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耿良是江南評彈中的評話大家，在以唱曲為主的的評彈大家中獨樹一幟，不僅藝術上使三國評話達到了與新社會相適應的高度，而且在組織藝人了解新社會，服務新社會，奉獻新社會也做了很多工作。唐耿良曾有一本自傳，影響本身已經很大，而《唐耿良傳》則是由其公子唐力行教授主持，唐教授高徒解軍博士命筆的新傳記，他們謙虛自持，不說后出轉精，但從新史料新觀點的角度說，未嘗不是如此，請讀者明鑒。
總序
吳宗錫
評彈發源于文化古城蘇州，得其人文精華的滋養，經歷代藝人的耕耘，在清代中葉，藝術即趨于成熟，書目累增，人才輩出，形成了獨創的美學和表演體系，流傳于長江三角洲各城鎮鄉村。上海開埠以后，進入這一新興都市，隨著其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受“海納百川，改革創新”的文化精神的熏陶，融會進其都市文化。到20世紀30年代，名家薈萃，書目繁茂，流派紛呈，藝術登臨于高峰期。
新中國成立后，有了黨的領導，創辦了國家經營的評彈團，天時地利人和相際會，評彈迎來了藝術繁榮的鼎盛時期，上海成為其藝術發展的中心。當代杰出的藝術家云集上海。這門家底深厚、豐澹、精熟的藝術，造就了諸多名家翹楚；同時，也是眾多才華橫溢、勇于創造而又勤奮敬業的藝術精英，推動了藝術的發展提高。人才出書目，人才創藝術，人才的作用是大的。
在燦若群星的藝術精英們成長發展的道路中體現著評彈藝術整體的發展史。可是對這些為藝術作出終身成就和重大貢獻的藝術家卻還沒有詳盡全面地立傳，以記述其經歷和業績。199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曾編過一本《評彈藝術家評傳錄》，為十余位當代評彈名家著錄其傳略，既敘述其生平經歷，又評介其藝術成就，每篇一萬余字，受到讀者歡迎。但為篇幅所囿，尚欠詳盡，且僅出了五百本，影響有限。這次，上海評彈團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計劃編寫一套近現代評彈藝術家的傳記，應該說，這對弘揚評彈藝術，為后起人才傳承發展評彈藝術，樹立楷模，為廣大評彈愛好者欣賞藝術，提供資料，都是很有必要的。
20世紀50至60年代，評彈隨著時代發展，進入了藝術革新發展、推陳出新、生面別開的又一個創業期，產生了大量反映新時代新人物新思想的優秀節目，發展了多種適合當代人民群眾審美需求的演出形式，提高了藝術表現力以及藝術素質、藝術品位，從而也大大提升了評彈在文藝界的地位。這些藝術名家正是藝術開拓、實踐的功臣，也是這些集結于國家評彈團的藝術名家形成了發展提高評彈藝術的主力。
他們的出身不同，性格各異，學藝的經歷也各殊。他們特點鮮明的強烈的藝術個性，使他們形成了卓爾不群的風格流派。但是由于所處的時代相同，事業相同，尤其在進入了新中國后，接受了黨的教育，處身于宗旨、目標一致的評彈團群體以后，使他們的人生和藝術道路，有了顯著的共性。從其共性中，我們可以領悟到新中國評彈藝術，在黨的領導下，從賣藝江湖的民間藝術升華為雅俗共賞的高雅藝術的發展軌跡。
從其共性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些藝術人才在學藝之初，都曾經歷過勤奮刻苦、艱辛崎嶇的學藝道路，在激烈的競爭和堅毅的努力下才攀登上藝術高地，進入名家的行列。而成名之后，有些人曾在物欲橫流的社會環境中，一度沉湎于聲色享樂，尤其是男藝人們，其風流韻事時有傳聞。
只有了解了他們的這段經歷，我們才更能認識到，新社會中這些藝術精英，接受了黨的教育，建立了為人民服務，為事業獻身的價值觀之后，一心敬業，為評彈事業奮力進取、竭誠奉獻的難能可貴。也就更能認識到，在黨的正確方針政策下，成功打造的藝術核心，對于改進提高藝術和推動藝術發展所起的卓越作用。
他們也正是在進入了由黨直接領導的團隊群體之后，認識了人生的價值和藝術的真諦。他們不僅提高了文化學養，更建立了自己的人文理想。在他們的晚年，經歷了“文革”劫難的沖擊，不顧衰病的困擾，依然執著于自己的藝術追求，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或為藝術經驗的記錄整理，或為傳統書目的傳承，或為編演新的傳世精品，或為藝術的發展乃至樂器的改革，孜孜不倦地寫作、錄音、鉆研和教學授業。更有的身罹癌癥，在與疾病頑強抗爭的同時，仍時刻以藝術為念。應該說，是藝術改變了他們的人生，也是高尚的人生理想，提升了他們的藝術境界，而其高尚的藝術境界和人生理想成了這些藝術精英們的卓然共性。他們是受到人民群眾熱愛的，他們也深愛著廣大的評彈聽眾，深愛著人民大眾。也可以說，對藝術，對人生的熱愛也體現了他們對國家、對社會的熱愛。
