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中國和巴西兩國學者在中國北京市和上海市與巴西的圣保羅市和巴西利亞市分別選取了三所不同層次的綜合性大學，按照專業的設置所進行的抽樣調查及調查后的研究成果。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是中方課題組研究報告，下篇是巴西方課題組研究報告，反映的調查內容具有較高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調查結果所反映的相關問題也具有較高的實踐參考價值。
引言一
湯姆·杜耶爾*
湯姆·杜耶爾（Tom Dwyer），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PENSES中巴研究組協調員，巴西社會學會前任會長。
我請讀者對比一下寫作時間相距十年的兩句話。第一句是一位藝術史學家在介紹其開山之作——《中國在巴西》（China in Brazil）時提到的：“該書是關于中巴關系的。”第二句是巴西總統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巴西研究中心成立的開幕式上提到的：“在這個十年結束之際，同時也是一個世紀和一千年的結束之際，中國這個名字總會讓人困惑，99.99%的巴西人對中國了解甚少，他們總是將中國視為一個模糊的、未知的、幾乎如火星或月球一樣遙遠的國度。”（Teixeira Leite，1999）2009年，巴西總統盧拉宣布：“我們要鼓勵中巴兩國的商人、科學家、學生、游客相互往來，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巴西公民和中國公民之間的交流、對話和互動。”（Albuquerque,2013）本書的研究介于這兩個時期之間。本書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能夠幫助我們從完全不了解過渡到逐漸了解中國及其人民。
本書對青年大學生價值觀、生活方式和視野的調查在四個“城市區域”進行：上海、北京、圣保羅和巴西利亞，即兩國首都及其主要金融、商業和工業中心的城市區域。從兩個國家各選三所高等教育機構，為了使選擇的機構便于比較，我們在兩國都運用了簡略的記錄法，即分為A、B、C三個級別，兩國要在哪個機構屬于哪一級別的問題上達成廣泛一致。我們在巴西根據入選標準進行選擇，研究小組在每個區域選擇一個精英機構、一個受歡迎的機構和一個處于中間的機構，即分別代表高選擇性、低選擇性和中等。在巴西，A類機構相當于精英公立大學（許多學科每個空位平均有20個候選人，但是某些學科遠遠超過50個候選人）；C類機構相當于私營機構以及兩類特殊的私立高等院校（每個空位的候選人很少，如，一個機構大約每個空位有一位候選人）；B類機構相當于社區大學（由宗教團體所有和控制，或由公眾支持的基金會所有和控制——候選人和空位比例處于這兩個極端之間）。每個國家樣本大小的選擇（巴西為2429個，中國為1708個）和隨機抽樣的程序在附錄的兩個文本中會有解釋，都遵循了各國的研究傳統和行政能力需求。這些程序讓兩國的研究小組深信，我們所做的陳述都是基于對這四個城市區域的三類院校的18～24歲大學生所做的精確調研，研究結果不僅適用于進行研究的地方，而且這些樣本區域被看作該國家的代表。
本書以中文和葡萄牙語同時出版，展示了我們合作努力的初步成果。本書的研究試圖消除公認的兩國之間的互不了解，建立彼此間的了解，確立可能的合作基礎。
1.項目簡史
2004年7月，在北京巴西駐華大使館舉行的三個小時會議結束后，巴西社會學會成為第一個訪問中國代表團，代表團成員們堅信，中國崛起將改變的不僅是兩國的關系，還有社會學。很明顯，巴西和中國在未來將會有大量的合作，但那時他們并不清楚在接下來的短短五年里，中國會成為巴西的主要貿易伙伴。
本研究項目是2004年7月那場會議的直接成果。這項中巴調查需要進行大量的制度創新。四所機構（每個國家分別有一個科學學會和一個研究機構）逐漸達成一項雙邊協議。
巴西社會學會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達成了這項協議。這些年來，四個中國代表團在巴西受到歡迎，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也接待了三個巴西社會學會的代表團。早期會議的主題是了解彼此、建立互信、通過社會研究決定是否合作以及如何合作。在巴西，為確保該項研究的順利進行，必須動員一些參與青年研究的資深巴西社會科學家，來討論可能的研究議程，組織研討會，接待來訪代表團，該項工作由巴西社會學會進行組織。在中國，我們的合作伙伴是一個研究機構。顧名思義，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專門從事青少年研究。從實用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一旦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決定與巴西一起進行比較研究的項目，它就會迅速組織起一支合格的專業研究團隊，并且能夠利用其已有的渠道保證研究團隊快速進入高等教育機構進行研究。而在巴西，只有在成功地申請到巴西應用經濟調查研究所提供的經費后，我們才能緩慢地進行研究。接觸大學生是很困難的，尤其是那些選擇性低的私營機構里的學生，在我們接洽的十個機構中，只有兩個允許我們進行這項研究。
巴西社會學會很早就與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建立了聯系。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是類似于巴西應用經濟調查研究所的、由國家授權的中心，它與后者的區別在于，它專門致力于青少年問題的研究和政策建議的制定。中國沒有一個如巴西國家青年秘書處（National Youth Secretariat）那樣的青年事務部。然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有8000萬名團員。共青團中央委員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主要團體會員）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該組織在中國的青年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隸屬于共青團中央委員會。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作為青少年工作的智庫，其職責包括在全中國進行實證研究，為制定青少年政策服務，其主要出版物之一為《中國青少年發展年度報告》。該研究項目的第二個中國合作伙伴是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它是由從事青少年研究和青年運動歷史研究的科研人員，以及社會各界熱心青少年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和有關人士自愿聯合組成的，專門從事青少年問題研究的全國性學術團體。該組織也隸屬于共青團中央委員會。
