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從城市史研究的視角出發，以近代上海為樣本，選取日常消費生活、從追星所見之大眾心理、集團結婚、中產階級聯誼團體、“漢奸”檢舉、上海市參議會選舉、“上海小姐”競選、新中國成立與大眾行為的秩序等角度、事例，論述了中國近代新興中產階級的產生、成長，以及在風云變幻的歷史進程、激蕩而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
近代中國究竟有無中產階級？日本學者巖間一弘從城市史研究的角度出發，證實了近代中產階級的存在，并通過詳細的史料論證了近代新興中產階級在上海的誕生與變遷過程。
中文版序言1
譯者說明1
緒論 上海的大眾時代1
一、 大眾時代拉開帷幕1
二、 近代上海的大眾消費社會7
三、 誕生大眾的秩序結構18
四、 上海政治與職員、工人的動員29
五、 從大眾消費到大眾動員——20世紀20—50年代的變化與連續60
六、 本書的課題、視點、資料71
上編 從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到戰時、戰后
第一章 被展示的群眾的誕生——由《新聞報》廣告所見之新興中產階級與大眾消費95
一、 從商業廣告探求大眾消費95
二、 民國時期上海的媒體環境100
三、 圖版廣告所表現的大眾消費115
四、 出現在《新聞報》中的“大眾”152
第二章 女影星阮玲玉的自殺與拂曉期的大眾消費社會162
一、 如何看待電影女星的自殺162
二、 自殺發生的經過165
三、 聚集在遺體周圍的群眾168
四、 “談阮”——圍繞阮玲玉自殺的輿論171
五、 被商業利用的自殺175
六、 虛假、不當廣告的取締與消費者意識179
七、 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大眾消費社會185
第三章 集團結婚式與新興中產階級的大眾消費、大眾動員193
一、 集團婚禮為什么流行193
二、 包辦婚姻、強迫婚姻與“文明結婚”194
三、 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市政府舉辦的集團結婚式196
四、 戰爭時期——民間企業、團體的集團結婚式204
五、 戰后時期——市政府重新舉辦集團結婚式207
六、 新中國成立初期——從儀式結婚走向登記結婚210
七、 大眾婚禮的流行214
第四章 娛樂與消費的大眾動員——戰時、戰后的聯誼會222
一、 關于戰時、戰后上海新興中產階級的視點222
二、 聯誼會的設立與運作225
三、 娛樂在戰時的意義237
四、 日軍進駐公共租界后的聯誼會250
五、 戰后的聯誼會與娛樂253
六、 消費合作社與戰時、戰后的消費生活265
七、 后世對聯誼會評價的變化270
八、 娛樂、消費與動員的一體化273
下編 從戰后到新中國成立初期
第五章 “漢奸”檢舉與戰后上海大眾——以李澤事件為例289
一、 從李澤事件解讀戰后上海289
二、 被大眾情緒所制裁291
三、 從檢舉運動到逮捕293
四、 逮捕的余波299
五、 投向辯護人的目光302
六、 “高級職員”的作用305
七、 審判的展開306
八、 審判的迂回曲折與大眾情緒的動向309
九、 從檢舉“漢奸”運動到“五反”運動的連續性311
第六章 市參議員選舉與檢舉“漢奸”運動319
一、 選舉反映的時代狀況319
二、 選舉戰與大眾320
三、 選舉中的歪門邪道與操作323
四、 圍繞“漢奸”檢舉期限的論戰326
五、 檢舉市參議員的謠言與輿論328
六、 選舉、檢舉、大眾332
第七章 從“上海小姐”競選看戰后大眾社會337
一、 “上海小姐”競選為什么舉辦337
二、 上海小姐競選的舉辦342
三、 “上海小姐”競選與大眾媒體345
四、 圍繞小姐競選的輿論動態349
五、 “漢奸之女”與“上海小姐之父”354
六、 “上海小姐”出演香港電影359
七、 選美競選和大眾媒體362
第八章 在表現與宣傳之間——新中國的成立與大眾行為的秩序369
