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1971年的時候，世界上已建立了民主政府的國家中，人口數量最少的是圣馬力諾（San Marino）。另外一個“小”國——挪威的人口規模是圣馬力諾的200倍，瑞典的人口規模是圣馬力諾的400倍還多，而荷蘭的人口規模則是圣馬力諾的650倍。當然，擁有民主政府的其他國家，其人口規模要遠遠大于這些“小國”，如英國的人口規模幾乎是圣馬力諾的3000倍，美國的人口規模大約是圣馬力諾的10，000倍，而印度的人口規模幾乎高達圣馬力諾的25，000倍！然而，相對于伯利克里時代的雅典民主主義者來說，即使作為“小”國的荷蘭，就似乎是一個只適合專制君主統治和奴隸制的巨型帝國了。盧梭所生活的時代的日內瓦，人口規模大致在22，000人左右。
在人口規模或者其他與規模有關的任何維度（比如地域面積）之間的這些區別，是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更確切地說，“民主”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與國家“規模”之間具有密切聯系？為了便利公民對其政治體系進行理性的控制，一個政治體系多大的規模比較適當？不同規模的政治體系將享有何種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
關注這些問題的任何人都將迅速發現，它們表面上的簡單明了掩蓋了復雜問題所具有的獨特困境。在本書中，我們將試圖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并且盡力直面這些問題的挑戰。
然后，讓我們首先從簡單的問題著手，開始考察這些問題在當今時代的相互關聯性。城市化和人口數量的爆炸性增長引發了各層次的政府不受控制地增長，這已經成為人們心頭揮之不去的夢魘。在美國，人們尤其關注的問題是，允許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區和特大型城市）無限制的增長是否是一種明智的選擇。正如一些人口統計學家所宣稱的，如果現在存在著一個從弗吉尼亞州到緬因州之間的連續城市區，我們是否有必要將其變成一個巨大而單一的自治型特大城市（a single vast self-governing megalopolis）？為什么要，抑或為什么不要？民族—國家的規模同樣大小不一。對于某個新興國家而言，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就是人們不得不費盡心力地去研究國家規模，防止它因為太小而不能存活，抑或太過龐大而難以維持。這個問題同樣也困擾著一些老牌民主國家，以及一些民主制度得以穩固建立和運行的國家。或許那些小型的歐洲民主國家確實真的太小了？它們是否應該聯合成為一個更大的體系，例如歐洲聯盟呢？另一方面，擁有2億多人口的美國是否又顯得實在太大了？它是否會遭受巨人癥和過度復雜性的困擾？無論如何，如此巨大的政治體的民主經歷是否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的民主經歷毫不相干？畢竟在1970年的時候，大概70%左右的國家擁有比荷蘭更少的人口數量。
當人口增長這一不可阻擋的驅動力使得一個小國家變大，一個大國家變得更加碩大無比的時候，人們總是強烈呼吁讓政府更貼近人民生活，讓草根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運作更加有效。人們一般認為，小國比大國更加有利于推進和發展民主。因此，那些較大的單位必須拆分為更小的單位，如較小的地區、州、城市、鄉鎮或者社區。只有在這些地方，運作草根民主才具有可行性。與此同時，人們也經常抱怨這些小型共同體不能有效處理它們的各種問題，從而呼吁建立更大的政治體，諸如大都市區、歐洲國家聯盟（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或者一個世界聯盟（a world federation）等。同時，人們還表達了對于社團規模以及政府的社團控制能力的強烈關切，尤其是政府控制巨型國際社團（international giants）之能力的關切。
這樣，規模問題就恰好成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的一部分：擁有高度自治和主權的民主政治體系如何以及是否真正能夠在一個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幸免于難呢？除了作為全國政府的代理人之外，地方政府還有其它存在的意義嗎？就此而言，國家，尤其是那些小國家，是否能夠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大部分主權？但是，如果每個較小的單位都按照逐漸遞增的順序（ever-ascending series）讓渡其自主權給下一個更大的單位，那么民眾是否還能夠保持對政府的有效控制呢？在這一限度內，如果每個較小單位僅僅是一個世界政府的分支和代理機構，而且政治參與涵括了數十億公民在選舉中的投票行為，那么留給“民主”一詞的意涵又將是什么呢？相反，即使某些形式的決策分權化和自主權是可欲的，問題依然存在，也就是對一個政治單位的分權化何種規模是適當的？
正如我們已經提及的，隨著世界各地人口數量的快速增長，以及經常與人口增長相伴隨的其它經濟和社會變遷，導致鄉村變成了近郊區，近郊區變成了城市，城市變成為大都市區，而在美國，各州就等同于一個巨型國家，這些都使得對規模問題的討論變得更為迫切。例如，加利福利亞州的人口規模就與加拿大整個國家的人口規模旗鼓相當，而加拿大的人口比世界上80%的國家的人口都要多。紐約、倫敦和東京都擁有比世界上大約一半的國家更大的人口規模。在城市化快速擴張的過程中，大量高度原子化的個體由于缺乏緊密的社會聯系紐帶和唇齒相依的共同體感，變得相當地離群索居并被社會所疏離，這些無一不強化了人們對于對城市生活的恐懼，除非是高度情感化的群眾運動喚醒了一種極具欺騙性的“我們感”（we-feeling）。無論這些關于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觀點是否有效，它們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了對共同體的研究，并且去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即政治單元到底需要多大的規模才能有效維系共同體成員的身份認同感。
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1915—2014），美國政治學家，耶魯大學政治學榮譽退休教授，美國政治學會前主席。代表作：《論政治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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