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部從戰爭史和戰略學角度專論中日甲午戰爭的專著。全書以戰略學為主導，以扎實的政治學、軍事學、戰略學和歷史學知識為基礎，利用中日英俄等多方檔案材料和相關人員的日記、回憶錄，并廣泛吸收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借用圍棋的復盤概念，從15個環節對甲午戰爭進行了角度新穎、內容全面、有力度、有深度的戰略推演，力圖撥開戰爭迷霧，澄清戰爭細節，深入揭示勝敗真相，從而更深刻地剖析這場改變中日歷史走向的戰爭，并從中汲取應有的歷史教訓。此修訂版主要對成歡和平壤之戰結合新發現的史料作了修訂，對全書結論部分進行充實，并收入多張珍貴高清的作戰圖作為文字的有效補充。
序
（此序以《歷史研究可以假設嗎：復盤甲午戰爭的嘗試》發表于4月23日《南方周末》，發表時稍有修改）
姜 鳴
今年4月17日，是中日《馬關條約》簽訂120周年。去年以來，環繞著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滿兩個甲子，學術界和軍方從多個角度展開紀念、研討，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專著、論文和政論電視專題片。這種反思和紀念，一直持續到今天。王鼎杰的《復盤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對抗十五局》，是新涌現的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優秀作品。
這些年來，中國近代海軍史和甲午戰爭史的研究均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各種中外歷史文獻的整理出版，對于中西方裝備和軍事技術發展的研究，對于中日軍隊建設和作戰的研究，乃至中日外交和遠東國際關系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我們對于中日近代化進程的了解。各種關于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分析，也已連篇累牘。在這樣的情況下，要讓作品發出新意，頗為不易。
與以往從單純歷史角度或軍事角度研究甲午戰爭不同，本書作者的著眼點，是將中日甲午戰爭放在中日兩國國家戰略的視野中進行討論。作者認為，戰爭史的研究要建立在四根支柱上，即政治學及國際政治學、軍事學、戰略學和歷史學。他的這本著作，從這四個方面展開了富有成效的討論，尤其在地緣政治和大戰略的研究方面，有許多前人未曾關注的鮮明特色。
從國際上看，用歷史研究去指導現實生活中各個領域的決策，是廣泛運用的重要手段。反過來，在史學研究中引入國際關系研究和軍事戰略學研究，也都有著悠久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實踐。俾斯麥說過：“蠢人常說他們是從自己的經驗中進行學習，我卻認為利用別人的經驗更加好些。”早在19世紀中期，德國陸軍率先進行軍事改革，設立總參謀部作為最高統帥的決策輔助，并遂行戰場指揮職能。總參謀長老毛奇就在總參謀部增設軍事科學處，將全軍最優秀的歷史學家和測量、統計、地形測繪專家集中到該處，使得參謀業務增添了更加豐富的內涵，變得更加專業化和技術化。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也高度重視歷史上的戰例對于美國海軍戰略的作用，他論證海權對于國家的重要意義，主要就是通過歷史上大量海戰的戰例來進行的。馬漢這樣告訴美國海軍學院的學員：“的確如此，當你每次處理一個具體的戰爭問題時，你總會發現‘假如’和‘但是’在起著巨大的作用。正是這些‘假如’和‘但是’對指揮官造成進退維谷的境地；然而，一旦它們得以解決和克服，它們就將使你獲得榮譽稱號。”而在二戰中修訂出版的英國軍事理論家李德?哈特的名著《戰略論》，開宗明義第一章，就叫“歷史是實際經驗”。
