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錫蓉，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兼任上海哲學學會副會長、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學會副會長、全國價值學會副會長。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和中西哲學比較，主要成果有著作《佛教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雙重建構》《女性倫理新探索》等；主編和合作主編有《新中國的哲學歷程》《探根尋緣：中西哲學比較論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中國發展的精神因素》《全球時代的和諧：中國哲學研究》等；以及在各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
第四節經濟倫理學研究
（二）主要的前沿問題、觀點和爭論
下面擬就五方面的前沿問題作些分析和評論。這些問題具有如下特點：1.持續討論迄今仍在發生的問題，如學科框架問題；2.發生爭論但與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問題相關的問題，如道德生產力、道德資本的問題；3.2009年以來占據經濟倫理學理論前沿“頭條”的重要研究，如金融危機的倫理研究。
1.學科基本理論研究及其框架問題
經濟倫理學基本理論研究，包括對象、方法、作用、關系、框架、原則規范等。1994年，王小錫在《經濟倫理學論綱》中提出，“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是人們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的善惡趨向及其應該不應該的經濟行為規定”，研究的門類“除研究一般經濟倫理原理外，還應該研究實踐性較強的部門倫理問題”，他列出了：勞動倫理、企業管理倫理、經營倫理、分配倫理、消費倫理。王小錫.經濟倫理學論綱[J].江蘇社會科學,1994,(1).1998年，陸曉禾在《論經濟倫理的框架和特征》中，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學科性質、同其他學科的聯系和區別作了初步的闡述，她提出，“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領域中的道德現象。它包括三大行動層次所有方面、關系等一切同道德有關的問題、行為、決策、法令、政策、規范、慣例等。”這三大行動層次，即宏觀經濟制度、中觀經濟組織和微觀經濟行為者個人。對中觀經濟組織層次，她認為，“盡管國內公司的倫理問題，如公司的性質問題，也適用于跨國公司，但跨國經營，提出的倫理問題較國內公司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故需特別列出。”因此把“國際商務倫理問題”也補充到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框架中。陸曉禾.論經濟倫理的框架和特征[J].學術季刊,1998,(4).并參見陸曉禾.經濟倫理學研究[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69.2000年，夏偉東在《什么是經濟倫理學》中，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一是從道德和廣義的經濟活動的特殊關系角度審視，經濟倫理學帶有經濟哲學的色彩，甚至帶有政治經濟學的色彩，因此經濟倫理學不能絕對納入應用倫理學的范疇，不能絕對同其他應用倫理學平起平坐，而是占據了更高一層的位置，其本身還可以分層次，分為道德哲學的層次和應用倫理學的層次，探討道德和經濟相互關系一般規律的內容，可以納入經濟道德哲學的層次，那些屬于探討道德和經濟相關關系特殊規律的內容，可以納入經濟應用倫理學層次；二是，他認為，經濟倫理學的直接研究對象是經濟活動，經濟活動主要表現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因此經濟倫理學應當以這四個領域的道德現象來確定學科總框架的基本依據，而不贊成按宏觀中觀微觀層次來建立學科框架，認為這些只有相對的意義，主張以四環節領域為框架把這些層次上的倫理問題作為重要內容來研究。夏偉東.什么是經濟倫理學[M].江蘇社會科學,2000,(3).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羅國杰教授在為汪榮有《當代中國經濟倫理論》寫的序中，是按四個層次的學科框架來概括的。他寫道，“伴隨著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歷史進程的不斷深化，經濟倫理學的社會作用日益顯現出來。