下設兩名合議法官（包括助理審判員）和兩名書記員，組成一個團隊共同負責辦理案件。原則上，案件的閱卷、開庭和撰寫判決等審理及裁判事項必須由審判長親力親為，而合議法官除了參與開庭審理并進行合議之外，還與書記員一起分工合作辦理與審判相關的各項輔助及準備事項。例如，合議法官的工作可以從委托鑒定審計評估、外出勘驗或聽取證人證言等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通常由所謂“受命法官”從事的業務，一直到主持整理爭議焦點和庭前或庭后進行調解。正因為合議法官對每個案件的審理過程都可以有這樣的實質性參與，到了開庭審理和庭后合議的環節，他們也更有可能在熟悉案情的基礎上發揮參加審理的作用，并在合議中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細節決定成敗”，這個小小的制度設計在促使合議制走向實質化的改革中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本書在這種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以第二審程序必須采用的合議制為例，深入探討完善合議審理和裁判的運行機制問題。由于法官員額制改革的實施，合議庭已不可能單純地由審判長和一名到兩名助理審判員組成。尤其在第二審程序中因人民陪審員不能作為合議庭的成員參與審理，必須由三名員額制法官組成合議庭的制度安排給苦于“案多人少”的法院已經相當窘迫的人力資源帶來了更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確保合議庭所有成員都能夠實質性地參與審理和裁判，同時又不致影響到審判整體的效率性，就構成了一個頗為復雜的問題。針對這樣的問題，除了提出擴大獨任制適用范圍這種更加一般的立法及政策建議之外，本書立足于民事訴訟法有關第二審程序區分逕行判決和開庭審理兩種方式的規定，提出了對上訴案件進行一級和二級兩次篩選的操作方案。一級篩選著重于確定適合采取逕行判決方式的二審案件，以便簡化合議庭成員之間的職責安排；二級篩選則以“繁簡分流”為主要依據，進一步為合議庭所有成員實質參與案件審理和更為精確的分工協作提供明確的標準。經過兩次標準及層次不同的篩選，不僅可能把逕行判決的審理方式納入更加規范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圍繞庭前準備、開庭審理、集體評議和裁判文書的形成等環節構成的整個程序過程，可以在審判長和合議庭成員之間實行標準明確、操作簡便和井然有序的分工與合作。而且法官助理和書記員等輔助人員的職責也能夠劃分得更加合理和清晰。這種安排有可能使合議庭每一成員都對案件的審理、合議、裁判各個環節均有實質性的參與，在此前提下同時又可實現以效率為指向的職責靈活分擔與相互間有機或默契的協作。
有關合議制改革的具體安排和操作細節這里不再贅述，讀者可自己閱讀本書第五編第三章的相應內容�？雌饋�，這樣一個微觀層面的可操作性改革相對于本書宏大的架構和豐富的內容而言，其意義似乎顯得十分有限。但重要的是，關于司法改革特定領域具體問題這種有創意的探討，其實已具備了相當程度的一般性或普遍性，并能夠與宏觀層次上不少重大的原理及價值相互呼應。因為對于中級人民法院以上主要審判業務為審理第二審程序案件的所有法院來講，相信本書所提供或建議的合議制改革方案應該具有較高的通用性。而合議制作為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環節，不僅牽涉到同一案件審理和裁判的過程中多名法官之間、法官與輔助人員之間職能與責任的分擔，其與司法的親歷性和正當性等原理的關聯也十分密切。類似這樣“小中見大”或者“見微知著”地從具體的領域或可操作性的細節出發，卻能夠涉及本輪司法改革若干重大議題的亮點，在本書中并不限于一處兩處。針對眾多實際問題及其應對方案進行的這些細致入微的分析探討，某種程度上也和本書前面兩編的原理性考察形成了照應。
當然，讀者不一定對本書就種種具體問題所做觀察和提出的對策或操作方案都能表示贊同，有關司法發展一般歷史的概述介紹及對基本性質的分析等內容也未必能夠給人強烈的“推陳出新”之感。但是，身在司法改革第一線，時時為取得的進展成就所鼓舞，也經常因遭遇到的各種難點悖論而困惑的作者，立足于自身改革實踐卻又盡力放大眼界打開思路，將自己對司法改革的認真思考結晶為這樣一本著作，其努力和貢獻確實難能可貴。改革，仍是我們所處時代的基調之一，而司法改革作為我國走向真正的法治社會之必然路徑和不可或缺的重要事業，將會持續地激勵和召喚著這樣的實踐者與思想者。
