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武漢大學法學院教師最新科研成果之匯總，其中有兩篇為校外作者獨著。在體系上本書秉承前兩卷風格，分“法學專論”、“比較法研究”、“博士論文精選”三部分，共計13篇，五十余萬字。本卷涉及專業領域包括憲法與行政法、經濟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集中反映了相關領域比較前沿的學術動態。
法學專論
網絡空間言論自由的法律界限初探——美國相關經驗之述評
論發展權的法律價值
行政行為效力論
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及其我國反壟斷法的立法完善
金融詐騙犯罪防治的法律對策研究
實務性詮釋與學理性批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初步研習之心得
英國《金融服務和市場法》的啟示
論國際商事仲裁中的國家豁免問題
國際法若干基本理論問題論略——以國際行政法庭實踐為基點的研究
論國家貨幣主權
比較法研究
我國企業職工民主管理制與德國職工參與制比較研究
《網絡犯罪公約》中的犯罪模型——兼與我國網絡犯罪立法比較
博士論文精選
行政法原則的適用
WTO“多哈發展議程”與國際發展法的新趨勢
（2）發展權與其他人權在規范上的價值關聯。走出純粹精神的家園而進入實在規范的層面，從發展權價值賴以存在的規范載體上分析，它與其他人權的相互依存與優先保障價值可以得到清晰地證實。R．J．文森特在不太愿意承認這一道理的前提下仍然轉述了這一事實，他分析道：第三代人權思想含蓄地表明，它與前兩代人權有著必然的聯系。《世界人權宣言》作為第一代人權的標志，在第28條為發展權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規范依據，該條規定：“人人有權要求一種社會的和國際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本宣言所載的權利和自由能獲得充分實現。”“而第二代人權認為，在不關心獲得經濟和社會權利的秩序的國家內，經濟和社會權利不可能得到保障，這種思想也為發展權提供了一個依據。，，在起草《發展權利宣言》時，就已明確地提到了發展權的這種價值連接性，指出發展權“是按照結社權單獨地或以統一體的方式確立的每個人以及包括各國人民在內的其他集體的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①憑著這種權利，所有人都有權單獨地或集體地參與一種能使人權得到充分實現的和平的國家秩序和國際秩序。這種權利建立在民族自決權的充分實現上，而人民若要實際享有這種自決權，就需要給予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以優先地位。②發展權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三個規范性國際人權法律文件所體現的人權價值的重疊之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發展權的人權法地位，而且表明發展權與其他人權是相互關聯的。發展權既依存于既有人權，又為其他人權提供價值前提和價值歸屬。
（3）發展權與其他人權在內容上的價值協調。發展權的價值要素在一定意義上來源于已有的其他各種人權，沒有對個人自由與尊嚴的尊重以及對人的基本需求的平等滿足，就難以滋生出關于公平地謀求發展新秩序及實現全面而自由地發展的權利價值取向。同時。發展權涵蓋了傳統人權的部分價值內容，延伸了傳統人權的價值功能，是在生命及由此產生的人格權、人身自由權等權利形式上的拓展與提升，包容了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廣泛發展自由。發展權并不被設計為只保護集體，它還使尊重并保護個人成為可能。經濟發展自由能夠使國家確保其公民的經濟與社會權利，并使為實現這一目的所需要的資源得到增長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實現這個目標；社會發展自由對個人也具有基礎性，對于使個人了，解并主張權利、行使并享受社會所承諾的人類價值尊嚴是必不可少的；政治發展自由對于確保個人參與政治過程具有價值導向功能。發展權不僅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是反人權的，相反，它是一項旨在增進、延伸和強化所有傳統人權的基本人權。