在巴西，巴西社會學會是一個科學協會，成立于1949年。它聚集了1000多位至少擁有碩士學位水平的社會學家，其成員遍布全國各地。該學會致力于促進和保衛社會學及其成員的知識權益。該學會每年組織兩次會議并發布新聞，最近開始發行《巴西社會學評論》（Brazilian Sociological Review）。巴西社會學會的宗旨之一，是促進巴西與其他國家在社會學方面的交流和學者之間的交流。
最后，巴西應用經濟調查研究所是巴西總統府戰略事務秘書處下屬的一個聯邦政府機構，負責為中央政府提供政策相關問題的建議，包括審查與經濟發展相關的問題。其部分研究人員組成了一個小組，旨在考查中國崛起對巴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另一個小組研究與青年相關的問題，尤其是與貧困、教育和勞動力市場相關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對該項目的資助，使得這兩個小組的計劃結合在一起。巴西應用經濟調查研究所約有600名全職員工，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一樣，其總部也位于首都。它定期出版技術公報和書籍，2013年出版了《巴西人類發展圖譜》（Atla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Brazil）。
這四所機構一起為中巴社會科學研究的第一步奠定了基礎。該項目的進行不僅源于中國的崛起，也是由于巴西面對如今復雜的世界所遇到的挑戰。
2.巴西立于世界，科學促進理解
幾十年來，巴西學者一直在思考，巴西是否可以在世界舞臺上，從一個次要的經濟參與者發展為經濟引領者，進而贏得位于世界秩序頂端國家的尊重并成為它們中的一員。這些學者中比較突出的有塞爾索·富爾塔多（Celso Furtado）、吉爾伯托·迪帕（Gilberto Dupas）、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2008年出版的一本關于“全球化的巴西”的書以卡多佐一篇文章的題目——《驚人世界中的巴西》——作為其副標題。許多巴西人確實是以這種方式逐漸認識到我們國家當前情況的。東亞和中國的崛起顛覆了舊的世界秩序，“有益于工業化國家，那里原材料的價格有下降的趨勢，而成品的價格上漲”。該書分析的結果是，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巴西的競爭條件也變了。“我們的高效生產基地能夠向世界提供中等質量、大批量生產的耐用品，而中國的崛起在成本和創新方面削弱了我們的競爭力。”與此同時，我們向中國出口原材料的價格一直在上漲。巴西人都知道，如巴西大使阿莫里·波爾圖·德?奧利維拉（Amaury Porto de Oliveira）2013年所說：“為了走出這個困境，巴西必須徹底改造自己。”
巴西駐華大使阿豐索·歐羅·普雷托（Affonso Ouro Preto）2004年會見巴西社會學會代表團時，提出了倡議。他的最后一句話準確而簡潔。他強調巴西所有的科學領域都需要把中國放入它們的計劃中，包括社會學。社會學家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寫道：“再看看馬克斯·韋伯的話，政治需要角度和激情……重建和開辟新道路的激情需要有一種現實主義的角度，這個角度能被人們所接受，因為人們相信它，因為他們看到未來的道路和他們能夠獲得的利益。”（Cardoso，2006）
從一開始，這項中巴對比研究就證明了，盡快更多地了解我們商業上重要的新伙伴的必要性。如開篇所引用的總統盧拉所言，必須要對話，要建立聯系。當然，每個人都會用自己知道的工具來做到這一點，音樂家通過與他人一起演奏樂器來了解他人，商人通過買賣來了解他人，而科學家了解他人的一個方法就是進行合作研究。起初，我們關系的建立是制度性的。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巴西社會學會的第一次接觸中，國際社會學會第三十四屆青年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34)起了中介作用。這一關系始于2004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第六屆亞洲青年問題國際研討會。此次會議上，兩個不同的青年組織的領導人進行了緊張的辯論。雙方對于中國的未來和青年在其中的作用持不同的看法。此次辯論促使筆者向時任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國啟先生提出了一些關于其介入的問題。
盡管該項研究是中巴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第一個項目，但其他科學領域比我們更早做出努力并取得成果。中巴合作研究最早的項目是中巴地球資源衛星項目（CBERS）。該項目啟動于1988年美國限制技術轉讓之后。當時中國和巴西在發射和制造衛星方面的主導技術有所不同，互利合作使得雙方能夠一起工作。該項目在多個方面進行了創新，不過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科技項目方面南北合作的傳統模式。當時它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研究項目。而且，科學家們運用共同的數學和物理語言，大大地促進了溝通。第一顆衛星于1999年10月發射。
很久以后的另一個例子是，2010年，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COPPE工程研究院與清華大學在北京簽訂協議，成立中國—巴西氣候變化與能源技術創新研究中心。此外，一支研究隊伍到中國學習三個領域的創新：電子工業、金屬加工、機械以及化學品。該研究隊伍總結道：“二次創新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基于企業創新，這個過程是沿著已知的技術路線一小步一小步走出來的，這些步驟被放到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中時，就顯示出了競爭優勢。”
