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研究的對象主要以先秦兩漢史傳文學作品為主，分為四章：先秦兩漢史傳敘事對歷史的重構、敘事之“事”、敘事特征、文學性成因，作者運用西方的敘事理論來分析我國先秦兩漢時期的史傳作品的敘事方式，新方法、新視角，論據翔實、觀點新穎。本書的重點是先秦兩漢史傳敘事的特征，包括敘事人、敘事視角、敘事時間、敘事結構，全方面的解析了先秦兩漢史傳作者敘事的手法技巧，使我們對作者的創作模式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為學界研究先秦時期的典籍提供了更好的文本分析方法。
適讀人群 ：大眾
作者運用西方的敘事理論來分析我國先秦兩漢時期的史傳作品的敘事方式，新方法、新視角，論述有理有據，觀點新穎。通過本書作者的論證，使我們對先秦兩漢史傳的創作模式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為學界研究先秦時期的典籍提供了更好的文本分析方法。
郭丹
用敘事學的理論來研究解析敘事作品，是學術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一個熱點。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這類的成果已經不少，如傅修延的《先秦敘事研究》、【美】王靖宇的《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等。此兩部著作所論述的文本，莫不是先秦兩漢時期如《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國策》《史記》一類的史傳作品。因此，深入分析先秦兩漢史傳作品的敘事特征，是非常切合的一個選題。
本書的題目是“先秦兩漢史傳敘事研究”，其所研究的對象主要以先秦兩漢史傳文學作品為主。誠如尹雪華所說，西方敘事學首先在對虛構敘事即小說（文學）的分析中取得成績，之后逐漸轉入史學領域；而中國敘事理論恰恰相反，首先是在史學領域內受到重視，而后在小說領域內取得大的發展，但始終沒有脫離史學敘事的影響。事實確實如此。中國敘事作品，是從史傳開始的。即使是作為史傳作品源頭的甲骨卜辭的記載，也是敘事。中國最早的史傳作品，是歷史著作，但卻是以講述事件甚至是講述故事的形式來記載歷史的。所以，敘事是記載歷史的一種方式。先秦兩漢史傳作品其本質是史書，那些具有文學特性的史書，我們稱之為史傳文學，是很恰當的。這樣的歷史與文學交融的性質，又為運用敘事學的理論進行研究提供了可行性。
鑒于史傳文學作品即是史書又是文學作品的性質，尹雪華首先注意到先秦兩漢史傳敘事與歷史重構的關系，也就是本真地再現歷史與描述歷史之間既矛盾又統一的關系。正如朱自清所說的“《左傳》既是史學的權威，也是文學的權威”。史學與文學的完美融合，《左傳》是典型代表。先秦兩漢史傳作品的這種兩重性，決定了其“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尹雪華認為先秦兩漢“史傳敘事就是一種紀實敘事”，“史傳敘事中既包含有歷史敘事因素也包含有小說敘事因素”。這樣的看法是可以認同的。
作者要探討的是史傳的敘事，那就必然涉及到歷史的客觀存在與敘事的關系。作者在本書中指出，歷史是客觀的，史傳則是以客觀歷史為基礎的敘述人的主觀行為，敘述的過程充滿了主觀的價值判斷、充滿了敘述人的猜測，敘述本身是作者運用“建構的想像力”對逝去歷史的重新建構，而不是客觀的再現。作者概括分析的歷史與史傳敘事的區別的幾個方面，如歷史沒有敘述人、而史傳作品總是由敘述人敘述，史傳敘事總是有“遺漏”，歷史是無序的、史傳敘事是有序的，歷史是不可間斷的、史傳敘事是可間斷的，歷史的立體型和歷史敘事的平面性的矛盾，等等，揭示了歷史的客觀存在與歷史敘事的區別與關系。這些應該是歷史客觀與歷史敘事之間存在的必然規律。其實，人們如果一定要再現原生態的歷史原貌，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它總是會有“遺漏”的。就像數學上的極限概念，它只能盡可能的接近歷史橫坐標，而不能與橫坐標有交點。也就是說，你只能盡可能的接近歷史的原貌，而不可能還原歷史存在。那么，由此說來，完全“實錄”其實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像《史記》那樣的史書，被稱為“實錄”又是后人所公認的。尹雪華經過對經典史傳作品的分析，運用敘事學的理論，提出了“敘述人退場”、大量使用人物語言、增加大量細節以及時序上的調整等手段，來揭示“實錄”的合理性。這是她考察了大量的史傳作品得出的結果，是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的，因此也是有說服力的。