一、 變化中的大眾369
二、 “三反”、“五反”運動中的高級職員370
三、 “民主改革補課”運動和職員階層380
四、 公私合營與“高級職員”、“資方代理人”的立場385
五、 “資方代理人”體驗的反右派斗爭392
六、 多樣化、尖銳化的動員手段和“大眾壓力”的高漲399
結論 大眾的誕生與變貌的活力410
參考文獻418
本書對自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開始，歷經中日戰爭、戰后，直至人民共和國初期上海社會的變化與連續進行考察。重視日常生活史視點，盡可能從正面瞄準近旁的生活世界，從而描述與歷來政治社會史不同的社會史。具體而言,就是從當時的新興階層——新中間層（以從事精神、腦力勞動的工薪生活者為主的階層）的生活體驗開始進行解說，逼近城市大眾社會的迫力。即在關注近代上海新中間層的消費、動員以及他們參與的活動的同時，明確1920～50年代大眾行動的變化與連續性，從而刻畫出“大眾的誕生與變貌”這一城市社會史的展開。本書主要以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報紙、雜志、圖書為資料， 以上海市檔案館所藏的未公開文件為補充進行分析。特別因以大眾作為研究對象，故盡可能閱讀多種大眾報紙、雜志的記事。
上編以自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開始，歷經中日戰爭及戰后時期的大眾消費與大眾動員為中心，進行審視。
第一章“群眾誕生的展示——從《新聞報》廣告所見之新興中產階級與大眾消費”，首先對民國時期城市廣告媒體的發達狀況進行概覽，在此基礎上對最為近代上海公司職員所愛讀的商業報紙《新聞報》予以檢討。具體而言，第一：從《新聞報》記者撰寫的回憶錄，以及當時新聞學者的論述中，確定《新聞報》的成長過程中，既有世界性的一面，也有中國獨特的一面。第二：收集《新聞報》所登載的圖版廣告。如果分析上述廣告中出現的人物圖像，即可對城市的消費領袖、大眾消費者的社會階層進行考察。此外，分析工薪生活者（白領）是如何出現在廣告中的話，就會明白當時新中間層的消費傾向。進而對廣告圖版所描繪的工薪生活者消費生活的狀態進行觀察。第三：對有群眾登場的廣告圖版予以注目。通過觀察怎樣的群眾被描繪于何種場合，即可明確廣告媒體充滿于城市生活空間，大眾消費在日常生活的各種場面中擴大的狀態。
第二章《女影星阮玲玉的自殺與拂曉期的大眾消費社會》，論述了1930年代上海影星阮玲玉的丑聞與自殺。通過觀察、審視阮玲玉自殺事件在媒體與大眾中掀起的波紋，以及該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被商業炒作的情況，以明確拂曉期大眾消費社會頗為粗糙的實際狀況。在對圍繞阮玲玉自殺原因展開的議論進行整理的同時，進一步考察阮玲玉自殺事件的商業利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于大眾情緒、行動的批判、抵觸及規范。此外還包括關于取締醫藥品不當廣告的事例研究，特別是通過仔細查閱上海市政府衛生局的公文檔案，明確國民政府處理消費者投訴的過程。通過上述研究作業，驗證民國時期城市中誕生不久的大眾消費社會是如何形成秩序的。
第三章《集團婚禮與新興中間層的大眾消費、大眾動員》，對1930年代中葉開始在中國流行的集團結婚儀式這一大眾行為進行考察。在市政府、民間集團結婚服務社等機構操持下，集團結婚儀式頻繁舉行。集團結婚儀式何以在近代中國城市如此盛行呢？何以如此之多的人愿意舉辦集團婚禮呢？在集團結婚儀式中，新人與出席者究竟有何感受，又有怎樣的表現？對于這些疑問，通過關注當時使結婚得以成立的社會、法律要件的變化，進而則是上海大眾社會的形成、大眾消費與大眾動員的相互關系；同時仔細查閱報紙、雜志的相關報道及同業公會的文件等予以解明。