在這樣開創性的中巴合作之前，兩國的學者和研究人員當然也和許多第三國家進行了一些合作項目。要合作，就必須要開發項目，證明其正當性，提供經費，并在共同的研究文化范圍內合作。每種情況都有一些特定的因素促進合作的實現，如，中巴地球資源衛星項目中雙方的共同利益和互補的技術能力。中國—巴西氣候變化與能源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研究的是全人類共同關心的主題，方法和能力的不同使得我們能夠一起探索新的領域，如生物燃料、風能、碳捕獲和儲存。隨著中國的崛起，每個國家都必須重新定義自己的利益和行動，巴西也不例外。中國主辦機構歡迎巴西團隊的成員，并提供資源和支持使得他們能夠適當地進行研究，試圖促進巴西對未來面臨的經濟挑戰的理解。
3.為巴西社會學做貢獻
2005年12月，筆者在去澳門參加由國際社會學會第三十四屆研究委員會（RC 34）組織、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機構主辦的第七屆亞洲青年問題國際研討會時路過北京，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邀請筆者去總部會談，時任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國啟先生表示希望與巴西和阿根廷合作，并詢問是否能夠發展伙伴關系。當時，筆者剛開始擔任巴西社會學會會長，2005～2007年，該學會計劃優先關注與中國的學術對話，所以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我們與中國成功合作的速度要比我們所習慣的速度慢很多，比與美國和歐洲合作研究的過程要慢很多。與中國的學術合作過程是不一樣的。
在澳門會議上發表的某篇文章總結道：“要建立中國和巴西青年研究人員之間的溝通，他們必須首先確定哪些方面比較起來有意義，并弄清楚哪些并不是如此……了解當代巴西的某些社會過程也許對中國的研究人員應對未來會有幫助……在巴西，我們有大量高質量的研究，不同于中心國家所做的研究，這些研究沒能進入國際索引庫。中國當然也是如此。”
“對于大多數出版的巴西研究成果，很少有中國的社會學家能夠讀懂其語言，反之亦然。然而，將巴西最好的研究成果翻譯成英語這一第三語言，研究人員的閱讀和理解都不如他們閱讀原語言文本或者翻譯成他們的母語的文本效果好。學習其他語言可以促進理解……我們的科學問題如何與中國的研究人員有關，我們和中國及其人民有怎樣的聯系，巴西的未來越來越依賴對于這兩個問題的理解。”
“殖民主義的擴張，尤其是19世紀歐洲發生的工業和技術革命，帶來了巨大的變化，而社會學就是一門基于理解該變化過程的需求而產生的學科。現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正在進行，隨之而來的還有世界貿易模式的歷史性轉變，以及前所未有的高強度的全球信息流動。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見證了中國重新成為世界強國。社會學能夠解釋這些發展，如過去一樣提醒決策者和其他人，提出建議以供思考，并最后處理因發展失控造成的負面影響。”
“世界的未來將由現在的青年一代來創造，在任何地方，青年之間都在一些新領域相互溝通，鼓勵他們盡可能地了解他人以及他人的快樂與悲傷是很重要的。了解他人是相互理解的第一步，社會學是促進相互了解的工具。”
該文章在結尾總結道：“學術和研究領域需要建立更緊密的聯系。開始的進程會是緩慢的、困難的，對于我們這些對中國了解甚少的巴西人來說更是如此。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巴西和中國都將形成一種新的文化要素，當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年輕的文明相遇時便產生了這種文化。我們可以肯定，今天的青年將在構建未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Dwyer,2005）
我們的中國合作伙伴已經與亞洲、歐洲和北美洲等地區的國家達成了30多項不同的國際協定，這為本次合作提供了原動力。對于中國來說，在與國際社會進行友好交流的同時，更好地了解拉美國家很有必要。而對于巴西社會學會來說，進一步了解中國同樣將為其未來的研究開辟道路。在對比研究中，我們已經確立了互利互惠的原則，現在的問題在于研究對象，以及怎樣將其付諸實施。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應該考察我們的中方伙伴都做了哪些研究，并定位我們自己的研究能力。2006年5月，中方代表團訪問了巴西和阿根廷。我們在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和位于巴西利亞的國家青年秘書處召開的會議上相互交換了意見。巴西會議集結了來自巴西圣保羅州立大學、巴西利亞大學、巴西應用經濟調查研究所和國家青年秘書處的研究人員。我們很快發現巴西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有定性的哲學傾向的學科，而這些傳統是遠離中國社會生活的中心的（Merle，2007），如果我們堅持依賴這些傳統，雙方就不可能實現合作。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雙方增進了相互了解。在隨后去北京參加會議期間，雙方開展了有效的穿梭外交。隨后，中國代表團在2008年下半年訪問了巴西。在為其來訪做準備的過程中，巴西研究人員以5月份召開的一次會議為基礎，擬寫了一份很長的文件，并于5月12日將其發送給中方。而那天中國則發生了“5·12”汶川地震，該地震破壞力極強。
該文件著重強調了兩種可能推進研究的方式。我們的內部討論結果為：對全國青少年進行調查成本太高；即使是在大都市進行青少年調查也很難申請到經費，而最新奇、最有潛力且成本較低的網絡調查研究技術，會在驗證和是否具有代表性等方面存在問題，因此，我們放棄了一些最初的選擇。我們必須排除眾多可能的研究問題，而最終留下兩種選擇，即對中國和南美國家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對比研究，以及對高中學生生命意識的對比研究。
“5·12”汶川地震直接影響了項目的時間安排，受中央政府的財政預算限制，中方原定于2008年進行的訪問只能推遲到2010年5月。其間，我們收到了一份中文報告，它是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中俄兩國進行的對比研究。
