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司法傳統與司法國情出發，對如何從多元現代性的角度重構具有中國特色并能得到普遍認同的司法制度相關問題進行論證，以期提出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措施。特別是采取法社會學的方法，以關于法律動員和法律職業的司法社會學的演化過程為背景，考察中國現代法律秩序形成和維持的實際狀況，側重探討如何克服濫用裁量權的弊端以及相應的司法腐敗等重大的現實問題，以期獲得新的共識，有助于當今中國司法改革的深化，進而在總結實踐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構思司法改革的中國模式。
序言
這本著作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研究——新程序主義的理論視角”（批準號10AFX003）的總結性成果。
投標立項之時，1990年代以來推進的法院體制改革正處于徘徊甚至倒退的狀態。我在2009年11月13日發表的《經濟觀察報》訪談中曾經對這樣的形勢表示憂慮，并希望能夠及時“啟動司法改革第三波”。2010年7月24日在文匯講堂第33期的嘉賓演講“如何保障司法公正”中，我又特別強調了在程序公正的前提條件下堅持審判獨立原則的意義，指出“審判與民主政治進行短路的結合，將會帶來災難”（詳見《新華文摘》2010年第21期，第15~18頁）。這樣的觀點，就是本項目申報和開展相關研究的基本宗旨。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我們獲批項目之后，特別是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為轉折點，司法改革驟然加速，并觸及人事、財務、權限、責任、審判權獨立等體制的重要方面，以致我們不得不根據實踐的進程調整研究和結項的計劃。2014年6月，上海等六個省市被指定為司法改革的先行試點，司法體制改革被列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重點議事日程，迄今已經頒布了二十幾個相關的規范文件。從一系列舉措來看，當局對目前中國司法實踐的具體狀態和問題抱有清醒的認識，頂層設計的內容大都比較到位。
按照司法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實施部署，2016年的中心任務是全面推廣試點省市的可復制性經驗，推動司法責任制、員額制等四項改革，在此基礎上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系統——這意味著司法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根據司法改革試點的實踐經驗和教訓，結合本項目研究的心得，可以把司法的主要目的概括為三個方面，即合法權利的保障、糾紛的解決以及對市場經濟活動進行事后的監管。另外，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系統的基本特征是重視個案、充分聽取對立雙方的主張、根據法律和證據進行判斷。基于上述界定，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必須把以下四個元素作為基準，并通過它們之間關系的不同組合方式的探討來尋找并確立符合國情的司法改革目標模型。
（1）司法公正。這是最根本的要求，否則就無從達到司法目的。為了實現司法公正，就要適當限制司法人員進行裁量的權限，防止決定的主觀任意化。因而需要強調正當程序的要件與嚴密的推理、論證以及法律解釋。但在當下中國，臨機應變的思維方式仍然占主導地位，所以從實踐來看追求司法公正的根本對策就不得不是建立和加強司法責任制。
（2）司法權威。當今中國的最大問題是司法缺乏權威。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對國家權力結構進行改造。但是，權力結構的重組有制度成本，會耗費時間。所以當前司法體制改革的現實策略就是側重提高審判的質量水準，通過司法的專業化、精密化來樹立司法的權威性。于是員額制就順理成章地被當作一項重要舉措。
（3）司法效率。在法定審理期限內及時提供制度上的救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就會得到更好的保障，正義就會更充分地實現。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案件流程管理制度就是提高司法效率的主要方法。法院內部的職權分離、功能分化、人員分類，目的也是提高業務處理的效率。近年來電子信息技術和大數據應用于審判，大幅度提高了訴訟程序運作的效率。
（4）司法便民。主要做法是適當降低形式性要求、簡化程序、利用院外多元解紛機制。我們還有一個值得關注和高度評價的對策是應用互聯網搭建訴訟服務平臺。例如上海三級法院聯動，整合電話、短信、微信、微博、網絡在線等多種溝通方式，對外提供“一門式”訴訟服務，贏得國內外好評。