因此，為新中國的評彈名家立傳，記述他們的人生和藝術道路，是很有意義和必要的。我們希望傳記作者們在記述他們作為人民藝術家的不平凡的人生和藝術的歷程的同時，并總結他們的藝術經驗，彰顯他們的藝德藝品、藝術追求和藝術理想。當然，也記述下他們為新中國的評彈事業所作的卓卓建樹和取得的豐碩成果。
劉厚生同志在為《菊壇名家叢書·京昆系列》作的總序中提出了傳記必須真實的警示，十分重要。真實是誠信，真實才有意義，真實才有價值。真實是對歷史，也是對傳主的高度負責。但要真實是不易的，須得傳記作者踏實和艱辛的努力，深入調查研究。即使是當事人的口述，也還需要作認真的核實。此前，我就遇到過多起口述不實的事例。真實，還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只有理解，才能透過表象，接觸并反映本質的真實，由形似而達到傳神。
衷心祝愿叢書獲得成功。
序一
周良
解軍同志把他寫的《唐耿良傳》的書稿發給我看，讓我先睹為快。書稿以翔實的史料，筆觸細致的敘述，介紹了傳主唐耿良的藝術人生。
唐耿良同志是卓有成就的評話藝術家，他說的蘇州評話《三國》，源出名門，兼收并蓄，又在長期的演出過程中不斷加工豐富，常說常新。他的說書注重說理，重人物刻畫和細節描寫，使他說的《三國》，在思想性、文學性、藝術性方面都有提高，且有特色，成為當時說《三國》的重要流派之一。他在書目創編、加工方面的經驗和成就，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后，成為評彈團的創作骨干，不但參與創編了大量新書目，而且成為評彈團書目創編的組織者之一，參加了評彈團的領導管理工作。唐耿良對新中國成立后的蘇州評彈事業，做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我在參加蘇州評彈工作的第一天，就認識了唐耿良同志，那是在評彈改進協會的一次會議上。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評彈團很少到蘇州來演出，所以，很少見到唐老師。熟悉他是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粉碎“四人幫”以后，蘇州評彈的恢復階段。面對困難，蘇州評彈界努力聯合、團結起來，為推進各項藝術活動、共同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克服困難，組織成立了蘇州評彈研究會。研究會的許多具體工作，由我負責。上海方面的各項聯絡組織工作，有唐老師參加。多項工作請他參加負責。
如青年演員的培訓工作，我委托蘇州評彈學校負責。唐耿良同志參與該項工作，協助曹漢昌同志一起負責。他們的工作認真負責，謙虛謹慎，善待青年，誨人不倦。唯恐青年學不到東西。老藝術家們的事業精神，非常感動人，唐老師就是他們當中的代表之一。我是很感謝、很尊敬他們的。他們為藝術事業的獻身精神，值得后人傳承學習。
近幾年來，隨著蘇州評彈研究工作的進展，對老一輩藝術家的研究，有新的收獲。搜集了許多藝術資料，寫出了一批老藝術家的傳記，但大多為彈詞藝術家，蘇州評話藝術家的傳記還很少。除唐耿良自己寫的回憶錄，本書好像還是僅見的一部。希望研究者們共同努力，多寫幾部評話藝術家的傳記，把唐耿良老師這一輩藝術家們的傳記都寫出來，總結他們的經驗。從他們的經歷中，探索蘇州評話發展的歷史和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如傳主唐老師說的《三國》，他自己說，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演出時間，加起來不滿五年，這就影響了這部書（蘇州評話中被稱為“大王”的傳統書）的傳承和提高。唐老師在創作生涯中，曾創編演出了一些優秀書目，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在選材及形式的選擇上有缺失，所以缺少能長期流傳的保留書目。總結他們那一代人的經驗教訓，這是社會新舊交替時期的一代人，不要讓他們成為蘇州評話的最后輝煌。他們承前，有創造性的發展，他們的啟后呢？卻寂靜無聲。當然，這些都不是藝術家們的責任。蘇州評話在進入大城市以后，已經出現發展的相對滯后。在蘇州評話、彈詞遭遇困難以后，評話的衰落更快一些。應該奮起，蘇州評話難道真要被淹沒在“彈詞”之中？