先秦兩漢史傳敘事的特征，是尹雪華論文的重點。敘事人的特征，是研究史傳敘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尹雪華詳細討論了敘事人的不同形態，敘事人對于敘事干預的各種形式。尤其是她注意到從先秦到兩漢敘事人的變化，即她在論文中所說的：“相對來講《左傳》中敘述人的聲音比較微弱，敘述人讓人物與事件自行浮現，無論在主觀情感還是理智判斷上，敘述人都比較收斂，不讓自己過多介入。到了《史記》敘事中，敘述人的聲音通過其濃郁情感的抒發以及包含在情感中的判斷表現出來，然而敘事仍然能夠客觀公正地進行，讓歷史事實自己說話、讓歷史人物自己表現自己。敘述人通過精心提煉敘事主題，精選題材再輔以巧妙的時間安排等敘事手段清晰地傳達出自己的聲音。”其次是敘事視角。無論是全知聚焦與限知聚焦，尹雪華在先秦兩漢的史傳作品中找到眾多的鮮活的例子。先秦兩漢史傳中常見的倒敘、預敘、側敘、回敘、夾敘、追敘、總敘等眾多手法的嫻熟運用，說明史傳作者在歷史敘事方面對于時間掌握的科學性。敘事結構方面，尹雪華細致分析了編年體與紀傳體這兩種主要的敘事結構，對它們的優劣點進行了客觀的分析，如編年體結構是《左傳》敘事走向成熟的橋梁，它為《左傳》開創宏大歷史敘事提供了可能性，但也存在詳于敘事而疏于寫人、受時間限制等缺陷。紀傳體結構超越了單純支撐敘事內容的構架作用，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包容萬象的敘事方式，對歷史人物的位置安排體現了敘述人對歷史發展的認識以及對歷史人物的定位與評價。紀傳體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體的等級秩序，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的思想體質。紀傳體敘事雖然也有自身的不足，但卻可彌補編年體的缺陷。由此可知，編年體和紀傳體兩種體例成為史學敘事的主流樣式，與其敘事方式有密切關系。此外，尹雪華還探討了先秦兩漢史傳敘事文學性的生成機制，認為從敘事方面究其原因，與其記言方式和敘事時距的變換有密切關系。
本書是尹雪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從博士論文答辯至今，已過了幾年，與原論文比較，作者增補了大量的內容，在理論上有很大的提高。特別是對于敘事學的理論，運用得更加嫻熟，因此使得這本書稿顯得更有理論的分量。雖然有的部分還可以進一步深入，如先秦兩漢史傳敘事的文學性成因，可以從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細微差別中論述得更深入一些。但我已經感覺到尹雪華的每一次修訂，都是一次很大的進步。
雪華在大學任教，擔負著繁重的教學任務，還有家庭和為人妻為人母的負擔。但她并沒有放棄科研，不時有新成果出現。這是頗為不易的。借此機會，我祝福她工作生活順暢，學術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為序。
郭丹
2016年4月12日于福州
尹雪華（1973—）文學博士，任職于洛陽師范學院文學院，研究方向為先秦兩漢文學。
緒論 1
第一章 先秦兩漢史傳敘事對歷史的重構（目的）
第一節 實用性寫作目的的形成與敘事形式的選擇
第二節 實錄原則的確立與敘事真實性的保證
第二章 先秦兩漢史傳敘事之“事”（對歷史的重構）
第一節 歷史與史傳敘事的區別與聯系
第二節 先秦兩漢史傳敘事對歷史的追摹與還原
第三節 先秦兩漢史傳敘事的兩個基本要素：言與事
第三章 先秦兩漢史傳敘事特征
第一節 敘述人
第二節 敘事視角
第三節 敘事時間
第四節 敘事結構
第四章 先秦兩漢史傳敘事的文學性成因
第一節 先秦兩漢史傳敘事文學性的生成機制
第二節 先秦兩漢史傳敘事向小說敘事的演變趨勢
結 語 211
參考文獻 213
后記
“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 史學的發達，源于史官建置的完備。史官建置由來已久，劉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一文中說：“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于三代，其數漸繁。”這種說法雖然沒有足夠的文獻可資憑證，卻反映出我國史學意識的源遠流長，可以說自從有了文字，就有了史官 。有了史官，歷史便有了專人記載，所產生的歷史文本之多，亦屬當然之事。單就先秦時期而言，常被后人提起的就有《尚書》《春秋》《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等。其中《世本》不知何人所著，為《史記》之藍本，宋時已佚。據諸書征引的情況看，內容有《帝系》《世家》《傳》《譜》（即《周譜》）《氏姓篇》《居篇》《作篇》等。除此而外，先秦時期見于文獻記載的歷史文本還有：一、《春秋》類史書。當時各國皆有《春秋》，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墨子稱“百國《春秋》”是也。二、《尚書》類史書。如春秋戰國時人們常征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書》《周記》等。三、《左傳》中提到的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四、《莊子》中提到的有：《金版》《六弢》。五、出于汲冢的有《逸周書》《竹書紀年》《雜書》《穆天子傳》《瑣語》等。這些書大多成于戰國時期，其中《逸周書》經明楊慎考證實非出于汲冢，《竹書紀年》今已散佚，《雜書》中有《周食田法》《美人盛姬死事》，《雜書?美人盛姬死事》與《穆天子傳》于今尚存，《瑣語》今亦有輯佚本。六、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中有《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進入秦漢時期先后有陸賈的《楚漢春秋》、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等，其中《楚漢春秋》今已不存。《史記》在漢宣帝時面世后，續作者蜂涌而起：見于《史記》一書的有禇少孫；見于《七略》的有馮商；見于《后漢書?班彪傳注》及《史通》者，有劉向等十六人；見于《通志》者，有賈逵。 《史記》之后，劉向的諸多著作如《列女傳》《說苑》《新序》等亦包含著極有價值的史料。除此之外，產生于東漢時期，界于歷史與小說之間的有《越絕書》《吳越春秋》等。
