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大學[1]
關于大學，有三種提問方式：為什么需要大學?這幾乎不必要討論;怎么樣辦大學?那光說不練不行;需要什么樣的大學，這還差不多，此話題可以討論，也大有深究的必要。世界上的大學，千差萬別，不是命定如此，更不是別無選擇。恰恰相反，大學辦成什么樣子，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主動選擇的結果。有外部條件的限制，但主觀上的努力同樣很重要。今天中國的大學之路，到底該怎么走，仍在探索，還有商量余地。正因為沒有完全定型，存在著多種可能性，這才更值得諸位去體貼、關心、介入。
[1]此乃作者2005 年8 月5 日在中央電視臺“雙周論壇”(北京)以及2005年8 月8
日在教育部教育發(fā)展研究中心主辦的“大學精神、大學理念與校園文化”研討會(成都)上的專題演講。
一、媒體中的大學
大學受到世人如此高度關注，這也是中國特色。這種關注，最終落實在媒體上關于大學的集中報道。高考不用說，幾乎是全民總動員，每年上演的，是同樣的節(jié)目，可公眾百看不厭。從試卷的押運、考場的周邊環(huán)境、考試那幾天的氣溫、考場外家長的焦急等待，還有交通警察如何維護秩序、警車運送走錯路的考生等，諸如此類的動人故事，每年都有。接下來的是教師閱卷、有關部門公布錄取分數(shù)線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額等;再接下來是有人歡天喜地，有人唉聲嘆氣，學界開始爭論考不上重點大學的學生有沒有必要復讀、選擇民辦大學前途如何、小留學生出國是否合算;再再接下來，該輪到貧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學、高考狀元有無獎勵、各省市錄取分數(shù)線懸殊是否公平等。你看，新生還沒入學，“故事”已經(jīng)講了一大堆。這還只是例行公事，平日里更多突發(fā)事件。如研究生錄取作弊，學術著作抄襲，還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系列問題，都可能成為極好的社會新聞，出現(xiàn)在報紙的任何一個版上。我說“任何一個版”，是有所指的。以前大學新聞主要在教育版上露面，現(xiàn)在神出鬼沒，無所不在，可以是政治、科技、法律，也可以是經(jīng)濟、體育、娛樂。
大學成為公共話題，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我也不例外。偶爾出鏡，但更適合于專業(yè)著述或報刊文字。喜歡談論大學話題，以致有時被介紹為“大學史專家”。這屬于“美麗的錯誤”。因為，我的本行是文學史研究，“文學史”與“大學史”，形近而訛。我始終稱，自己是大學研究的業(yè)余愛好者，是amateur，“愛美的”。五四時期，陳大悲等介紹西洋的業(yè)余演劇，并在中國提倡“愛美劇”，用的是英文amateur
的音譯。中國的教育問題，關系重大;有權利且有義務談論此話題的，不僅僅是教育部官員或教育學專家，而應該是每一個關心社會發(fā)展的知識分子。實際上，這些年來關于教育問題的討論相當活躍，跟一大批業(yè)余愛好者的介入有關。
大學之所以成為社會熱點，外在原因是：第一，百余年來，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學術發(fā)展、經(jīng)濟及法律環(huán)境的形成，都跟大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時至今日，大學對于中國社會進程的巨大影響，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第二，由于連年擴招，高等教育已經(jīng)大眾化，大學的是是非非，牽涉到千家萬戶。你別看他是個賣菜的，只有小學程度，可他的孩子讀了研究生，他同樣有興趣關心大學里的事情。第三，傳媒人大多受過大學教育，他/
她們的興趣決定了大學可以成為社會新聞。第四，大學教授日漸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收入不如體育或娛樂明星，但也有不少堅定的“粉絲”，其言談舉止同樣具有新聞價值。
更重要的是內在原因：第一，中國的大學體制及教育方式有問題;第二，跟其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一樣，中國大學也在轉型;第三，正因為有問題，在轉型，具備往各個方向發(fā)展的可能性，公眾才有批評及建議的熱情。最后一點同樣不該忽視：大學話題不屬于“禁區(qū)”，雖有些言不盡意，總比以前捂著蓋著好多了。
有一個疑問，如此局面的形成——即大學經(jīng)常在媒體中露面，有無大學自身炒作的成分?應該說，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因素，尤其是著名大學五十大慶、百年校慶前后，總有大量宣傳味道十足的連續(xù)報道。還有，需要搶奪生源的民辦大學，比如吉利大學、西安翻譯學院等，都有很成規(guī)模、帶有明顯廣告色彩的長篇通訊。不過，一般情況下，關于大學的新聞，大多是媒體主動選擇的結果。我問過北大宣傳部長，媒體喜歡談論北大，是不是你們故意營造的?他說，校方很少主動出擊，大都是媒體找上門來的。原因是，請神容易送神難，人家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圖來報道，太積極，很容易弄巧成拙。別的學校我不懂，以北大的情況而言，太多的媒體關注，太多的新聞報道(包括正面與負面)，不是好事情。大學發(fā)展有其內在規(guī)律，不該過分受制于政府決策以及社會輿論。