軍事學中注重運用戰史研究的成果，重新審視和研判作戰過程以總結經驗教訓。這種手法，套用圍棋的術語，叫做“復盤”，其本質，是采用博弈分析，研判各種可能的趨勢變化。后來，這種方法從軍事戰略戰術，轉向國際關系、地緣政治領域拓展乃至延伸到國家戰略研究中來。所謂國家戰略，是戰略體系中最高層次的戰略。最初源于李德?哈特的“大戰略”概念。哈特認為：“所謂‘大戰略’，或者稱高級戰略，其任務就在于調節和指導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所有一切資源，以來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而這個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國家政策所決定的。”美國人引入其概念后，將國家戰略定義為“在平時和戰時，在組織和使用一國武裝力量的同時，組織使用該國政治、經濟、心理上的力量，以實現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 雖然在甲午戰爭時尚未出現這樣的提法，但中日國策的制定者，其實都是按照各自的國家利益和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心理的力量來博弈的。本書將大戰略的視角引入到19世紀下半葉的中日關系和甲午戰爭研究，立意宏遠，視野廣闊，不拘成說，讀來讓人耳目一新，掩卷后又啟發讀者久久的思索。可以說，整個學術界，迄今尚未有人對于甲午戰爭、對于近代中日關系，做過如此角度的剖析。
本書將晚清中日關系乃至甲午戰爭的進展概括為十五回合的棋局。對于每一局雙方都給出多種選擇。比如第一局，“中日對抗格局之形成”。作者從檢討遠交近攻的戰略實質入手，切入19世紀中期的國際政治棋局，指出當時的世界，正處于“大英帝國主導下的和平”之中，英國霸權的重點，在于對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控制，太平洋則鞭長莫及。所以英國在鴉片戰爭打敗中國后，轉而扮演現狀維護者的角色，嚴防德、俄等中等強國在遠東擴張過度。而中國與日本，原來由于大海的分割而為絕域，此時隨著蒸汽船的廣泛應用而成近鄰，中日關系在19世紀末發生了根本變化。清王朝作為遠東體系曾經的主導者，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周邊國家大多曾是其藩屬國，日本作為一個資源困乏、領土有限的邊緣國家，卻欲在變局中趁勢崛起。早在1874年，李鴻章就已看到：“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蓄勢，誠為中國永遠大患。”從起點開始的國家戰略謀劃，深刻影響了此后的中日關系演變。經歷二十年此消彼長各自發展之后，甲午決戰竟以中國的完敗而告結束，中間的歷史教訓實在值得總結。作者認為，當時唯一能阻止中日對抗的可能，就是中日聯盟對抗西洋列強。這就是薛福成所謂的“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樹援以自固”。但是，東北亞格局受制于全球戰略格局，近代中日兩國貌似同樣受到西力東漸的沖擊，級別和急迫性卻大不相同。侵略中國的是最強大的英帝國，并引發了俄美法等中等強國的集體跟進。威脅日本的卻是中等強國，且要受到大英帝國的限制。事實上，日本真正外侮侵略的急迫性要到1890年俄國正式宣布修筑西伯利亞鐵路才開始出現。而中國則因自身資源豐富、市場廣大而淪為列強侵略的主目標。日本意識到，他不僅無需和中國聯盟，反而可以利用列強入侵的機會搭順風車，也從中國身上分一杯羹。當中日成為戰略意義上的鄰近性國家，既不會相互追隨，又無聯盟之必要，也很難再維系平和狀態，剩下的只有對抗一途。雙方所要爭的第一局勝負，即誰先認清事實，并率先采取行動。
又如第三局，“戰略機遇之爭”。作者認為，戰略機遇期要放在競爭和對抗語境下理解。絕不能將其與單純的發展機遇相混淆。把握并利用戰略機遇期，取決于能否認清并利用現實中的戰略機遇期，能否破壞敵手的戰略機遇期，能否有效防止敵手對我方戰略機遇期的破壞。19世紀中期，三類機遇期（發展機遇期、外交機遇期和沖突機遇期）相繼涌現在東北亞國家面前。曾經出現過中國以六個戰略機遇期對抗日本三個戰略機遇期的格局。蒸汽機時代的到來，導致了煤炭資源地位的提升。蒸汽機車引發的鐵路交通高速發展，帶來陸權的復興，也使戰爭的時空概念完全改寫。工業化總體戰的趨勢愈演愈烈，傳統海權國家如英國，逐漸難以制衡歐美陸上新興強國。在德國崛起之后，美國稱雄之前，清王朝有數十年的時間利用這次難得的轉型機遇。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日本的崛起，中國也有七種方案可供選擇應對。由于清政府的戰略低能，更由于日本的巧妙布局，日本逐步逆轉危局，最終形成了徹底勝勢。誠如作者寫至第十五局“終戰的較量”中指出的：“沒有清晰的國際政治觀和戰略觀，看不清機遇所在，最終不僅自己浪費機遇，更將機遇拱手送給強鄰，最終臨時抱佛腳，期望發生奇跡。這已與博彩無異。”