2010年4月，巴西社會學高級代表團在北京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的30周年慶典活動，并出席了題為“金磚國家社會學全球化及其社會發展”的圓桌會議（Dwyer,2010）。巴西社會學會前主席若澤·文森特·塔瓦雷斯·多斯·桑托斯（José Vicente Tavares dos Santos）教授和筆者走訪了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并一起討論了即將赴巴西訪問的代表團的細節問題。5月，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了圣保羅和巴西利亞。在圣保羅大學召開的會議將阿根廷包含在內，這對于保持拉美國家的觀點是必要的，因為中國代表團的簽證請求遭到了阿根廷的拒絕。最終，我們的中國伙伴放棄了與阿根廷的合作意愿。我們在策略和安排表擬定方面有了進展，并擬定在2012年開展研究。現在，關于項目的資金支持問題，巴西研究團隊已經從應用經濟研究所所長馬爾西奧處得到積極信號。會上，我們在選擇調查地區、每所大學中參與調查的人數和擬寫調查問卷的初稿等方面做出了決定。
2011年9月，恰逢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召開一年兩度的討論會，中巴兩國研究代表團在位于累西腓的貝南博古聯邦大學召開了一次會議，并就雙方不同的研究興趣舉辦了圓桌式討論會，會議吸引了大量觀眾。同樣，雙方也在非公開會議上就研究設備等問題逐一進行了討論。我們商定了在兩國進行預測試的最終格式，并決定通過郵件來商定問卷的最終版本。
2011年10月，第二個巴西社會學會代表團對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進行了訪問。此次訪問成員有時任巴西社會學會主席謝莉·斯坎隆和筆者，我們在調查問卷的設計上取得進展。作為巴西代表團的成員，此次該巴西社會學會代表參加了為《金磚國家社會分層》中文版
（該書是2011年在北京召開的“金磚國家社會學圓桌會議”的具體成果）發行而組織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論壇。
4.調查問卷的形成
從我們決定要以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視野為中心開展調查以來，雙方的相互交流迅速增加。雙方都相繼提出了一系列與價值觀、家庭、工作、休閑、教育和信仰體系等相關的標準問題。我們也認為從經濟、消費、全球化等方面研究價值觀將會特別有趣。
我們雙方的直接交流是用葡語和漢語，通過同聲傳譯完成的，事實證明這是我們研究戰略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雙方研究人員的英文都不是特別好。中國同事會和我們進行平等辯論，他們研究我們提出的問題，同樣，我們也研究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最后的結果是，我們之間雖有一些有趣的爭論，然而，對于問卷中將要提出的問題，雙方一次否決也沒有提出。那些看起來并不能帶來意義的對比問題，一般情況下，將會被剔除，例如，對中國這種一個民族就占總人口92%的情況，關于民族或種族的問題在對比研究中的有用性就有限，并不能夠統計出顯著的研究結果。最初，我們一致認為雙方調查問卷中的問題可以不同，但這沒有付諸實施。后來，巴西研究人員決定將網絡使用相關問題納入問卷，中國同事認為他們也應該將這些問題收入其調查問卷，但遺憾的是，因時間原因未能實現。同時，雙方都注意不涉及那些在對方國家沒有調查意義的問題，或者是敏感問題，如金錢、性和迷信等，這些問題都被排斥在巴西團隊的研究主題之外。
巴西團隊的調查問卷包含66個問題，而中國團隊的調查問卷包含的問題比它少5個，為61個。其中，大多數問題都是單項選擇，一些題目是讓調查對象在10分的標度上衡量，另外一些題目是要求從選項中選出1～3個。調查問卷在兩國已經做過預先測試并進行了相應調整，巴西團隊將其作為自用，完成需花費20～30分鐘。由于一些關鍵術語的翻譯，或者這些術語的意思存在未被發現的差異，使得其中的幾份反饋結果，或者一份問卷中的部分結果不能使用。該調查問卷共包含11個模塊，下面對其進行簡要描述。第一模塊包含5個關于人口和居住的問題。第二模塊包含6個問題，旨在調查被調查對象父母的職業和受教育水平。第三模塊是關于大學學習的，是最長的一部分，有14個問題，內容涉及課程的選擇，調查對象是否愿意更改課程，國際學生的流動性，課內外學習時間，對于完成本科學位的期望；等等。第四模塊包含9個涉及文化和社會性的問題：友誼；對于青年期的積極和消極觀念；困擾當代青年的因素；個人價值；普通青年的個人價值觀以及一些針對持有保守或者激進個人價值觀調查對象的問題。第五模塊包含6個關于自由時間的活動問題：團隊組織關系；花費在休閑娛樂的時間；周末和假日的活動；工作日自由時間的活動情況；等等。第六個模塊是關于互聯網和社交網絡的，由于最后決定要增加問題的數量，巴西團隊的問卷有6個問題，相對較長，而中國團隊的調查問卷只有1個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個人在上網期間都做什么；社交網絡；友誼與社交網絡以及隱私；等等。第七模塊詢問了3個關于宗教的問題，考慮到文化和管理體制的不同，雙方調查問卷中對于此問題提供了不同的選項。第八模塊包含7個關于當前和未來工作的問題，如調查對象在受訪前一周是否工作，如果工作過，做了什么工作；工作和學習之間的關系；調查對象在工作中注重尋找什么及他們對于自己職業未來的看法。第九模塊共詢問了6個關于公共參與情況的問題。如對各種機構的信心；從不同角度調查其政治參與情況以及不參與的原因；等等。第十模塊是4個關于環境的問題：要求調查對象找出存在的主要問題；為保護環境人們在實際生活中采取了哪些行動及其價值觀；等等。第十一模塊的2個問題是巴西人對于中國的看法和中國人對于巴西的看法。由此可見，這次調查的范圍非常寬泛，不僅調查了對未來的愿景（視野），而且包含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生活方式）和對于重要事件的想法（價值觀）。其中一些問題是受世界價值觀調查問題的影響而提出，另外一些則來自之前提到的中俄問卷調查，還有一些是標準問題，最后是國家研究小組闡述。
5.數據分析