本書研究對象是自先秦至兩漢的所有史傳著作。“史傳”二字取義于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于后，實圣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 他把“史”與“傳”聯系起來，稱為“史傳”。在《史傳》篇中，劉勰論述到了包括《尚書》《戰國策》《史記》《漢書》等在內的大量歷史敘事作品，它們不僅是歷史著作，亦包含著豐富的文學性。隨著史傳作品的誕生，也就有了對史傳作品的研究。先秦兩漢史傳作品因其在中國經學史上、史學史上和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引起的研究熱潮兩千余年來始終不曾減弱，研究成果不啻汗牛充棟。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先秦兩漢史傳作品之所以如此受人喜愛和重視，最基本的一點，是源于其高超的講述故事的敘事能力，然而對史傳作品的敘事研究，卻一直是一個薄弱點，當然這和中國敘事理論本身不發達有直接關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從敘事的角度深入研究史傳作品，就必須有一個系統成熟的關于敘事的理論，近年來發展起來的西方敘事學，正好提供了這一方面的理論參照。
西方敘事學自20世紀60年代正式確立名稱以來，經歷了經典敘事學和后經典敘事學階段，經典敘事學的全盛期維持時間并不久，很快受到70年代興起的解構主義的全面沖擊，至90年代走入低谷，進入所謂的后經典敘事時期。這樣的發展過程表明西方敘事學并非完美無缺，它只是眾多文學批評流派中的一種，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認的是，21世紀敘事學又重新回到文學批評領域，且向更深更廣的范圍發展，敘事學開始被用于分析非文學文本，尤其在歷史敘事領域內取得了巨大成就，證實了敘事學是分析敘事文體的有效工具。
西方敘事學是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一個分支，植根于深厚的西方現代語言學理論。西方現代語言學將語言和言語區分開來，認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日常使用的言語只有放在語言這個系統中才有意義，語言學的任務就是對該系統進行共時性研究，探討其深層結構，著重分析語言系統內部是怎樣由某一深層結構轉化生成眾多的表層結構。敘事學以此作為理論依據，同樣致力于揭示在眾多的敘事文本中隱藏著的敘事深層結構，即敘事的普遍結構。而后，隨著敘事學的發展和理論日趨成熟，注意力逐漸集中到對虛構敘事文本的研究上，研究小說敘事文本的敘事結構，更具體一點說，就是研究小說敘事文本中故事是如何被敘述的。敘事學的前提是把敘事作品視為封閉自足的體系，如果說批評所關注的是世界、作者、作品和讀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話，敘事學顯然只關注作品本身，它切斷了作品與外界的所有關系，拒絕從社會、歷史、文化、心理學等文學外部因素上考察文學作品，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敘事學受到猛烈的批判。敘事學因為只關注敘事文本本身，從敘事學的角度出發，原生態的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與敘事文本之間的關系，即故事是如何被組織成為敘事文本的。作者、讀者作為現實中的存在，并不能直接進入文本，因而敘事學所要研究是隱含作者、敘述人、敘事文本、隱含讀者的關系，其中以敘事文本為核心，研究故事與敘事文本之間的關系，就是要分析敘述人如何敘述故事，故事如何變成了敘事話語。盡管敘事學內部術語五花八門，意見也遠未達成一致，然而故事與文本（敘事話語）、敘述人、敘述視角、敘事時間、敘事結構等概念的區分卻成為大家共同討論基礎。敘事學在眾家爭鳴之中形成了一套操作性極強的理論體系，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勿庸諱言，西方敘事學并不是放之四海皆通的理論，也并非所有相關理論都適合于中國敘事作品的分析，比如敘事學基于西方語言的敘事語法、時態、語態、語式等的探討，由于中西語言之間的巨大差距，就不太可能直接借用。但也不可否認，敘事學有它獨特的貢獻，照亮了其他批評方法所無法看到的地方，它極強的操作性，也保證了它成為分析任何敘事文本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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