作者認為，檢討中日甲午勝敗，重要的原因是雙方戰略認知不對稱造成的。歷史的發展證明，日本率先認清了事實，借助現代技術的進步，對內推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之國策，對外施展遠交近攻之謀略。反觀清方，則始終未能掙脫傳統的泛道德主義國際政治觀的束縛。在國際關系領域，“和平”（peace）本是一個中性概念，其本身無所謂善惡好壞。但是，在明清以來中國政治文化語境中，和平卻被賦予了極高的道德優勢。究其原因，一是中國的政治理念中確實有反暴力的理想主義傳統，如儒家之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道家之論“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二是自兩漢經略西域成功，傳統中國逐漸在東亞形成了一個“一超無強”的格局，只要中國維持內政穩定，則很難有對等的外力能將之傾覆。即便被外力傾覆，這個外力也很快就會被中原文明所同化。這在無形中弱化了中國人的尚武意識和進取意識，使之過度依賴內部穩定性造成的數量優勢和文化優越性提供的超國家安全。三是當中國無比強大之時，已無敵手可打，故而相對于打天下，更注重治天下。最終，中國不再扮演多元競爭格局中的強國角色，而是運用文化力量將遠東國際格局變為一個放大的家庭，自己則扮演大家長的角色。在此情況下，再宣揚斗爭論思想，只能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儒家心性學派的理想論調因而大行其道，卻也在無形中走向了“應戰而不求戰”的消極道路。后來外侮日深，中國也大規模引進國外軍事裝備，組建新式海軍，但依然沒有促成國人的深刻反省，反將一套固有的道德觀念扭曲為一種弱者心態與受害者心態，更加強調國際關系中的道德性，而不愿正視權力政治的現實一面。倭仁所謂“以忠信為甲胄，以禮儀為干櫓”之論固屬極度迂腐；恭親王、李鴻章等扣住狹隘的器物變革來反駁，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并未從根本上認清國際政治的實質所在。
本書的敘述分析，包括戰略，包括國際關系與外交，還涉及開戰法理、軍備競賽、軍事運籌以及甲午戰爭中歷次戰役環節的反思。從宏觀到微觀，環環相扣，引人入勝。其主旨，不僅是單純的歷史考證，不僅是對日本軍國主義軍事冒險的道義批判，而是以高級棋手的理智和技巧進行賽后的復盤，檢討和比較中日雙方在19世紀后半葉各項決策的得失，對歷史上各個稍縱即逝的機遇進行再一次的審視。歷史研究可以用各種假設重新再來一次嗎?傳統的歷史學家并不贊贊同，我讀大學時，老師總是告誡說，歷史研究是以已經發生事件和人物為對象的，超出這個范圍去做假設，沒有必要也是浪費時間。但是研究戰略學的學者認為，歷史雖然不能重新來過，但可以兵棋推演的方式進行復盤，以找到勝負結論之外更為深刻的經驗教訓。通過復盤，使得后人的視野更加開闊，決策更加審慎，執行更加堅定。
本書作者王鼎杰生于1980年10月，祖籍安徽碭山，生長于江蘇豐縣。因家庭環境影響，他自幼喜愛歷史和軍事。在小學時期他就對中國古典名著進行了系統的閱讀，對傳統兵學著作著力尤深。進入初中后，他開始系統閱讀前四史和《資治通鑒》，并開始將棋類興趣由象棋轉往圍棋，同時開始注意世界戰爭史問題，并逐漸意識到要弄清楚1500年以來的中國史，必須先弄清楚相應時段的世界史。他的閱讀，也從純戰史和名將傳記，逐漸拓展到軍事理論領域，將《戰爭論》等西方兵學經典著作及富勒等人的經典戰史著作反復研讀，并開始思考圍棋中的戰理。在高中時代，受《萬歷十五年》和“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影響，他開始關注海外中國研究成果。高三時他寫了三篇文章，分別對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和洋務運動的失敗進行了反思，構成他后來三部專著的思想源頭（《當天朝遭遇帝國》、《李鴻章時代》及本書）。同時，為研究中日關系，從高三時他開始自學日文。但由于課外精力消耗太多，科場不利，最終他進入徐州教育學院，就讀于“政史地綜合文科實驗班”。在這里，他系統修習了經世儒學、政治學、國際政治學、地理學和戰略學。