無論在宏觀經濟制度和體制層面上對公平和效率等問題的探討，還是在中國經濟組織層面上對建立與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政策經濟秩序等問題的研究，或者在微觀經濟個體層面上對確立現代經濟人各種問題的思索，以及在國際經濟層面上對全球化挑戰等問題的分析，都可以看到經濟倫理學的滲透。”羅國杰.序[A].載汪榮有.當代經濟倫理論[M].人民出版社,2004:1—2.框架問題，涉及研究對象、學科性質、學科基礎、研究方法、規范原則，經濟倫理的行為人等，因而涉及學科的理論化、體系化的程度。較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哲學倫理學層次上關于經濟與道德關系的討論，這種討論還是在哲學原理的“關系”范圍內，并不進入具體的經濟倫理問題研究中，因而并不以特殊的經濟領域中的倫理道德為研究對象，也不需要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和方法，不需要了解經濟領域中的具體的行為人所面臨的具體的倫理挑戰及其所承擔的倫理責任。從這些年發表的經濟倫理學著作和教材看，在經濟倫理學的學科框架或研究框架方面，如前面所論及的，有種種不同的概括和調整，但也表現出一些糾結或缺失，例如，有的經濟倫理學框架中，缺乏特別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制度和體制層面，許多在論述不同經濟領域或環節的倫理問題和規范時，卻缺乏對這些經濟主體或經濟行為者的基本分析，也因此在論述領域或環節倫理問題時，往往只見規范不見人，因此這些規范只是從著作者自己的論證或者從其他文獻的轉引中提出，而沒有從經濟主體及其所處的倫理難題出發。這些問題表明了，有關經濟倫理學的學科框架或體系問題，還有很大的研究余地和發展空間。
2.經濟倫理學基本問題以及有關“道德生產力”和“道德資本”的爭論
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學科，也有它的基本問題。關于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什么，已有一些著述發表了自己的觀點。1998年，陸曉禾在《論經濟價值與倫理價值》一文中提出，“經濟價值與倫理價值的關系問題，不僅是作為一門新學科的經濟倫理學必須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對倫理學開放的經濟學必須考慮的問題，也是實踐中經濟活動主體無法回避的問題。”依據她“對經濟價值與倫理價值的基礎，從而一般價值基礎的探討，提出一種‘相關和諧模式’即以經濟價值為中心、受倫理價值等支持的經濟價值中心模式。”陸曉禾.論經濟價值與倫理價值[J].毛澤東鄧小平思想研究,1998,(1).2000年，萬俊人在《道德之維：現代經濟倫理導論》中提出“市場經濟的道德維度”即“市場經濟本身的道德性及其理解”問題，認為這一問題至少涉及兩個方面，“其基本方面是，作為現代人類經濟生活和行為的基本模式，市場經濟是否有其內在的道德意義和價值尺度？”，亦即“市場經濟本身的合道德性”問題，另一個直接相關的方面是，“如何確立和理解這種特殊的道德考量標準和道德規范？”，亦即“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文化資源和價值支持體系”問題。萬教授對這兩方面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指出，這兩方面問題也就是要求研究：作為市場經濟生活內在支持的“道德理由”和“對市場經濟生活的價值評價和道德規范”。萬俊人.道德之維——現代經濟倫理導論[M].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1.章海山教授雖然沒有用“基本問題”這個概念，但他認為，“經濟倫理，簡單說來就是要研究和解決經濟活動與道德行為之間的關系。”章海山.經濟倫理論[M].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2.這期間以及此后出版的許多經濟倫理學著述，盡管對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問題都作了不同的理解、表述或細化，但大都傾向于同意經濟與倫理或道德是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參見王露璐,汪潔.經濟倫理學[M].人民出版社,2014.1994年以來，王小錫教授先后提出了“道德生產力”和“道德資本”概念，并在此后的20年中，在因此引起的關注和爭議中，發表了三論“道德生產力”和七論“道德資本”。王小錫.道德資本與經濟倫理——王小錫自選集[M].人民出版社,2009,《經濟倫理學論綱和第三篇道德生產力與道德資本》，以下有關王小錫的引文，如無特別注出，均出自他的這本自選集，并將頁碼放入隨后的括號中。盡管學術界對他的這兩個概念特別是“道德資本”概念，仍存在很大的異議，筆者認為，他的這些概念的提出和相關問題的爭議，有助于深化經濟倫理學基本問題的研究，也有助于促進經濟倫理學的父母學科倫理學和經濟學對“道德”和“資本”基本概念的思考。因此這里有必要簡要概述他的主要觀點以及最近有關道德資本的爭論。