當然，任何自由權利的行使都要受到主體內在和外在力量的限制，發展權也不例外。發展權內、外在價值的總體整合是十分必要且現實合理的，發展權的價值整合歸根結底就是多元利益和復合人權要素間的在互斥互阻中的互助互補的統一。保護多數利益、傾斜地照顧弱者利益并最終實現人類整體發展利益是發展權價值整合的總體原則。
行政行為效力論
■ 章志遠*
目 錄
一、行政行為效力概念之界定
二、行政行為效力之法律特征
三、行政行為效力之組成內容
四、行政行為效力之表現形態
五、行政行為效力之基本類型
六、行政行為效力之功能目標
行政行為的效力問題，既是我國行政法學上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一個與行政執法、行政審判有著密切聯系的實際問題，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對其基本理論都缺乏深入研究。幾年前，個別學者曾對行政行為效力的具體內容作過探討，但旋即又歸于沉寂。筆者不揣淺陋，擇取概念界定、法律特征、組成內容、表現形態、基本類型及功能目標等六個問題對其加以詳細論述，期望對我國行政行為理論體系的健全與完善有所裨益，并求教于學界大方。
一、行政行為效力概念之界定
對行政行為效力這一基本概念進行科學的界定，是深入研究行政行為效力理論的邏輯前提。我國學者早期大多回避了這一問題而直接探討行政行為效力的具體內容，直到近年來才有所改觀。但從學者們的表述來看，卻普遍存在著兩類弊病：一是概念混同，即將效力與法律效果等同，如一種代表性的觀點即認為，行政行為效力指“行政行為在法律關系上所產生的效果及對當事人的影響”。①誠然，行政行為的效力與法律效果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前者是后者實際產生的保障，后者則是前者的直接目的。但是，二者之間的區別單劃等。二是以偏概全，即將行政行為效力的部分內容代表整體。如有的學者指出，行政行為效力指“行政行為合法成立后所具有的法律上的約束力”。①撇開“合法成立”的表述是否妥當不論，其所謂的效力實際上指的是行政行為在符合法定要件的情況下具有的法律效力。顯然，它忽視了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即具有的形式上的效力。
我們認為，對行政行為效力下定義必須恪守兩條基本準則：一是能夠揭示出行政行為效力的本質屬性，以使之區別于其他相鄰近的概念；二是確保定義自身的涵蓋性和周延性，防止以部分代替整體。基于此，行政行為效力可定義為：已存在的行政行為依其外形和內容所具有的產生一定法律效果的特殊作用力。這一定義包含了四個基本要素，即行政行為效力的載體——已存在的行政行為、行政行為效力的依據——行政行為的外形與內容、行政行為效力的表現形式——特殊作用力、行政行為效力的目的——促成一定法律效果的產生，它們共同揭示了行政行為效力的本質。以下將分別對其加以分析：
第一，行政行為效力的載體。“載體”一語原本是科技領域中的名詞，專指某些能傳遞能量或運載其他物質的物質。在此處，載體特指傳遞、承載行政行為效力的事物。顯然，行政行為效力的載體只能是已存在的行政行為。之所以將其限定為“已存在”的行政行為，主要原因在于，通常所說的行政行為既可以指稱行為的一系列過程，也可以指稱行為的最終結果。倘若某一行政行為尚處于形成過程之中而未最終成立時，外界對其就無法識別，因而也無從談起效力問題。只有當行政行為已經作出、成為客觀存在的事物之后，效力才相伴而生。可見，行政行為的存在是討論任何行政行為效力問題的邏輯起點。換言之，行政行為的效力只能由已存在的行政行為所承載。
第二，行政行為效力的依據。行政行為效力的發生總是要以一定的事物作為依托，這便是效力的依據。需要指出的是，行政行為效力的依據與行政行為效力的本原是不同的，前者強調的只是效力得以發生的直接的、一般性的基礎；而后者則是對效力得以發生的終極性的基礎的追問。對于一個已存在的行政行為來說，其外形與內容均可以作為效力發生的依據。在行政行為效力的具體組成部分中，公定力及不可變更力就是憑借行政行為的外形而產生的，即只要行政行為一旦作出而客觀存在，不論其內容如何，都產生推定為有效、行政主體一方不得隨意變更的約束力；執行力則是典型的依據行政行為的內容而產生的效力，離開了行政行為所確定的權利、義務，執行力便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可見，行政行為的外形與內容都是其效力發生的直接基礎。
第三，行政行為效力的表現形式。在漢語中，效力一詞意為“效勞、出力”或“事物所產生的有利的作用”。②延伸到法學上，便形成了法律效力的概念。“法律效力首先是一種作用力，這種作用力本身就是法律效力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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