畢業后他做過高中歷史老師，當過自由撰稿人。進入而立之年后，他自感雖所學較廣，卻未能系統為一，又閉門謝客，在老家的舊宅里，用了三年時間系統研讀國際政治學、軍事學、戰略學、歷史學的經典著作，致力于方法論的融合和分析模型的建立。2012年底經朋友推薦，他攜家人赴京，從事智庫工作。本書所涉課題的研究，反映出我國年輕學者在國家戰略研究上的新突破。雖然在一些觀點上仍有可待探討之處，有些論證亦嫌單薄，但畢竟是一個很好的起步。前幾年，我讀徐棄郁先生所著《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亦曾有過同樣的驚嘆與欣喜。這表明，中國戰略研究的新生代，已經走出翻譯外文專著和編輯資料的時代，開始成熟起來，有了自己獨立的思索和成果，這對于面臨和平崛起民族復興偉大歷史使命的中國學術界是非常重要的。以史為鑒，對于我們應對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也很有裨益。
1997年，美國原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其所著《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中預言，美國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全世界占有軍事優勢，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尖端科技領域地位領先，“美國文化”具有吸引力。不過美國不僅是第一個唯一的超級大國，也是最后一個超級大國。他預計到2015年左右，美國將失去世界霸權地位。為了未雨綢纓，需要早作準備，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秩序。為此，美國必須防止另一個超級大國的興起，和任何一種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反美聯盟的出現。轉眼，我們已經步入2015年。本月，在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籌備過程中，美國老牌盟友英國帶頭掀起加入浪潮，沖破了美國對于發達國家加入亞投行的重重阻撓，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經濟開發戰略，正在吸引更多的國家的關注和投入。世界在越來越大地變化著，像王鼎杰這樣，認真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冷靜地剖析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上曾經失敗的關鍵節點，就顯得尤為寶貴。
2015年3月31日于上海
王鼎杰，祖籍安徽碭山，生長于江蘇豐縣。自幼受家庭影響，對軍事、歷史、傳統文化深感興趣。后屢遇奇人異士相提攜，自學成才，融歷史學、軍事學、戰略學、政治學為一爐，獨樹一幟。著有《復盤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對抗十五局》、《李鴻章時代》、《當天朝遭遇帝國：大戰略視野下的鴉片戰爭》等書。自2002年以來，在《世界軍事》、《戰略與管理》、《中華參考》、《信報》（香港）、《成報》（香港）、《國學新視野》（香港）、《歷史月刊》（臺灣）、《航空檔案》、《現代艦船》、《戰場文集》、《全球防務》、《圍棋天地》、《百家講壇》等期刊累計發表戰略、歷史、傳統文化類文章百余萬言。現居北京從事智庫工作。《世界軍事》戰略縱論專欄著名評論員，“鳳凰軍機處”軍事談話節目特約嘉賓，凰家智囊團“鼎力推鑒”系列講座主講人，搜狐歷史—軍事頻道特約顧問。
引論：戰爭不復盤，歷史無殷鑒
自甲午敗戰至今，已歷120年。這場戰爭對中日兩國近代國運產生了巨大影響，對中國造成的巨創尤其令國人刻骨銘心。所以，自這場戰爭結束的那一刻起，關于這場戰爭的反思、研究、爭鳴便層出不窮。作為一個研究課題，似乎早已成了一盤被翻炒過度的冷飯。然而，當我們從數量的堆砌中冷靜下來審視時，又不能不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中日兩國對這場戰爭的研究均遠說不上透徹，而我國的相關研究尤其存在嚴重缺陷。
中日甲午戰爭研究對比
將中日兩國的甲午戰爭研究進行對比，就會發現，從源頭處我們就已經落了下風。