1994年，王小錫提出，道德是生產力，而且是動力生產力，因為人是生產力的核心或決定性因素，而人的道德素質是人的基礎性素質和核心素質，因此生產力的解放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取決于人的道德素質，道德在這里不僅是生產力，而是動力生產力。王小錫.道德資本與經濟倫理——王小錫自選集[M].人民出版社,2009:4—5.1998年、2001年和2008年，王小錫教授又發表了3篇論道德生產力的論文，也回應了1997年及以后周榮華等學者對道德是生產力觀點的質疑。周榮華的基本觀點是，道德對生產力發展有著重要作用，但并不是動力生產力，如果把生產力中的人與物的關系歸結為道德關系，由此得出只能用道德來調節人的精神活動，這樣就會出現用道德規范取代經濟規則和無視經濟規律，最終導致生產力發展的停滯。周榮華.論道德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與王小錫同志商榷[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1997,(4)；道德是生產力嗎？——答王小錫教授[J].常州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0,(3).王小錫教授在道德生產力的第一論中，主要從道德在精神生產力的意義上論證了道德是生產力的觀點，提出，“精神生產力是作為科學的一般生產力，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中包括道德和道德科學，因此道德也是精神生產力，推而廣之，道德也是生產力。”（117）他在第二和第三論中，進一步從“道德是生產力的精神要素”、“道德是生產力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要素”的角度闡釋了他的“道德生產力”概念。（114—138）2000年，王小錫教授又提出了“道德資本”概念，認為，“就經濟運行過程來看，道德是而且必然會是投入生產過程的重要資本。”（139）同時指出，“道德在生產過程中成為資本，它一定是科學的道德。”（140）還就道德作為資本投入生產過程的作用、道德資本價值的實現作了闡述。（143—148）他在隨后的六論中，又就道德資本概念及其功能和作用、道德資本的依附性和獨立性、道德資本的經濟學解讀、道德資本概念與功能的歷史界說與當代理念、道德資本的基本形態研究以及對西班牙學者的《領導者的道德資本》的評論中，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道德資本理論。2012年，高兆明教授在“‘道德資本’概念質疑”中提出了觀點鮮明的尖銳批評。高教授基于對以下四點質疑的分析，認為“道德資本”概念本身有諸多理論訛誤：（1）是否任何一種道德都能為嚴格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活動帶來經濟價值，成為經濟活動中的“資本”？（2）道德在根本意義上是否可以在工具理性意義上被把握？（3）“道德資本”是對客觀現象的描述還是一種規范性價值要求？（4）西方經濟學將道德因素引入經濟活動，是以“道德”的樣式呈現，還是以制度正義的方式存在？高教授最后說明，“應當從理論上澄清道德資本概念，明晰道德不能作為資本，這并不意味著否定道德在全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只不過是反對道德工具主義的庸俗化立場與理解。”高兆明.道德資本概念質疑[J].哲學動態,2012,(11).2013年，王小錫教授在《“道德資本”何以可能：對有關質疑的回應》文中，從五個方面作了針鋒相對的回應：（1）“道德資本”與馬克思提出的“資本”的本性有著本質區別；（2）“道德資本”與道德資本化沒有邏輯聯系；（3）“道德資本”概念的提出會使道德工具化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4）“道德資本”邏輯地內含資本要講道德，因此不會使得資本更加肆無忌憚；（5）“道德資本”的“規范性價值要求應該是追求和主張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普遍性，對經濟社會發展有正向促進作用。”王教授最后總結說，“趨善意義上的道德能夠以其特殊功能幫助經濟活動獲得更高效率或更多利潤。既然道德有助于獲得更高效率或更多利潤，那‘道德資本’就應該有其充分的存在依據和可能。”王小錫.“道德資本”何以可能[J].哲學動態,2013,(3).萬俊人教授在《道德之維》書中指出，倫理學界對市場經濟的道德批判，往往偏執于經濟與道德的異質性，因此這種批判原則上還是外在的，與此相似，經濟學對經濟倫理的討論往往由于夸大經濟與道德的異質性，而割斷了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聯系。萬教授關于“市場經濟本身的合道德性”研究，或者陸曉禾關于“經濟價值與倫理價值的相關和諧模式”的探討，可以理解為是要克服他所說的對于經濟與道德的異質性的偏執或夸大，但并沒有根本取消這種異質性。在筆者看來，王小錫教授的道德生產力特別是道德資本的提出，其深刻性從而爭議性也就在于，這種異質性是否或應否完全成為同質性，由于這個問題的基本性，因此“道德資本”這個命題今后仍將可能不僅是經濟倫理學而且是倫理學繼續關注和爭議的一個問題。