2012年12月，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會上討論了這次對比研究的初步結果。巴西代表團由維維安·韋勒（Wivian Weller）、馬麗蓮·龐德士·斯伯斯圖（Marília Sposito）、安娜·瑪麗亞·諾加利斯(Ana Maria Nogales)、愛德華多·路易斯·甄（Eduardo Zen）、馬力蕾娜·納卡努（Marilena Nakano）與筆者組成。通過分析雙方研究人員展示的論文，我們就研究結果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討論。同時，來自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中國青少年研究會的同事向我們概述了中國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狀況。下一階段,我們在對比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數據分析。2013年3月，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召開的研討會。雙方圍繞一系列在分析數據時引發的誤解展開討論，重新解釋了一些問題的回復，其中所做的一些決定（包括放棄因文化基礎而形成的爭論以及其他數據誤解）并沒有包含在論文中。舉一個例子，中國學生離開家去上大學，他們仍然把父母居住的地方稱作“家”，然而，在巴西學生來講似乎是指他們在學校附近的臨時住所，這對應于“家”的標準化定義，即一個洗自己衣服的地方。
數據中出現了一些反常現象，這是通常會遇到的情況。這里我對其做簡單討論。占很大比例（5.6%）的巴西學生說他們的父親是在軍事部門工作，該比例遠遠高于全國服役人數占全國總人數的比例，其中，還有17.2%被調查對象的父親是公務員，而在其母親中，相應的比例分別是0.6%和24.5%。之所以該比例如此之高，主要是所選擇的調查地區是巴西利亞，作為巴西的首都，這里是國防部的總部所在。
在對巴西利亞A類大學的學生進行調查時，有9.2%的學生稱其父親在軍事部門工作，而在圣保羅同級別的大學調查中，這個數字僅僅為1.8%。同樣的調查在B類大學機構中，巴西利亞學生父親在軍事部門工作的比例為7.2%，而圣保羅的僅為1.5%，在C類大學機構進行的調查也是同樣的情況，巴西利亞的比例為11.5%，圣保羅為1.8%。
在對抽取的中國學生樣本進行的調查中，我們發現女生比例（62.5%）遠高于普通學生中女生所占的比例（49%）。而對巴西的調查數據差別相對較小（57.3%和55.5%）。我們猜想，是由于所選的一些中國高等院校女生比例明顯較高，而不是男生，這種情況導致樣本存在偏頗。我們想知道，這樣的一種偏差是否會改變總的百分比，因此，為了檢驗這一點，我們進行了計算，并衡量了兩國的學生人數，以便能夠反映學生人數中的性別比例。我們很高興地得出結論：這些計算反映出的任何數據中的畸變反常都不足以推翻筆者所進行的分析。
在2013年巴西研討會后，我們做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將兩篇文章收錄進來，這兩篇文章討論研究展開的環境，而不是分析研究中獲得的數據。同時，我們也將安娜·瑪麗亞·諾加利斯·瓦斯康塞洛斯所寫附錄收錄其中，該附錄講述了在巴西進行調查的取樣過程，即《中國—巴西大學生的取樣調查與執行：價值觀、生活方式與視野》。
自2009年起，安娜·瑪麗亞·諾加利斯·瓦斯康塞洛斯就已經是該項目研究組的一員。她寫了一章內容，即《年輕人和巴西的高等教育》，專門從人口方面描述青少年與高等教育之間的關系。在這一章中，高等教育的提高被置于人口變化這一大環境中，20世紀50年代以來，巴西人口在年齡和城鄉等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巴西現在正處于人口過渡期，這個時期將持續20年左右。在這一大環境下，國家教育計劃已經確立其目標，包括要讓更大比例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同時解決基于等級、種族和城鄉差距而引發的教育不平等問題。與我們的分類相似，該系統分為A、B、C三個層面，在C類學校中既工作又學習的學生數量最多，他們大都白天工作，晚上學習。其中的一個特點是男生在高中學習中表現不好，而且在獲得更高學歷上存在困難；然而女生卻有相當大的進步，并且在系統中占有逐漸增高的地位。
我們邀請克拉麗思·E.B.內維斯(Clarissa E.B.Neves)和卡洛斯·班尼迪圖·馬丁(Carlos Benedito Martins)寫一章概述巴西高等教育體系的內容，并在文中介紹6所巴西大學，即《巴西高等教育：全方位觀察、多角度審視》。該章考察了過去15年來巴西教育體系發生的轉變，這些都是從歷史角度展開論述。接下來則是從財政和組織等方面考察。近年來，由于私營機構的增加，該體系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同時，該章也對國家研究生教育體系的發展進行了考察。在討論教育體制所面臨的挑戰之前，作者提出了一些關于國際化的考慮。
愛德華多·路易斯·甄（Eduardo Zen）是在2011年加入項目組的。他所負責的這一章探討了對比研究環境中大學生和勞動力市場的關系的調查數據，即《大學生與工作：中巴對比的視角》。他首先考察了兩國學生花費在工作上的時間數據，調查工作學生的學習時間，然后再從性別方面進行考察。即使相當多的中國學生學習之余兼職工作，但他們花在工作上的時間遠比巴西同齡學生花費在工作上的時間少，他們將更多時間花在學習上。該章也考察了促使兩國學生工作或者找工作的主要動力，同時也對無工作和不找工作人員所做的解釋進行了分析。筆者認為，政策分析師應該考察工作與學習之間的關系，來看能否通過采取政策行動減少工作需求，或者通過采取措施保證工作與學習之間的平衡。這種情況在中巴兩國學生中非常相似，他們首先選擇繼續學習，而后則是希望在公共部門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2007年，維維安·韋勒（Wivian Weller）也加入項目組中，她的合作作者是盧塞莉亞·迪摩賴斯·布拉加·巴薩洛（Lucélia Bassalo）。根據2013年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會議結果，我們邀請陳衛東參與合作，形成《中巴大學生家庭背景、學業途徑以及規劃》。通過衡量職業，該章展示了學生的社會出身與職業之間的聯系，其中，學生的社會出身是由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來衡量的；同時，該章也考察了兩國學生選課的動機和對于更換課程的看法和愿望。該章的創新之處在于為那些在巴西不曾考察到的問題帶來新的知識，并進行對比研究。教育的流動性和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性在兩國得到認定。接下來，我們不僅從中巴兩國的不同這一方面考察學生們的視野，即他們拿到學位后愿意從事什么工作這一問題，而且也從性別方面對其進行了考察。考察發現，尋求穩定和就業與繼續深造學習的欲望一樣重要。