自1878年，日本從德國引入參謀總部制度開始，日軍便非常注重戰史資料的記錄和保存。甲午戰爭期間，自大本營、參謀本部、陸軍省、外務省，直到參戰各單位，均留下豐富的相關資料。函電、匯報亦多得保存。戰后又編纂了卷軼浩繁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戰史》、《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海戰史》、《日清戰爭實錄》等多部專著。再加上相關當事人的回憶錄、傳記，局外人士、機構的研究著述，可謂汗牛充棟。
相反，清軍則缺乏相應的制度和意識，不僅對一線的原始史料缺乏記錄、保存，事后亦無相關機構進行反思和系統研究。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中方甲午戰爭史料，絕大多數都是些完全不懂軍事的文人，想當然的評論。或者便是出于派系斗爭，互相攻訐的產物。此外，親歷者的著述中，也大多是一些幕僚、師爺在為自己及自己的主官辯護、贊揚。其中具有軍事研究價值的資料極少。
戰爭結束后的120年內，日本方面關于甲午戰爭的研究基本能做到兩點：
其一為不斷發掘新史料。如中塚明發現《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戰史》草稿本，及其結合解密的外交檔案重新解讀陸奧宗光的回憶錄，都是國人迄今尚未充分吸收消化的研究。
其二為注重戰史細節問題的探究。如齋藤圣二對甲午戰爭中運輸問題、軍用電報線問題的研究， 黛治夫對艦炮問題的研究， 桑田悅對雙方戰爭指導、作戰過程得失的專業研究， 均為國人所不及。至于就武器、關鍵戰斗、戰爭指導機制等問題進行深入探究的作品亦不在少數，且迄今鮮為國人關注。
其三是較能持之以恒，新研究不斷涌現。
而我國對甲午戰爭的研究，雖然也產生了《甲午戰爭史》（戚其章）、 《甲午戰爭前后的晚清政局》（石泉） 等優秀著作，但總體而言：
（1）高質量的作品數量極少，宣傳性質的書籍遠多于研究性書籍。
（2）較少學者能對甲午問題持之以恒的研究，大多是在滿百紀念年扎堆出書，頗有過節色彩，節前一擁而上，節后一哄而散。
（3）政界、軍界、學界、民間之研究團體和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溝通嚴重不足。
（4）體系內的研究機構率多滿足于解釋政策和用歷史達成宣傳目的，而較少深刻的研究。體系外的研究者又率多屈從于市場和新媒體，務求嘩眾取寵。甚至公然抄襲，以訛傳訛，嚴重缺乏規范性和專業性。本該發揮主陣地職能的學術界則自我封閉于211、985、核心期刊、項目經費的幻境中，畫地為牢，自說自話，乃至不乏自愚自樂、自欺欺人者。專業期刊則與職稱晉級掛鉤，率多染上排隊買版面、發文看頭銜的陋習。這就嚴重阻礙了深度研究的展開，更嚴重阻礙了年青學人的良性發展空間。
兩相對比之后，不能不承認，過人對甲午戰爭的研究貌似熱烈，實則大多閉門造車、思路有誤，不僅自身成效有限，且完全不關注海外研究成果，實際上已落后于日本對此的研究。
中日敗戰研究對比
如僅單純的對比中日兩國軍界、學界關于甲午戰爭的研究，尚有一層不對稱關系。即甲午戰爭對中國是一場刻骨銘心的慘敗，對日本則是對外擴張的勝利開端。按理，我國學人更該深入研究這場戰爭才對。反之，站在日本的立場上，類似刻骨銘心的事件當推二戰。故而，與其將中日兩國關于甲午戰爭的研究做對比，倒不如將中國研究甲午戰爭的成果，和日本研究太平洋戰爭的成果相對比，在敗戰研究這個尺度上看兩國的反思角度和反思力度，反而更有可比性。
事實上，對日本研究界而言，甲午戰爭頗有雞肋之感。因為，從勝利的角度講，講甲午不如講日俄——畢竟后者是抗擊歐洲列強的勝利，且可與日后之美俄對抗相呼應，增強日本在抗俄陣營中的地位。如言失敗，則研究甲午遠不如研究二戰更讓日本軍學兩界感興趣——畢竟太平洋戰爭真正把日本打痛了，對日本來講這是刻骨銘心，一定要反思。
其實，早在二戰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日本軍政精英中已經有人開始反思，為什么這場戰爭會爆發？以及為什么打成今天這一步？當天皇玉音放送，宣布無條件投降時，日本陸海軍為了掩飾戰爭暴行，同時開始大規模的焚毀文件。但幾乎與此同時，很多日本軍官，尤其是參謀軍官，開始想盡方法的保存資料，其目的是有朝一日通過深入研究這場戰爭來真正超越這場戰爭，從失敗中汲取勝利的因素，從而不再失敗。一些政治、外交系統的官員也隨之參與其中。