唐耿良同志留下的《三國》腳本，有一百回書。聽說正在進行文字整理，將要出版。這是一份寶貴的藝術遺產，將惠及事業及后人。
應解軍同志之約，寫一點讀后感想如上。
2016年10月2日
序二
唐力行
前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與上海評彈團準備聯合出版《菊壇名家叢書·評彈系列》，承主編唐燕能、秦建國等先生好意，第一輯五本中有一本是父親唐耿良的傳記，并力邀我來承擔寫作。對于他們的高情厚誼，我的內心是非常感謝的。但是，五本中只有一位是評話藝人，所占比例之少，又令我深為不安。我在為燕能先生所著《皓月涌泉：蔣月泉傳》的序中寫道：“接受任務后，我除了感謝外，還表示了在經費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我父親已經撰寫并出版了《別夢依稀：我的評彈生涯》，應該把這個立傳的機會讓給其他評話演員。我想這也是我父親的心愿。新中國成立之初評話界有兩個三級演員，家父之外還有張鴻聲先生。我真誠地希望能為張鴻聲先生或吳子安先生等其他評話演員立傳。”此后，燕能先生告訴我，叢書是上海文化基金會資助的，家父的傳紀已立項，只能專款專用。其他評話藝人的傳紀在第二、三輯中都會列入的。盛意難卻，而我仍是感到為難，父親已經用十年工夫撰寫了自傳，且是由我整理出版的，如果再由我來寫，恐怕也難寫出新意。新撰的唐耿良傳記應該以“他者”的眼光來寫作為好。我建議請解軍先生來撰寫，因為他是歷史學博士，具有通曉、把握歷史發展大趨勢的學術功力，用歷史學的眼光來審視近代評彈的變遷，入于評彈而又出于評彈，才能透徹洞見個人命運的真諦。他從我碩博連讀五年，研究的重點是評話。今年，他所撰寫的博士論文《金戈鐵馬：晚清以來蘇州評話研究》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所以我希望他能從評話發展大趨勢的高度來解讀我父親的評話人生。
蘇州評話形成于明末清初，書目的題材大多是列國征戰、英雄豪杰，這些都與小橋流水、風花雪月的蘇州彈詞形成鮮明對比。熟悉評彈的人都知道，聽客喜好評彈，大多從聽蘇州評話始。曾幾何時，蘇州評話在江南吳語區占據著演出市場的半壁江山。隨著評彈進入上海，蘇州評話迎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大都市的女性聽客似乎更鐘情于卿卿儂儂、花前月下的彈詞。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利益的分配出現了種種不合理現象，挫傷了評話演員的積極性；中篇評彈使得蘇州評話被邊緣化，甚至有人只知評彈即為蘇州彈詞；再加上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耗盡了蘇州評話老藝術家們的時間和精力……凡此種種，共同造成了蘇州評話不斷走衰的事實。父親并沒有“挽狂瀾于既倒”之力，他只是一個視評彈為生命的說書人，他不甘心于評話的走衰。但是時勢如此，也只能窮其一生，盡心盡力于評話而已。解軍按照縱向時間的階段，從父親學藝到成為上海響檔開始，把側重點放在1949年后，展現了置身于波濤澎湃的時代潮流中的說書人的命運。父親“業業矜矜,若履冰谷”，卻終難逃脫“文革”中家破人亡的大劫難。改革開放后，他重新煥發了藝術的青春。
作家顧紹文在《著名評話藝術家唐耿良《別夢依稀：我的評彈生涯》研討會》上說：“唐先生很幸福，既留下了《三國》，也留下了這本書，一個人只要能夠留下其中一樣就很厲害，就能傳之于史，何況他留下了兩份。”然而，留下這兩份遺產談何容易？！父親曾痛心地說，新中國成立后他說《三國》的時間，累計不超過五年。20世紀80年代前期，他用了三年時間，把20年未說過的《三國》一百回，像海底沉船一樣地打撈起來，在1985年完成了電臺錄音。緊接著又開始歷經三年的記錄整理《三國·群英會》，1988年中國曲藝出版社出版了這部唐耿良演出本。20世紀90年代，他又分別在蘇州、上海兩地的電視臺，錄下《三國》錄像35回。2002年底到2003年初，父親在美國學者白素貞的幫助下，在達特茅斯學院錄下了他的全本《三國》錄像一百回，其中二十回已由中國唱片廠出版。留下《三國》，是因為他老人家有著強烈的自我搶救意識，他說過：“許老夫子（許文安）改行保存《三國》的義舉，老師唐再良手把手教我《三國》的恩德，以及廣大聽眾對我的期望，使我寢食不安，我怎能讓《三國》在我手中失傳呢？存亡繼絕我有責任，我決心想方設法像打撈沉船一樣把中段和前段書回憶起來加以保存。”