馬麗蓮·龐德士·斯伯斯圖（Marília Sposito）和馬力蕾娜·納卡努（Marilena Nakano）在同一研究小組工作，從2007年最初的討論開始，其小組就加入本研究項目。2013年我們在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會議上，決定邀請陳晨來合作完成《社會性、感知性和價值觀——中巴年輕大學生之比較》。該章從對比的角度考察了社交、觀念和價值觀的模式。作者充分利用收集的數據，發現兩國學生存在顯著相似性，這些相似性部分可能源于對后工業化和全球化等壓力的處理方式。另一方面，他們也發現一些深層次的差異，如在團隊組織關系、宗教活動、科研機構評價等這些反映兩國不同文化和認同的方面。家庭在兩國看來都非常重要，經過對比分析男女性別差異，發現在兩國都存在對女性的偏見。這種持久的不平等影響，是本次研究中出現的非常重要的問題。
筆者負責的這一章考察了調查數據，并從不斷加強的中巴關系角度來尋求這些數據的意義所在，將這些數據放在歷史背景和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撞”環境中考察。該章重申了家庭的中心性，兩國共同的價值觀；考察了后工業化和全球化這一雙重壓力；收到關于自己當地的新聞和發現兩國之間相似的活動，從多種渠道收集消息等，并與朋友家人一起討論。環境保護是一個共同的價值觀，而且人們已做好為保護環境而犧牲的準備。國際學生交流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是一種大學管理價值，看上去不可能轉化為加強中巴學生運動。最后，對未來的擔憂在兩國學生中是常見的，正因如此，在全球化和后工業化世界中，出現了關于未來工作和就業的種種問題。
6.結論
在基于調查數據分析的每一章節中，都能夠找到一些問題，并就其提出相關有意義的政策。這些都有可能推動兩國關系積極發展。中巴兩國作者們共同探討了研究中出現的問題，通過探討，解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已經列入國家研究議程，有的則對國際合作意義深遠。在理論敏感性功能上，我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這在我們自己的科學傳統限制范圍內是可以預期的。兩國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差異很大，而關于青少年的社會現象也各不相同。許多有趣的問題被擱置一邊，但是無疑會在將來進行考察。
在Barros和Giambiagi（2008）看來，在未來10年的主要問題是怎樣發展巴西經濟，使2020年經濟社會的發展與當前相比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并同時保持民主和經濟穩定。放眼金磚國家，我們發現，每一個國家都確定了自己的戰略利益。然而，我們明白，巴西需要重新定義自己的利益。我們已經知道，“未來社會是創新和知識的社會，因此，專業教育和大學的現代化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我們能夠在調整巴西教育機構，并在20年的期限里實現轉型，使其擔當起它們應有的責任這一目標上達成一致嗎？”（Cardoso,2006）對于中國，我們應該確定它對于中巴關系的期望，事實上，我們應該構建自己在知識和現有的溝通方式的基礎上，處理與重要伙伴國事務的能力，未來的發展道路在于語言技能的提高、創新和理解，當然也在于談判代表對于所處理的商業、外交和文化等領域的文化是否有深層次的了解。在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評價中，“與中國博弈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只有中國一方清楚自己的戰略目標和追求，我們不會在這場博弈中有好的表現。放眼國際上的各種博弈，我仍然看不到哪一場屬于巴西……由于政治經濟和商業活動，一些人擔心中國。另外一些人理想化地認為我們在任何事情上都占優勢。只有在一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是對的，那就是我們確定自己想要什么，中國也一樣確定。短期來看，無可否認，中國對于食品和材料的渴求極大地促進了我們的貿易平衡。從中期來看，它取決于我們制定和實施自己擬定的提案的能力”（Cardoso,2006）。
參考文獻
Albuquerque,J.A.G.，2013，Negócios da China:as três dimens?es da parceria estratégica Brasil-China，Ferreira e Albuquerque,p.80。
Barros,O de ＆ Giambiagi,F.,2008，Brasil Globalizado:O Brasilem um mundosupreendente，Rio de Janeiro,Elsevier.
Dwyer,T.，2005，《第六屆亞洲青年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2月5～9日,澳門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Dire??o dos Servi?os de Educa??o e Juventude出版，第15～16頁。
Dwyer,T.，2010，《“金磚四國”的交流、發展與互動：社會學反思》，該文發表在慶祝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成立30周年的會議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金磚四國’社會學圓桌會議——全球化和社會發展”，北京，2010年4月17日。該文的簡短版以中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題目為《“金磚四國”社會學走向世界》，請參閱：http://sspress.cass.cn/paper/10195.htm。
Ferreira,L.da C.e Albuquerque,J.A.G.de，2013，China e Brasil:desafios e oportunidades.Unicamp & Annablume。
Leite,J.R.T.，1999，A China no Brasil，Editora da Unicamp，p.11.
Merle,Aurore，2007，De la reconstruction de la discipline à l’interrogation sur la transition:La Sociologie chinoise à l’épreuve du temps.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Janvier-Juin,pp.31-52.