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一批前日本軍政精英企圖從實戰角度反思二戰，立即引起美蘇等戰勝國的警覺。在兩強的強力干涉下，相關研究工作被迫轉入地下。直到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決定扶植日本充當遠東戰略防波堤，于是，日本的戰史研究禁令也得到了松綁。目的就是讓日本不要自廢武功。美國人防松管制之后，日本軍政精英立即毫不猶豫的盡量利用此種空間，有組織、有計劃、有制度的持續研究。這個研究計劃最終形成的成果，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著名的一百零二卷本《大東亞戰爭戰史叢書》（俗稱公刊戰史）。 為了編寫這套書，光是籌劃組織，就用了三十五年。直接編撰的時間為二十年。從第一本出版（昭和四十一年）到最后一本書刊行（昭和五十五年），歷時十五年。內容涉及各戰場、各層次、各時段。這就是日本的敗戰反思功夫。
但這部書畢竟還是屬于官修史書性質的“公刊”戰史，參與編修者都有二戰經歷。優點是切膚之痛在身，自然不敢不深入研究。但利害關系也在身，難免門戶之見、黨同伐異。很多民間研究者和研究機構對這套書是頗有微詞的。但相關研究者絕不限于批判，而是要建設的填補空白，直陳得失。故而，日本民間的相關研究更不容忽視。相關類書、套書，不出版則已，出版便動輒數百卷規模。如“歷史群像”的太平洋戰史叢書，PHP智庫的戰史文庫、朝日社的航空戰史書系、光人社的NF文庫，都屬此類。
而甲午戰爭對中國同樣有斷股裂頸之痛，但我們的研究卻顯然遠未達到類似水準。
兩相對比，我們就會發現，中日雙方的敗戰反思，又是日本占了上風。
戰爭史該如何研究？
但是，日本的甲午戰爭研究，終究只是勝于中國，如果立足世界戰爭史研究的水準看中日，就會發現，中國的相關研究固然非常不足，日本的研究也不過是五十步勝百步。其間關鍵就在于研究戰爭史之方法論問題。
歷史研究之推陳出新，無外乎兩大關鍵：一為新史料之發掘，一為新方法之使用。戰爭史研究也不例外。
以新史料而言，中日兩國遺存史料均可謂汗牛充棟，業已整理者可謂九牛一毛，都還有極大的發掘空間。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史料之多寡對歷史研究固然重要，但如不能正確使用，則史料雖多亦無用。所謂兵不在多而在用，正是一個道理。這就引出了方法論的問題。
中國近代史大師唐德剛先生在論及甲午戰爭時，曾說過如下一句名言：
“什么叫做戰爭呢？西人有言曰：‘戰爭’者，‘政治’之延續也。不知‘戰’前的‘政治’，空談‘政’后的‘戰爭’，小兒科也。”
這段話極具哲理，但放在中國近現代戰爭史研究的大背景下，卻又極具誤導性。蓋如“空談”，則無論是戰前之政，還是政后之戰，都是小兒科。如認真研究，二者正不可偏廢。從本末關系上講，確實是政治統攝軍事，但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浸淫過久，習慣于技術變革緩慢、科學性低、藝術性高的傳統戰爭，所以多側重戰前之政的分析，而忽略政后之戰的研究（唐德剛先生念茲在茲的《資治通鑒》就是這樣一種思路下寫成的史書 ）。影響所及，自甲午敗戰120年來，各種盤外分析鋪天蓋地，盤內的檢討卻少如鳳毛麟角，不能不說是潛意識里受了傳統戰爭觀的誤導。
從某種程度上講，戰爭很像醫學。都是高度技術專業化、理性化的行業。且二者都無法進行活體實驗。故而醫學注重臨床案例之記錄、研究，戰爭則注重戰爭歷史的記錄和研究。
同樣類似的是，假如一個人生了病，首先應該做的就是看醫生——無論是中醫、西醫，還是體系內外，其為醫則當為一。就算醫生全是庸醫，我們要謀求的也首先應是想盡方法提升醫生、醫院和相應教育機構之能力，而絕不應是因為對醫生失望，就轉而迷信神漢、氣功師乃至邪教領袖。這本是極其簡單的道理，豈料在中國戰爭史研究領域，卻長期遭到了無視。
后人在研究甲午戰爭時，當然可以隨意選取視角進行研究、解讀。但任何視角都不能無視更不能替代一個最基礎的事實：甲午戰爭首先是一場戰爭。因而，其研究首先應符合戰爭研究之內在理數和專業需求。
正如孫子所言，戰爭是“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如不能從實戰角度進行深入剖析，則一切研究、解讀都是空談。如果一個國家的戰爭研究也墮化為象牙塔里知識分子的智力游戲，甚至變成一種說書式的調侃、演義，文學化的抒情、嘆詠。則只能說明，一種比清談誤國更惡劣的風氣已經開始蔓延。事實上，戰爭史研究必須建立在如下五根支柱之上：