2015年8月23日于清華園
前言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之于思想體系。一種理論不管多么雅致和簡潔，如果不是真的，就必須被拋棄或修正；同樣，法律和制度不管如何高效和有序，如果不正義，就必須被改革或廢除。
――羅爾斯《正義論》
1984年7月，我從北大法律系畢業，在同屆畢業的二百多名同學當中，是唯一選擇到基層司法機關任職的一個。轉眼三十年有余，親歷了中國三十多年的司法現狀和變遷，對司法現實中的困境和問題，一直保持著近距離而不曾間斷的觀察和思考。直到2008年年初任中院院長，改變司法工作現實困境的強烈愿望，驅使我將一些改革思考付諸實踐。在推進改革的七年里，我們從上級領導、法學專家的鼓勵以及與各地法院同行的交流中吸收到許多先進的思想和觀念，在不斷前行中根據客觀實際逐步完善方案。每前進一步，我都受到一次觀念洗禮，以前一些不準確的認識得以修正，一些模糊的思路逐漸清晰。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召開、中央頂層設計出臺以后，地方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也更加明確了。2009年，佛山中院提出了以審判長負責制為核心的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思路；2012年，在法院內部實施了審判長負責制；2013年，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為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試點單位；2014年，被廣東省指定為首批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在機制層面健全了審判權運行機制和司法責任制，在體制層面推行了法官員額制、人員分類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等多項改革。
然而，改革越深入，我越是感受到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距離在擴大。實際上，當前地方司法實踐在某些領域的探索已經超越了現有經驗和理論的范圍，我們需要全局的、系統的、先進的理論指引；司法體制改革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也同樣需要在理論中得到解釋、梳理和規范。當然，學者提出的理論、學說中，有不少觀點非常富有見地，但關于司法改革的系統性理論研究并不多，對指導整體改革的邏輯體系更鮮有論及�？梢姡押暧^的邏輯思考，與中觀的架構以及微觀的細節設計緊密結合，對此全面系統地進行研究，在時至今日的司法體制改革深入進行之際，尤顯必要和緊迫。
司法有其客觀規律，任何與司法本質及其規律相違背的制度，借用羅爾斯的話，“不管如何高效和有序”，都是“不正義”的，應該“被改革或廢除”。在司法與司法改革的邏輯關系上，司法本質決定了司法制度的頂層布局、中觀架構和微觀運作，進而決定了改革實踐的方向和目標、方法和路徑、內容和功能等具體設計。為了實現和確保公正，司法須同時具備中立性、專業性、親歷性和正當性，司法制度的構建應圍繞并體現這四種屬性特征。故而，我們將這四種屬性從四個不同維度對改革實踐的邏輯指引，稱之為改革的邏輯維度。
司法的中立性。中立性是司法的核心特質，也是司法的本質屬性。與行政權力不同，司法權在組織方面最大特征是獨立自主性，無論是司法機構還是裁判者，從事司法裁判活動時均不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任何影響、干預或控制。而法官個體的獨立，是司法中立最核心的要求。正如德國前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博德所言：“只要每個法官作為個人是獨立的，則審判機構也是獨立的�！边@決定了我們構建司法中立的保障體系，應圍繞促進和確保法官個體獨立這一核心，建立實現法官身份獨立、司法機構整體獨立的相應制度。在以往的改革理論和實踐中，人們往往更關注司法機構的整體獨立性，而忽略了法官個體獨立在司法中立中的核心地位，導致法院內部管理行政化長期存在，嚴重制約了司法工作的科學發展。遵循司法的中立性原則，我們的改革必須從去行政化入手，一是去法院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行政化，二是去上下級的行政化，三是去地方化，進而在機制上和體制上實現法官和法院的獨立地位。