從這些年各地司法體制改革的實踐經驗來看，在司法效率和司法便民方面下的工夫都比較大，效果也比較明顯。但在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方面卻還有很多有待改進的地方，所以2016年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點就是責任制和員額制。因而有必要在這里略微考察一下這兩項改革舉措。
關于司法責任制，當局主要提出了兩個基本命題：一是“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這個命題的實質是以責任制倒逼獨任制——使得審判主體明晰化，從而可以進行司法問責。二是“把放權與監督結合起來”。由于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是賦予法官更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為了防止濫用裁量權的事態，必須加強責任制。為了防止落入傳統承包責任制的窠臼，司法責任制必須符合司法規律。什么叫司法規律？法官居中判斷、司法程序對案件做最終了結、所有審判都必須在嚴格守法和嚴格論證的基礎上進行，這些就是司法規律的基本特征。因此，符合司法規律的責任制必須以審判為中心、以抗辯為抓手。
在這個意義上，司法責任制改革與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密切相連的。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舉措是明確“兩個清單”，即法官的責任清單與兩造當事人的抗辯清單，以便具體限制裁量權限，并通過判決書中記錄法官少數意見和反對意見等方式加強對抗性辯論和推理的成分，使司法問責能落實到人。要推行司法責任制，必須抓好“兩個關鍵”，一個是允許甚至鼓勵律師對審判活動進行技術挑剔，另一個是推動判例評析和研究以及法律解釋體制的改革。在“去行政化”的改革之后，對法官裁量權的縱向的、行政性的監督有所弱化，需要通過律師較真的方式進行橫向的、專業性的監督，為此還必須加強審判過程中的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環節。公開判決理由并促進相關研討，則可以防止熟人社會中律師的專業化監督失靈的問題，使得司法決定受到各方面的監督以及歷史的監督。
判斷員額制改革成敗的主要標準是看能否穩定第一線審判隊伍，留住專業骨干。上海的做法是員額制法官的薪酬上調50%，在現有條件下已經難能可貴，但與律師的收入和法官的責任相比還是很不對稱的。目前試點單位的變通做法是通過薪酬加辦案補貼、以各種補貼為主的方式進行矯正，但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會抵消、至少是削弱了加薪的預期效果。為了防止優秀的法官流失，需要在簡單的薪酬上調、辦案補貼之外考慮具有長期效果的、多樣化的激勵機制，例如推遲法官退休年齡、實行累進成比例遞增的薪酬制、對于持續工作十年以上的法官提供其他優渥待遇和尊榮感等等。
員額制在推行過程中存在嚴重的區域間不平衡，有的案件多卻員額少，有的優秀法官多卻員額少。按照行政區劃和原有指標確定員額框架固然便捷，但結果卻會造成苦樂不均。即便按照案件數量進行調節，案件數量并非恒定不變的，何況不同地區員額制法官的素質參差不齊的問題過于嚴重就會違背改革初衷。因此，我建議采取廣域統一遴選員額制法官的方式。如果員額制的指標數量以及遴選工作都在省市一級確定，待遇也統一化，就能防止有些地方優秀法官不能進入員額制、另外一些地方員額制法官素質不理想的問題。這樣做也有利于員額制法官遴選程序的公開透明，杜絕某些地方對司法管理崗位上的既有法官在考核中進行特別加分的做法，讓在審判第一線勤奮工作的優秀中青年審判人員看到希望。
還要盡早給法官助理進行適當定位。法官助理究竟是法官的來源還是法官的輔助？如果是法官來源，大概多少人有可能轉入員額制法官系列？大概需要等待多長時間？遴選的標準和程序如何？如果等上七八年還前景未卜，能否留得住優秀的青年司法工作人員？如果是法官輔助，他們與書記員的區別何在、怎樣進行分工？如果法官助理乃至書記員不肯認真服從法官的調度，法官有沒有足夠的人事話語權？在推廣員額制之際還有這樣一系列問題有待解決，這是我們不能不充分注意的。為了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確保受路徑依賴制約的司法體制改革軟著陸、低風險，必須未雨綢繆、周密安排。
由此亦可見，實踐中提出的大量新問題、創造的大量新舉措，我們的研究項目還來不及充分咀嚼、消化并轉變為理論的構件或者成品，因而結項報告以及這本著作的確仍然留有很多遺憾。對于這些不足之處，對我本人及其他團隊成員也構成一種鞭策，促使大家在今后繼續關注司法體制改革的進程，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并不斷貢獻更多更好的相關學術見解。實際上，有的團隊成員已經在原先研究的延長線上進行專題性實證分析和理論探討，他們的司法改革建議還得到了試點省市決策層的認可和采納。在這個意義上，這本著作的出版并不是我們司法改革研究項目的終點，而是一個新的起點。