（1）政治學及國際政治學
正如克勞塞維茨早已指出的那樣，戰爭是政治的暴力延續。 故而，從目的上講，戰爭帶有強烈的政治屬性。具體到像甲午戰爭這樣的外戰，則可視為國際政治問題的延伸。所以，研究外戰性質的戰爭史，首先應具備的是國際政治學的專業知識。
（2）軍事學
從過程上講，戰爭主要體現為軍事對抗。故而，研究戰爭史應具備的第二個專業基礎即軍事學。如軍事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軍事地理學、國防經濟學、武器裝備學、后勤學、軍制學、軍法學、軍事技術、軍事教育、軍事思想等等，皆為其組成部分。
（3）戰略學
自1500年以來，戰爭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軍事專業也日趨發達，從而引出軍事集團以專業化為借口擺脫政治控制的惡果，為了維持目的和手段的平衡，更為了有效的指導戰爭，乃有“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出現（詳情參閱本書正文第三章），并逐步發展為獨立的戰略學，此即研究戰爭史所必需之第三種知識基礎。
（4）歷史學
最后，戰爭史畢竟仍是歷史，故而，歷史學亦必不可缺。
由此可知，政治學及國際政治學、軍事學、戰略學和歷史學是研究戰爭史的必備基礎。在此基礎上，結合具體研究對象之特征，當然可以“多多益善”的疊加其他知識構成，但此五大支柱為必不可缺之基本支撐，則無疑問。也必有了這樣一種立體的知識結構，才能找到恰當的方法論，以無厚入有間，切中肯綮、游刃有余。假如只是立足歷史學的單一視角，滿足于厘清人物、事件在時間、空間軸線上的分布，則不僅嚴重的限制了研究的質量和層級，甚至無法有效甄別史料本身——這就像一個根本不懂物理學的人無法寫出優秀的物理學史是一個道理，越是專業性的史料越需要超歷史學的專業知識進行判讀，否則，必將是連人物、事件在時間、空間軸線上的分布本身也說不清楚。
歷史可假設，戰爭須復盤
但不幸的是，自晚清以來，我國的戰爭史研究長期為不同時代的宣傳需求所左右，連嚴肅的純史學研究要求都難以達到。少部分能沉潛于歷史研究者，卻又多陷入“史料即史學”的誤區。此種思維在一般歷史研究中的誤導性前人早有反思， 而其對戰爭史研究的誤導更為嚴重，卻一直缺乏相應反思。
在戰爭史研究領域，“史料即史學”的錯誤，正等同于以為“情報即軍事學”的錯誤。
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論，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無處不在， 戰爭中的情報或者數量太少，或者太多；或者姍姍來遲；或者與事實大相徑庭。而戰爭本身又處在劇烈的變化之中，企圖通過充分的情報搜集來致勝的想法是最大的戰爭烏托邦。
此外，即使一方通過某種方式單方面驅逐了戰爭迷霧，摩擦力、偶然性、概然率也還在影響著戰爭的每一個環節。所有這些未必會以“史料”的形式直接保存下來。越是臨機性的決策，往往越缺乏權威的原始史料。更何況從兵者詭道的角度講，很多戰爭決策出于保密的需求，不僅不會形諸于文字，反而要層層掩飾其真相。故“軍人靠判斷和推理行事”（劉伯承語）。
既然進行中的戰爭離不開判斷和推理，對過往戰爭的研究同樣離不開判斷和推理。正如同進行中的戰爭不能單純依賴情報，對過往戰爭的研究也不能單純依賴史料。在這里，歷史清晰的展現出明暗兩條線索，所謂歷史明線，指可以使用史料直接呈現之史實，其還原主要靠史料的搜集、梳理、陳述；歷史暗線則指必須通過分析、解讀、研判史料始可呈現之歷史事實，其還原主要是對史料的分析、解讀和研判。具體到戰爭史研究領域，史料本身的局限已如上述，如果再考慮到戰后尤其是戰敗后很多資料的封存、遺失和人為毀壞，更可知欲通過直接使用史料來呈現戰史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脫離了專業的思考和判斷，則不僅單純的史料堆砌無益于后人反思歷史，甚至連史料的甄別、使用本身也會出現嚴重偏差，終致于單純的還原歷史連帶也成為不可能之事。由此可知，那種企圖純粹依賴史料本身展示歷史真相的想法，是一種在現實世界根本無法實現的烏托邦。這就是為什么近百年來，很多國內學者明明已經掌握了第一流的史料，卻寫不出第一流的史著，根本原因即在于思想上的畫地為牢和知識結構的扁平單一。其背后所隱藏的更深層次問題就是：歷史能否假設？