司法的專業性。這一屬性與中立性聯系緊密。獨立自主的司法權需要具備高法律素養的職業法官，否則會造成人為的司法不公；同時，只有實現高度的法官職業化，形成具有相同價值取向、行為模式和道德倫理的職業傳統，才能讓這種職業傳統凝聚成一種力量，從而賦予法官抵御外來干預的勇氣和能力。因此，司法的專業性是司法公正的基礎，也是司法中立的重要條件，決定了法官隊伍的建設機制和管理制度應堅持精英化和職業化的方向，在法官職業準入上實行以精英化為目標的法官員額制，建立高標準的法官遴選制度；在法官職業地位上建立權責利相統一的職業保障體系以及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法院管理制度；在法官職業培訓上堅持法律實踐學習和職業精神培養同步，提升司法能力，鍛就司法品質。
司法的親歷性。司法權是一種判斷權、衡量權和裁量權。在判斷過程及結果形成方面，法官職業與醫生職業最為相似。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必須親自在場“望聞問切”，親自接觸離案件事實最近的證據材料，直接聽取訴辯雙方主張和意見，否則無法準確形成對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內心確信，更無法對案件作出正確的判斷結論；對裁判結果，必須由審理者以其直接審理的情況為依據作出，任何法官對自己未親歷審理的案件都無裁判的權力。因此，司法的親歷性原則，既要求法官親自經歷裁判活動的全過程，也是我們在審判長負責制中要求的親自閱卷、親自庭審或提審、親自簽發法律文書，讓法官的判決形成于法庭之上；還要求在審判權運行機制上去行政化，解決審、判分離的問題，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由于親歷性主要作用于司法權力運行的過程，故稱為司法的規程屬性。
司法的正當性。司法的正當性，來自于社會對司法實體和程序、過程和結果的肯定評價，體現了司法對公平正義的追求目標，為司法的目標屬性。司法權的中立性，確保了法院在社會及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實現司法的機構正當；專業性，確保了法官的高素質和高權威，實現司法的主體正當；親歷性，確保了司法權力運行符合司法規律，實現司法的過程正當。這三種屬性對實現公平正義的作用，在螺旋上升中綜合體現于更高層次的正當性之中。除此之外，司法的正當性還體現在司法裁判活動的公開和透明，以及權力與責任相結合的監督體系等方面，全面實現司法的程序正當，從而徹底保障司法的實體正當。
我們期望，這一邏輯理論模型能為中國今后的司法改革帶來更多的具有預判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引。為了盡可能使本書研究更加科學可靠，我們在寫作過程中，根據實證情況不斷完善和發展自己的既有思路，就一些主要觀點多次與專家學者、法院同行展開探討。在這里，要特別感謝清華大學王亞新教授為本書作序并提供寶貴指導。根據王教授的意見，我們在總結審判權運行機制、司法責任制和人員分類管理改革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在司法理論與實踐理想的架構中，加入了當前改革運作的實操部分，使得本書體例內容更加完整，提升了本書在改革現階段的實用價值。清華大學安海濤博士對本書實踐部分亦貢獻不少灼見。開始構思之時，我本想由自己單獨完成本書的寫作，但囿于時間、精力和身體原因，只能將自己的思路理順，交由本書的主要執筆人肖啟明以及黃延麗、凌蔚來撰寫。他們在工作之余筆耕十月，并根據我多次審閱后提出的意見，進行反復修正完善，終成此稿。此書的完成，嚴格地說，是我們佛山中院在改革過程中集體智慧的結晶。需要指出的是，本書定位于對司法改革的理論構想和實踐探討，難免會有不少紕漏和謬誤。因此，躬請讀者批評指正。
陳陟云
二О一五年十一月于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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