第四章《娛樂與消費的大眾動員——戰時、戰后的聯誼會》，從中日戰爭時期上海規模得到擴大的、由工薪生活者結成的敦睦及相互扶助團體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4家，探明其活動情況，從而對戰時及戰后時期工薪生活者的消費與娛樂進行考察。就主要內容而言，聯誼會的活動可分為兩部分。首先饒有趣味之處是戲劇演出、合唱、體育等娛樂項目。雖然職員們也將上述娛樂活動運用于抗日救國運動中，但是本書論述的重點則在于聯誼會如何使文化、娛樂活動大眾化，將其利用于政治宣傳與動員之中。中共地下黨組織積極地參與了聯誼會的活動。本書主要運用1980年代后半期之后作為黨史一環編纂而成的各種史料集，對戰時、戰后新中間層的業余生活予以考察，注意使論述不產生偏向。聯誼會的另一項主要活動是通過消費合作社向工薪生活者提供生活支援，即生活必需品的配給銷售及福利保健服務等。從消費合作社的活動中，可探究工薪生活者在戰時、戰后消費生活的實際狀況，從而驗證非商業基礎上的大眾消費的普及方式。
下編以中日戰爭結束后開始、至人民共和國初期的大眾活動及大眾動員為中心進行論述。第五、六、七章分別以1946年上海發生的李澤事件、市參議員選舉、上海小姐評選為例進行論述，上述事件均與揭發“漢奸”運動具有很深的關聯，將戰爭結束不久的上海大眾卷入其中，引發諸多反響與議論，動搖了社會秩序，屬于重大的媒體活動。
第五章《揭發“漢奸”與戰后上海的大眾——以李澤事件為例》，將李澤事件作為媒體活動予以考察，在著眼于傳媒作用的同時，明確對于“漢奸”的大眾情感被抬高到了何種程度。進而對在戰后上海，大眾感情是如何被反映到政治之中這點進行驗證。也就是說，驗證對于“漢奸”容易產生過熱傾向的大眾感情，國民黨政權各部門及中共地下黨組織是如何應對并加以利用的。此外，本章還想明確為“漢奸”進行辯護的律師所持的理論，以及大眾投向他們的視線。主要資料源自多種多樣的小報。此外，還通過閱讀上海市政府警察局、社會局、調查處的報告及書簡，論證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權力斗爭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運動及裁判的走向。1946年的市參議員選舉，是上海歷史上的首次普選。但是議會成立后，當選為議員的行業實力派人物被控告為“漢奸”的謠言卻廣為傳播。
第六章《市參議員選舉與揭發“漢奸”運動》，在關注選舉前后的混亂狀況與輿論動向的同時，對揭發“漢奸”運動如何使地方秩序發生動搖，以及此后秩序如何得到重建進行考察。從各種小報材料中解讀上海大眾是如何通過投票、媒體等方式介入戰后地方秩序重建工作的。評選上海小姐，是杜月笙等人接受國民黨政權委托、對蘇北難民展開慈善救濟而推行的一項大型活動。
第七章《從“上海小姐”評選所見之戰后大眾社會》，首先檢討、論證有城市中間層女性出場參賽的美女評選，引發了怎樣的社會反響。在評選中進入決賽的謝家驊，雖然作為“漢奸的女兒”遭到批判，卻依然與大富豪結婚，主演香港影片，還在公眾之前暴露了與丈夫的糾紛。以小報為主要史料，明確謝家驊與戰后上海媒體、大眾感情之間具有怎樣的關聯。
第八章《演技與宣傳之中——共產黨支配的確立與大眾行動的秩序》，對1950年代黨政干部對私營企業（包括公私合營企業）職員，尤其是精英職員（“高級職員”、“資本家代理人”）的動員現場進行了檢討、論證。本章對“三反”、“五反”運動及公私合營予以概觀，尤其對“民主改革補課”運動及反右斗爭予以詳細審視，以追蹤中共政權確立對企業職員支配的過程。明確企業職員在職場（“單位”）這一日常生活場合中采取怎樣的大眾行動，以及如何體驗來自大眾的威脅。考察民國時期的動員手段及大眾行動的秩序，在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運動時代里是如何被繼承，又是怎樣發生變化的。作為史料，詳細查閱了在各企業內開展政治運動的基層黨政組織的報告，進而參考了當時從上海流亡至海外的人士的回憶錄，以圖呈現出私營、公私合營企業職員們的生動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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