對于作為既成事實的歷史結果而言，任何假設都是蒼白無力的。但從“以史為鑒”的角度，對于歷史過程的各個環節，后人恰要勇于假設才能超越歷史。戰爭史研究尤其如此。
因為戰爭的過程，是對抗雙方或多方之不同選擇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作為事實的歷史即現實選擇交互作用的結果。而那些被放棄或未被充分發掘的選擇，就構成了未曾發生的歷史，其中蘊含著大量未經充分檢討、推敲的歷史殷鑒。
何以德國陸軍能夠在拿破侖戰爭后及冷戰前的一百多年內稱雄全球？除了參謀本部制度的創設、學者型軍官團的培育、強大工業基礎的支撐、作戰概念的條令化和名將輩出等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兵棋推演（War Game）的發明與發展。所謂兵棋推演，其最初目的即在于通過對歷史中過往戰例的推演，在戰術（tactic）與作戰（operation）層級，探究其中的隱藏變化和現實得失，進而更深刻的思考史實的得失和原委。其實質即在于通過推演歷史來超越歷史。此后，這種方式風靡列強世界，并逐步完善，進而用于對未知戰斗的推演。近代日本軍隊即非常注重兵棋推演。今天的美國軍隊及其教育機構和一些戰略智庫同樣注重兵推，且正在摸索戰略層級兵棋的開發，預示了兵棋發展的新趨向。
其實，類似的精神中國古已有之，只不過沒有用在戰爭中而是用在了博弈游戲里，這就是圍棋中著名的“復盤”。所謂復盤，就是由對弈雙方在對局結束后，重新推演棋局，一則交換心得、相互學習，一則探究關鍵節點及其未盡之變化。而圍棋其實又遠非一種單純的博弈游戲，而是一種截止到目前為止，最具戰略意涵的對抗模型。其與兵棋推演的差異在于，圍棋注重抽象戰略思維的養成，兵棋推演則結合實例，在戰術、作戰層級作高度針對性的行為檢驗。其實也可以將兵棋推演稱為一種精密化、案例化、實戰化和中低層級化的“復盤”。
既然戰略和戰術的決策與實踐都可以復盤，何以戰爭史研究反而不許假設？事實上，“歷史不容假設”這句話的過度推演，早已成為限制我國戰爭史研究發展的最大緊箍咒。如不能及時摘掉這個緊箍咒，則一切戰爭史研究都將淪落為對既成事實的認可、背誦、幻想和感情宣泄。而永遠無法依靠理性的精神來超越歷史。
理性回顧就會發現，120年來，中國對甲午戰爭的研究固然問題重重，日本的相關研究也是盲人摸象，或立足純史學立場，或立足純軍事學立場，始終沒有產生過立體飽滿的研究成果。看一看日本戰略學、政治學（尤其是國際政治學）的發展水準，再看一看其軍事學與歷史學的交叉程度，就知道其根本缺陷所在了。
這就要求我們立足前人的研究成果，運用“復盤”的精神來對待戰爭史。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超越昨天的戰爭，進而打贏明天的戰爭。具體到甲午戰爭中，由于雙方原始史料所存有限，已很難在戰術層級做精密之兵棋推演，然仍可立足于大戰略、軍事戰略和作戰層級之行動，進行中高層級的復盤。本書的寫作目的即在于此。
同時，我們應注意到復盤史學與假設史學的區別。在西方史學界，一直不乏運用假設史學觀寫成的著述。如《未曾發生的歷史》、《假如日本不曾偷襲珍珠港》、《誰打敗了希特勒》都屬于此類著作。 此類著作取材廣泛，具體寫法為圍繞某一種歷史可能性展開推演，最終以虛構的歷史來促進后人對歷史事實的反思。復盤史觀下的歷史研究與之不同：（1）復盤史觀僅限于研究對抗性事件；（2）復盤史觀注重歷史的多種可能性；（3）復盤史觀研究之重點并不在未曾發生的歷史，而在于通過推演具有可行性的可能選擇，更深度的理解業已發生的歷史。故而，復盤史學不采取虛構筆法，只是在分析固有史實時運用了一種較獨特的方法。
當然，本著“復盤”的精神研究戰爭史，也會遭遇一些獨特的暗礁。最大的危險即在于研究者往往會站在后人的時空概念和技術基礎上臆測歷史。所以，兵棋推演的基本保障即在于維持當日的能力環境，而不能肆意假設歷史，如假設豐島海戰前的北洋水師擁有了核潛艇，即突破了此類研究的底線，而變為一種穿越小說式的幻想。
在這一點上，孟子所強調的“知人論世”正可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一個有益的支撐。一般性歷史研究的價值隨之凸顯。當狹義的史學研究與復盤精神、軍事-戰略專業研判能力結合在一起時，我們才能竭力做到戰爭史研究的推陳出新、以史為鑒。
下面，就讓我們在這個新視角下，立足前述知識結構，運用新方法，重回120年前的死生之地，一探其存亡之道。
……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