解軍不僅關注父親為搶救《三國》傾盡全力，他還把顧紹文所云兩件事中的第一件，進一步細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說《三國》，二是說新書，三是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和組織工作。在說《三國》方面，解軍認真總結了唐《三國》博采眾長，富有書卷氣的特色，還系統闡述了父親對評話藝術規律的認識。對唐《三國》在評話發展史上的地位給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
在說新書方面，作家沈善增曾說過：不要認為我們今天的觀點都是正確的，比如現在對“唐老師編新書、寫新書的評價等等，未必都正確。當時的人為何要如此做，一個正直的積極的人，在當時情況下，他們采取了如此的舉動，他們的一些想法，一些選擇必定反映了人類的一些共性，就是說，不僅對評彈，對上海人，對中國人，對人類都是有普遍意義的。”作家蔣麗萍進一步闡述了她的認識：“我并非僅僅肯定他解放后編寫了很多可以傳之后世的新書目，事實證明這些書目的編寫花費了很多精力，但這也僅是一個特殊歷史階段的產物。今天看來，這些書目在藝術上，無法與很多經典的傳統書目相比，這只能說明這些藝人在艱難的政治環境下，在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不得已地表現出積極性、進步性，在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下，藝人們要適應社會，所以做了很多努力。”父親編說的新書貼近實際、貼近生活，他為適應這個時代，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這些作品反映了那個時代，也反映了父親的積極、正直的人生。解軍較為細致地描述了父親編寫新書的心路歷程，介紹了粉碎“四人幫”后父親興奮地自編自演《大寨人斗江青》的情景；尤其是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父親不顧病弱的身體編說《三國用人之道》，認為這是我父親編寫新書的升華。難能可貴的是，解軍還從評彈發展的藝術規律著眼，指出評彈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會有新書加入，新書是評彈書目活力的源頭。今天的經典書目其實就是往昔的新書目。這是一個競爭與選擇、淘汰與積累的過程。
在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和組織工作方面，首先就是創建上海市人民評彈工作團。識時勢者為俊杰，試想一下，1949年我父親年僅28歲，蔣月泉也只35歲，他們那樣的年輕，又是上海灘上的大響檔，有著可觀的收入。如果貪圖金錢安逸，他們完全可以像大多數評彈藝人一樣，繼續走單干的路。但是他們識得時勢，努力要跟上這個新時代，自己出錢組織學習，編寫新書，要求組織評彈團，放棄高額收入拿工資，走集體化的道路。
這在明清以來數百年的評彈史上都是開天辟地的事。陳希安先生說：“應該說老唐同志是當時建團十八藝人中的主心骨，對評彈團的成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國前，評彈藝人單干的，一兩個人一起，1949年后參加評彈團，參加集體，這個是劃時代的變化，他在其中確實是起著很多作用，特別是人民評彈團成立之后，他在創新、整舊、創作新書目過程中，做出了很多努力，為評彈事業作出了很多的貢獻。”“如果整個評彈史上要記一筆的話，我覺得唐耿良應該記一大筆。”王柏蔭先生說：“可以這樣說，沒有唐耿良，就沒有上海人民評彈團。”評彈團原副團長李慶福說：“唐先生在成立評彈團的過程中做了很大貢獻。時至今日，蘇州評彈能夠取得如此成績，唐先生在其中出的點子很多，被譽為‘唐諸葛’。”