你到國外看看，人家的大學校園，比我們寧靜多了。沒有那么多喧囂，沒有那么多關愛，也就沒有那么多在媒體上拋頭露面的機會。傳媒關注當下，需要熱鬧;大學追求久遠，必須冷靜。各有各的趣味，走得太近，在我看來，不是好事情。不針對具體的學校或媒體，我說的是整個社會氛圍，即過分看重曝光率。幾年前(2001)，清華大學曾做出規(guī)定：在中央電視臺和鳳凰衛(wèi)視上做專題節(jié)目，可以得10
分;這等于在非核心期刊發(fā)表5
篇論文，或者在國內重點學術期刊發(fā)表一篇論文。這個規(guī)定引起很大爭議，后來偃旗息鼓了。但我也聽到另外的聲音，比如一所著名大學的校長告訴我，他們學校不缺學業(yè)專深的教授，就缺這種能在電視上“侃”的;可能的話，他們也想找?guī)讉�知名度高、經(jīng)常在電視上露面的，不用寫論文，只要每回出鏡時打上“某某大學教授”就行了。這也是一個思路，等于給學校打廣告。
辦一流大學很難，需要社會的熱情鼓勵，需要大學中人的艱辛跋涉，需要積累，需要沖刺，而且還不一定成功;并非媒體上露面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學校。媒體代表公眾的趣味，其關注大學，自有理由;大學必須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目光與襟懷。
如何看待媒體中日益張揚的大學形象，盡可見仁見智;但無法否認的是：第一，校園里的一舉一動，很可能牽涉整個社會，連北大清華對進入校園的旅行團收費都可能引發(fā)熱烈爭論，你就可想而知。第二，轉型期中國所有的社會問題，好的壞的，通通折射到大學校園里，大學不是世外桃源，圍墻早就形同虛設。第三，所謂大學適應社會發(fā)展需要，不能簡單理解為“訂單式服務”;將大學全都推向市場，不是好主意。
二、從教育大國到教育強國
關注中國教育的人，大概都會承認這么一個事實：中國是教育大國，但不是教育強國。很多人注意到，2004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9%，高等教育規(guī)模已經(jīng)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據(jù)統(tǒng)計，2004
年全國普通高校共錄取新生420 萬人，比上年增加近40 萬;2005 年招生未見權威統(tǒng)計數(shù)字，只知道還在增加。目前全國各類高校在校生總數(shù)超過2000
萬。2000 萬!這已經(jīng)是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人口總數(shù)。這你就能明白，為什么關于“大學”的新聞與舊事，能成為公眾熱切關注的話題。
與此相對應的，是另一則報道：日前，溫家寶總理到醫(yī)院看望科學家錢學森，病榻上的錢先生坦誠建言：“現(xiàn)在中國沒有完全發(fā)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溫家寶看望文學家季羨林和科學家錢學森》，《京華時報》2005
年7 月31
日)專家們于是紛紛為中國大學把脈：有說問題在于只顧數(shù)量不問質量，有說毛病出在只講技術沒有文化，還有的認定是推崇專家蔑視通才惹的禍，等等，等等。我則讀出另外的意味：一個全世界大學生人數(shù)最多的國家，居然“沒有一所大學”能冒出“杰出人才”，這太可悲了。可見中國離“教育強國”還很遠。請注意，錢學森用的是全稱判斷，聲名顯赫的北大清華，也在其批評之列。
當然，關于中國大學的聲譽，還有另外的說法。記得是去年十一月，報紙上刊出《泰晤士報》大學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泰晤士報〉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躋身全球前20
名》，《中華讀書報》2004 年11 月10
日)。在我看來，這個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國在變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地位。中國在崛起，在全球事務中發(fā)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學者們在關注中國的同時，也開始關注中國的高等教育。這就有意無意地提高了中國大學的學術聲譽。對于這個排名，北大當然高興，校方網(wǎng)站上當即轉載。可此舉馬上受到批評。我們系一個教授，在第一時間給校長寫信，稱不該看重此類排名，應該有自己的立場，走自己的路。校方還算冷靜，到此為止，
不再宣傳。