Oliveira,A.P.,2013，Reinventar Brasil para o pós-China，Ferreira e Albuquerque,pp.41-65。
Cardoso,F.H.,2006，A Arte da Política:A históriaqueeuvivi,Rio de Janeiro,A Civiliza??oBrasileira,p.675。
Cardoso,F.H.,2008，Um mundosuprendeente,Barros,O de e Giambiagi,pp.3-62。
引言二
郭開元
郭開元，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研究方向：青少年法律、青少年權益保護和犯罪預防。
1.項目合作的背景和過程
在當代世界，中國和巴西是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都屬于金磚國家。兩國在經濟貿易方面具有廣泛的合作，為了進一步推動兩國間的學術交流，加強中巴青年之間的相互了解，經過反復磋商，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國青少年研究會與巴西社會學會、巴西應用經濟調查研究所合作開展了“中國巴西大學生價值觀比較研究”課題項目。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04年就開始與巴西社會學會接觸和聯系，探討合作開展比較研究。2006年5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代表團訪問了巴西和阿根廷，在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和國家青年秘書處召開的會議上，相互交換了合作意見。2008年，湯姆?杜耶爾教授任巴西社會學會主席期間，訪問了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希望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并提出了共同開展合作研究的愿望和設想。2010年5月，以時任副主任孫云曉為團長的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代表團赴巴西訪問。代表團分別與巴西社會學會、圣保羅大學、坎皮納斯州立大學、巴西利亞大學、巴西應用經濟調查研究所、國家青年秘書處及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代表進行了多次會談和交流。在巴西應用經濟調查研究所的會談中，會議代表圍繞中、巴、阿三國青少年合作研究進行了認真細致的論證，并對調查問卷、抽樣方法等具體實施細節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磋商。三方初步商定此次調研對象為中、巴、阿三國各1800名大學生。三個國家分別在本國首都、一個發達城市和一個中等城市選擇一流、二流、三流大學各一所，每所大學抽取200名學生，其中，文理科學生各100名，抽樣方式要確保具有本國各地區的代表性。中、巴、阿三方達成合作意向，初步商定合作開展研究的時間進度。后來，由于阿根廷拒絕了中國代表團的簽證，與阿根廷的合作未能繼續，以至于中國與巴西的合作研究所調查的樣本量也有所調整。
2011年9月，以時任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的郗杰英為團長的學術代表團訪問巴西，與巴西、阿根廷的專家、學者就已確定的合作課題項目有關的抽樣方法、調查問卷和時間進度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實質性地推動了課題研究的合作進程。首先，討論確定了課題研究的抽樣方法。調查抽樣方法采用分類等概率抽樣，抽樣目標人群是中國和巴西的18～24歲的本科大學生，在巴西的圣保羅市、巴西利亞市和中國的北京市、上海市分別選取3所不同層次的綜合性大學，按照專業的設置進行抽樣，確保調查研究的有效度和可信度。其次，討論確定了調查問卷內容。初步設計的調查問卷主要包括巴西和中國大學生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志向和對彼此國家的印象等內容。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學術代表團針對調查問卷中存在的問題，與巴西的專家、學者進行討論，修改問卷中不適合中國情況的問題，增加或者減少問卷中的選項，對問卷中存在的有異議的問題進行討論，并達成一致意見。經過深入的討論和細致的修改，調查問卷的質量得到進一步提高。再次，討論確定了課題研究的時間進度。根據課題合作研究的實際需要、中國和巴西的人員構成、經費支出等情況，會議討論確定了課題研究的時間進度，使課題研究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2012年3月,中巴兩國大學生價值觀比較研究課題正式進入具體實施階段。2012年12月下旬，在北京召開了該課題的交流會，雙方相互交換了調研數據，并就各自分析研究的科研成果進行了研討和交流，并達成分別以葡文、中文出版研究成果的意向。
2.調查問卷的內容
為了更好地達到進行兩國比較的研究目標，兩國確定的調查問卷的結構和問題基本相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調查所使用的問卷包含61個問題，比巴西團隊的調查問卷少5個問題。調查問卷在兩國都做過預先測試，并根據存在的問題，考慮到兩國的文化差異，對問卷的相關問題做了相應調整。經過測算，每個被調查對象回答調查問卷的時間大約為30分鐘。
調查問卷共包含10個模塊的內容。第一模塊是基本情況，有5個問題，主要是關于性別、年齡、居住、婚姻等方面的內容。第二模塊是父母的情況，包含6個問題，主要是關于調查對象父母的職業和受教育水平。第三模塊是關于大學生活的，有12個問題，主要包括大學生專業的選擇、是否愿意更換專業、是否愿意出國留學、課內外學習時間、畢業后的打算等。第四模塊是文化和社交，包含9個涉及文化和社會性的問題，如大學生交友的標準和數量、對于青年期的積極和消極觀念、困擾當代青年的主要因素、個體的價值追求、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認同程度。第五模塊是自由時間和閑暇活動，有7個問題，主要是關于參加社團組織的類型和時間、花費在休閑娛樂上的時間、周末和假日的活動、平常上網的活動情況等。第六模塊是關于宗教問題，考慮到文化和管理體制的不同，雙方調查問卷中對于此問題提供了不同的選項。中方的調查問卷題目主要是調查有無宗教信仰以及信仰的內容。第七模塊是關于工作，有7個問題，主要是關于當前和未來工作的問題，在受訪前一周是否工作、工作時間、工作種類、工作和學習之間的關系、選擇職業的關注點、對未來職業的愿景等。第八模塊是參與公共領域，有6個關于公共參與情況的問題，主要是對公共機構的信任度、關于青年參與公共機構的看法、參加社團組織的情況、參與政治的態度以及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原因等。第九模塊是環境的問題，主要是關于環境保護的態度和行動、環境保護與消費的關系等。第十模塊是相互的文化關系，有2個問題，主要是關于兩國青年對彼此關系的看法。
從調查問卷的內容看，此次調查的范圍廣泛且問題集中，經過測算，調查問卷具有較好的可信度和效應，能夠基本反映中國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的現狀。
3.課題調查和數據分析
“中巴大學生價值觀比較研究”課題由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外事辦公室、青少年法律研究所、共青團工作研究所合作開展，由青少年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員陳衛東具體負責課題研究工作。根據課題方案的要求，課題組在北京市和上海市共選取了6所大學開展問卷調查，按照嚴格的抽樣方法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調查樣本1800個，收回有效問卷1708份。基于調查問卷的設計框架建立數據庫，對數據清理后進行統計分析。
對于調查數據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課題負責人陳衛東副研究員對此做了如下說明。