顧紹文曾評論道，家父在回憶錄里“實事求是地講出了這個評彈團是‘他們要成立’，這個新書是他‘他們要說’，這個尾巴是‘他們要斬’，我在評彈界有很多朋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那么真心地講出一個真實事，這些都是他們自己要的，‘自己要’和‘自愿’是有區別的，這種心態是要和當時的社會形態結合，這不僅是一個個人回憶錄，這里面還涉及社會學，歷史學的問題”。解軍用“他者”的眼光，寫出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正是這些解放前的大響檔們集合在一起，造成了50年代評彈的一時之盛。盛中包蘊著衰。中篇評彈的興盛，使評話藝人邊緣化；收入的平均化，使雙檔彈詞藝人與單獨演出的評話藝人同酬不同工；評彈的政治化，使大量長篇傳統書目失傳；評彈的傳承也因學館（學校）制，難以招收到優秀的人材；失去競爭的評彈市場，注定了評彈的衰敗命運；戲劇化的發展，甚至從根本上破壞了評彈的本體。凡此種種，是創建評彈團的十八藝人始料未及，也決不愿意看到的。時勢所然也！
解軍還關注到父親的人格魅力。父親的老朋友張如君先生說：“唐耿良老師一生潔身自好，規規矩矩說書。”其實父親不僅是潔身自好，他還時時處處替他人著想，重視親情、友情和愛情。他與蔣月泉的終身情誼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朋友、弟兄遇到困難，他總是竭盡所能地予以幫助。
父親三兄弟，他獨力承擔贍養祖父，還不時幫助兄弟。書中還披露了父親安排、動員曹漢昌、吳子安等老藝術家到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錄制蘇州評話《岳傳》、《隋唐》的細節，留下了寶貴的傳統評話資料。曹漢昌到上海來錄音時，父親還把他接到家中住宿數月，提供一切方便。
父親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歷經十數年撰寫回憶錄—《別夢依稀：我的評彈生涯》。他曾經說：“我個人在那特殊時空的經歷，或許就是我們這一代評彈藝人的縮影。把記憶變成文字，留給那些熱愛評彈藝術的聽眾，留給我的親人、朋友和后代，這是我的責任，也是退休后寓居海外的我力所能及的。”父親的傳記出版后，好評如潮。已故著名彈詞演員、原上海評彈團團長張振華先生說：“書里面反映的事情很真實，沒有虛偽，沒有矯揉造作，舉個典型的例子來說，從學說書到建立評彈團，這些想法都是非常真實。自己作為評彈演員中的一員，看起來更加親切。”父親自撰的回憶錄為評彈史留下了大量珍貴的資料，這一方面為解軍撰寫這本傳記提供了極大方便，另一方面也使他寫作的空間不多了。這使他在接受任務時頗費躊躇。我對他說，你自有你的優勢：一、你博士研究的課題是評話，這是任何人沒有的優勢。任何的歷史研究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對人的研究，蘇州評話亦然。二、把握了蘇州評話興衰起伏的歷史變遷，你在撰寫我父親傳記時一定能夠將之放在長時段中加以考量，可以避免就事論事。只要你堅持實事求是的客觀立場，下功夫收集資料，用歷史學的“他者”眼光來寫，一定能與父親的《別夢依稀：我的評彈生涯》相得益彰的。
父親的《三國》表達的是美德，劉備的仁，諸葛亮的智，關云長的義。《上海書壇》1950年9月26日載范煙橋語：“我的同事許嘉祥先生說，唐耿良的‘古城相會’,描寫關羽恰到好處，見得他是擅長忠義一路的，所謂正派作用。”父親說《三國》，他的一生，實踐的正是忠孝仁愛和正派。解軍也是孝義人也。他在上海師大就讀期間心無旁騖地投身學術，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團結同學，尊敬師長，是公認的好學生。畢業時他為了年邁的父母，放棄到蘇州工作的機會，義無反顧地回到蘇北淮安。以孝義人寫我父親，自然就多了一份理解。是為序。
2017年1月19日
解軍，江蘇淮安人。畢業于上海師范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就職于淮陰工學院，為上海師范大學中國蘇州評彈研究中心研究員、淮安市政協文史委特邀文史委員。在《曲藝》《都市文化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學報》《歷史教學問題》等刊物發表蘇州評彈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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