就學術實力而言，學界普遍認為，北大清華只能排在二三百，進不了前百名。當然，如果帶進學術聲譽以及實際影響力，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說過一句很有名的“大話”：就教學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現(xiàn)在不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論北大對于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竟然曾發(fā)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樣的機遇，其實是千載難求的。我想說的是，大學排名取決于文化背景及理論設計，即便是國外很有影響的排行榜，也都各有其長處，也各有其盲點。說你十七，沒什么好得意的;說你兩百，也不必要喪氣。
說這些，是有感于現(xiàn)在中國的大學校長，大都有理想，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這么一種積極向上的志趣，如果沒有輔以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很容易變成花拳繡腿，熱衷于做表面文章。明白辦大學、辦好大學、辦第一流大學很不容易，以平常心看待中國大學的進步，不提過高的標準，更不要拿排名、獲獎說事。
國際上的大學排名，就好像諾貝爾獎，應該尊重，但不該過分推崇。前幾年，有個劍橋大學的博士生，跑來北大跟我談了好幾次，她的論文選題很有意思：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諾貝爾情結。幾十年了，文學界老是絮絮叨叨，埋怨為什么沒有中國人獲獎。有譏諷評獎委員會的“傲慢與偏見”，有說問題出在譯本上，有稱誰誰誰不死早就得獎了，還有人努力討好委員會中惟一懂中文的馬悅然。那年在香港，看馬悅然先生比比劃劃，說有那么多作家給他寄新書及書稿，希望他翻譯并推薦給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引起在場人士的哄堂大笑，真的，我很難受。前兩天看傅光明寫的《老舍差點獲諾獎，一個神話?》，辨析一件流傳很廣的傳說：1968
年頒發(fā)給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諾貝爾文學獎，原本是準備頒給老舍的;獲悉其已在兩年前跳湖自殺，只好換了另一個東方人。這傳說破綻很多，但流傳甚廣，逼得馬悅然前幾年出面公開否認：最有可能獲獎的是沈從文，1987
年進入終審名單，1988 年再次進入終審名單，如果不是剛好那年去世，極有可能在十月獲獎(《社會科學報》2005 年7 月21
日)。結果怎么樣?大家吵來吵去，吵了大半天，最后是法國籍的中國作家高行健獲獎了。中國作協(xié)隨后發(fā)表的聲明，在我看來，很不得體。
自然科學獎大概不會這樣，不管是大陸的、臺灣的，拿美國護照、德國護照的，只要是華人獲獎，我們都該祝賀。當然，最好是在大陸工作的科學家獲獎。但獲不獲獎，帶有某種偶然性;我看中科院院長說十年內獲獎，直捏一把汗。不是說不可能，而是將評價標準定在這里，不太合適。
毫無疑問，中國的科學技術，必須做大做強，但這需要一個過程，而且，最好是水到渠成，切忌用搞運動的方式來提獎學術。前幾年，北大為了發(fā)展文科，春天開動員大學，秋天開表彰大學，我戲稱為“春種秋收”。用心很好，但效果并不佳。學問不是領導鼓鼓勁，就能馬上上去的;除非你事先安排好，否則，不可能立竿見影。
學術講究積累，單有個別天才不夠，還需要一大堆學術上的臺階，不可能一蹴而就。常見學生們追問，我們什么時候才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不想學走路，就想著百米沖刺，破世界紀錄，這樣的心態(tài)，很普遍。一開始，我會表揚他們“雄心壯志沖云天”;現(xiàn)在，反過來，我批評他們“自私”、“偷懶”。盡想著破紀錄后的鮮花與掌聲，不愿意做鋪路石。一代人，不，幾代人中，摘取科學桂冠的，就那么幾個。其他人的工作，很可能只是在“鋪路”。不否認學問是在不斷推進，但大都是點點滴滴的進步;積少成多，終于有一天達成“科學的革命”。這樣的學術史觀，現(xiàn)在似乎被顛覆了;你看媒體上的報道，每天都有激動人心的突破。惟一不明白的是，如果只是各領風騷三五天，這“填補空白”也就太容易了。
老一輩學者講話嚴謹，甚至可以說是木訥，這不妨礙我們對他們的尊敬。現(xiàn)在不一樣了，新一代學者大都變得伶牙俐齒，能說會道。不能說沒有努力過，可很明顯，說的遠比做的好。這不是個人性格問題，而是學術制度造成的。都說近年中國學界十分浮躁，為什么?在我看來，最大原因是各種冠冕堂皇的學術評獎。我承認“重獎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評審之舉，能長學問。對于人文學者來說，獨立思考的權力、淡定讀書的心境，以及從容研究的時間，是最為重要的。印象里，評獎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業(yè)。越是不自信，越是質量沒保證，越需要各種獎項來“保駕護航”。
得出三個小小的結論：第一，中國大學要想成為世界一流，任重道遠;第二，提升中國學術水平，不能急火燒心，更忌諱亂吃補藥;第三，過多的規(guī)劃、檢查與驗收，過于頻繁的學術評獎，不利于學術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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