（1）中國樣本中男女受訪者在數量上比例不平衡的原因是：中方在課題實施中，計劃在北京和上海分別調查3所不同類型的大學，對男女比例的要求是：在接受調查的大學，每所院校調查男生150名、女生150名。但最后表示愿意接受調查的大學中，文科和偏文科的大學比例超出之前的設想。在中國，文科類大學和偏文科的大學女生占的比例要高于男生。在具體抽樣時，以學校在校生為總體，按照隨機原則選擇調查對象，女生的比例自然會高于男生。中方課題組實際調查的大學為：北京地區有北京大學（文理綜合性大學）、北京林業大學（以理科為主的大學）、北京政法職業學院（文科）；上海地區有復旦大學（文理綜合性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以文科為主）、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學院（文科）。
（2）樣本中受訪者以大學一、二年級學生居多的原因是：最后實際愿意參與調查的大學中，大學一、二年級學生占的比例更大，以學校在校生為總體，按照隨機原則選擇調查對象，大學一、二年級的人數自然會更多一些。
（3）中國大學三個類型的劃分具體闡釋。中國大學分為：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調研的2個城市各1所）、全國普通綜合性大學（調研的2個城市各1所）、地方性大學（調研的2個城市各1所）。這三種類型的大學基本上是目前中國大學的主要類型。每種類型大學的招生標準、對象、范圍各不相同。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錄取分數最高，文理科皆收，全國范圍招生；全國普通綜合性大學錄取分數低于重點大學，文理科皆收，全國范圍招生；地方性大學錄取分數較低，文理科皆收，招生僅限本地戶籍的學生。
總之，經過課題組的測算，抽樣中存在的瑕疵并不影響整體數據的質量，也不影響對大學生價值觀現狀和趨勢的分析與判斷。
4.中方的研究章節
2012年，中國、巴西的課題組成員在北京的課題成果研討會上達成將研究成果匯編成書予以出版的一致意見。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課題組先后組織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從六個不同方面撰寫了六篇稿件，并按照約定時間于2013年12月發給巴西課題組。
（1）郭開元、楊守建、陳晨、王鵬撰寫的《當代中國、巴西大學生價值觀比較研究報告》，基于中國、巴西的調查數據比較，分析了中巴大學生在價值觀上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例如，在家庭結構方面，中巴兩國大學生絕大多數生活在結構完整的家庭中，巴西大學生活在單親家庭中的比例遠高于中國大學生，中國大學生與朋友共同居住的比例顯著高于巴西大學生；在學習生活與畢業打算方面，中國大學生更加勤奮刻苦，上課時間與課余學習時間均多于巴西大學生，兩國大學生都表達出畢業后繼續深造的意愿，巴西學生更換專業進修另一門本科課程的比例更高；在閑暇娛樂生活方面，大部分中巴大學生參加社團組織，兩國大學生參與體育運動類和舞蹈類組織的比例接近，但在參與其他類型社團組織上存在明顯差異；在政治參與態度上，中國和巴西大學生都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關注者，而不是一名政治參與者。
（2）陳衛東撰寫的《中國大學生價值觀調查研究報告》，基于調查數據，分析了中國大學生的價值觀現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家庭成長環境和交友態度；學習生活和畢業打算；工作經歷和就業期望；自由時間和閑暇生活；社會活動和社會參與；自我價值追求和對青年時期的追求；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
（3）酒曙光、郭開元撰寫的《論中國大學生政治參與的狀況及完善》，分析了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意義和社會背景、政治參與的路徑和態度、政治參與的原則、政治參與的發展趨勢和促進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措施。
（4）楊江瀾、王潔撰寫的《中國青年人口狀況分析》，主要是利用國家統計局對外公布的人口數據，分析了中國青年人口的結構、分布規律和特點。
（5）王鵬撰寫的《當代中國大學生的價值取向及其變化》，梳理了中國大學生價值取向變化的四個歷史發展時期，基于調查數據分析了當代大學生價值取向的特點，從市場經濟、多元文化思潮、教育改革分析影響中國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教育引導中國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對策。
（6）高迎爽撰寫的《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的現狀及發展趨勢》，梳理了自1998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體制改革，闡述了高等教育的結構體系、內部管理制度和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分析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即優質、高效、公平。
總之，本書以漢語和葡萄牙語分別由不同的出版社在中國和巴西同時出版，展示了中方、巴方課題組努力合作的研究成果。在課題實施和本書寫作的過程中，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外事辦公室的鮑楠、應暉為中巴兩方的聯絡及書稿的翻譯付出了較多辛苦，在此表示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國際出版分社的李延玲社長、王玉敏編輯為此書的出版付出了較多辛苦，在此深表謝意！本書由鮑楠、郭開元、應暉統稿，由張良馴、酒曙光、王義軍審閱。我們相信，本書的出版會促進中國、巴西關于青年研究的合作領域和空間。
酒曙光，中共黨員、副研究員，現任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副會長，。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副院長。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青年工作。1973年12月，畢業于解放軍外國語學院。1995年12月~2004年12月，擔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常委、副院長（副局級）；2003年12月10日，北京市海淀區紫竹院街道第八選區投票站的選舉中，獲得4591票名列榜首。2004年12月~2013年，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副院長； 2013年至今，擔任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
郭開元，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中心法律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研究方向：青少年法律、青少年權益保護和犯罪預防。
湯姆·杜耶爾，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FSNFES中巴研究組協調員，巴西社會學會前任會長。
愛德華多·路易斯·甄，社會學家，畢業于南大河州立大學，并在巴西利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目前擔任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的項目技術員和調查人員。
維維安·韋勒，目前擔任巴西利亞大學教育系研究生課程基礎理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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