借項目研究的總結性成果作為著作出版的機會，我要向過去參加本項目研究的全體成員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謝意。除了共著者范進學、王福華、楊力、李學堯、程金華、劉思達、林喜芬、賓凱等同仁之外，還有鄭成良、孫笑俠、霍憲丹、石少俠、王亞新等專家學者、鄭志華、王一等青年才俊以及法理學科的研究生們也對項目申報以及后續的各種調查研究活動作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林喜芬副教授作為本研究項目的協調聯系人兢兢業業、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可謂勞苦功高。有必要指出的是，法律出版社的徐蕊編輯為此書出版做了細致的編輯工作，我對她的專業素養和耐心也表示謝忱。
是為序。
季衛東
2016年8月于蟬鳴聲中
季衛東，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院長、凱原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首批上海“千人計劃”特聘專家，日本神戶大學名譽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曾在斯坦福大學法學院進行訪問研究。曾經和正在擔任的學術職務：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學術委員、日本法社會學會理事、亞洲太平洋論壇（淡路會議）研究委員會委員、國際高等研究所企畫委員、東京財團比較制度研究所研究員、法社會學世界大會籌備委員會委員、《二十一世紀》（香港）執行編輯、《法社會學》（日本）審查委員、《法社會學》（意大利）學術編委、《法社會學雜志》（英國）編委等。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社會學、比較法學、亞洲憲法、審判制度、法律職業。
第一章中國司法改革的背景：歷史脈絡與基本形態
一、傳統與變革交錯
二、獨特的制度設計
三、群眾行為的邏輯
四、法制現代化的路徑依賴
第二章中國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標：程序公正與裁量權控制
一、尋求社會最大公約數
二、把程序正義嵌入關系網絡
三、適當控制裁量權的機制
第三章中國司法改革的職業藍圖：解釋共同體與程序競技場
一、“維穩”時代與中國法律職業的未來
二、作為司法改革關鍵環節的職業藍圖
三、“維穩”時代的到來與職業化的階段性挫折
四、個體權利觀與法律職業倫理
五、法律職業的價值內核：契約式程序觀
第四章中國司法改革的驅動力：利益相關者與訴求滿足
一、司法改革“夾生飯再炒”及其制約因素
二、利益相關者的理論內涵與司法改革相關性
三、中國司法改革的利益相關者
四、作為核心利益相關者的司法人員的改革立場
五、利益相關者應對不合理司法體系及其改革的行動策略
六、反思與建議：認真對待司法改革的利益及其相關者
第五章中國司法改革的組織架構：憲法視野中的制度重構
一、現行司法組織的結構與功能
二、司法組織內在問題的分析
三、司法組織重構的宏觀設想
第六章中國司法改革的職權配置：基于訴訟規律的制度重構
一、職權配置的主線：人民性還是專業化
二、專業化與人民性如何達成平衡
三、擺脫司法地方化的程序改造方案
四、構建上下級法院的科學審級關系
五、法院內部職權的程序化配置
第七章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證據之維
一、刑事證據法變遷的背景與成效
二、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問題
三、審查批捕中的證據排除問題
四、“證據規則”的實踐：期許及未來挑戰
第八章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倫理之維
一、關照弱勢群體：民事訴訟代理制度之充實
二、引入誠信原則：民事訴訟誠信原則之適用
第九章律師制度改革的司法參與悖論
一、為什么職業參與程度低
二、人民司法傳統與法律改革的價值觀之爭
三、中國律師業的職業化及其困難
四、人民司法邏輯對律師業發展的挑戰
第十章庭審制度改革的司法決策悖論
一、法院決策的悖論之一：裁判組織
二、法院決策的悖論之二：司法說理
第十一章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試點經驗：上海藍本
一、落實司改“上海方案”的主要成就
二、改革試點的評估、邏輯和可復制經驗
三、進一步深化司改的攻堅難題與要點
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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