3.對金融危機的倫理研究以及資本、財富和金融倫理研究的興起
2009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突出地成為我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前沿問題，成為研討會、媒體、期刊、著述、課題的熱門話題。首先是研討會。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倫理研究中心較早舉辦了這方面的研討會。2009年4月和10月，中心先后主辦了兩屆“經濟倫理國際論壇”，主題分別是“金融危機與經濟倫理：教訓與契機”和“美國與中國：金融危機與經濟倫理”。從經濟倫理學角度，將金融危機教訓作為發展經濟倫理的契機，并從美國與中國的觀點，對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暴露的問題以及經濟倫理在應對中的作用展開了討論。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倫理研究中心“經濟倫理國際論壇之九”、“經濟倫理國際論壇之十”。http：//www2.sass.org.cn/cbes/more.jsp？sort=751&sortid=2494.2010年10月，中心與上海市倫理學會、上海市經濟學會、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和美國圣托馬斯大學聯合舉行的第三屆上海經濟倫理國際研討會，主題是“危機中的資本、信用和責任：未來財富創造需要什么樣的概念、制度和倫理？”。來自美國、法國、德國、挪威、瑞士、比利時、荷蘭、南非、日本和我國香港和內地70多位知名學者和企業家出席了這次研討會。在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中，舉行了八大專場包括一場企業家論壇，從經濟倫理學角度，不僅對資本、信用、責任與金融危機的發生作了深入的分析，而且對未來財富創造所需要的概念、制度和倫理，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對財富、資本與倫理、財富創造、公民社會與民生幸福、財富創造與企業責任、財富創造與經濟倫理學科以及中國的財富創造與中國經濟倫理的發展等議題，提交了50多篇論文，作了40多個專題講演，展開了深入和熱烈的討論。參見陸曉禾主編.危機中的資本信用和責任——未來財富創造需要什么樣的概念/制度和倫理[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2009年和2010年，上海財經大學也舉辦了兩場有關金融危機的重要研討會。一場是2009年11月上海財經大學和上海市倫理學會聯合舉行的“金融危機的倫理反思”全國學術研討會，有30多位經濟倫理學專家學者“從不同學科出發，在經濟倫理反思的總體框架下，對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及其防范機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參見卜祥記,祛蔽.金融危機認識幻象的倫理追問——“金融危機的倫理反思”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J].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10,(2).另一場是2016年6月舉行的全國財富哲學高級研討會，主題是“財富：社會存在本體論追問”，來自全國的80多位專家學者從不同學科視角，對財富概念及其社會本質、馬克思的財富觀及其當代意義、虛擬經濟和虛擬財富等進行了討論《上海財經大學學報》刊登了筆談文章，《哲學動態》等媒體代表也發表了有關會議的綜述或報道。郝云,陶國富.金融危機反思的倫理向度——金融危機的倫理反思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J].哲學動態,2010,(2).此外，這兩年間舉行的各種研討會許多都以議題或分論壇的方式來討論金融危機，例如，2009年，武漢大學的“跨文化對話：媒介倫理與新聞專業主義”研討會中，就有“新聞媒體與金融危機”議題；2010年，以金融危機為背景舉行的全國財富哲學高級研討會中，就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深層原因透析”專題。董必榮.財富：社會存在本體論追問——全國財富哲學高級研討會述評[A].載張雄，魯品越主編.新時代哲學探索（上卷）[M].人民出版社,2014:592.首先以研討會推動的金融危機研究前沿，很快就以期刊、立項最后是著作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2009年，最初一批集中論述金融危機的筆談文章就是提交給研討會的論文。2010年，上海經濟倫理國際研討會的論文，許多都在《道德與文明》《倫理學研究》以及國內多種期刊上刊發，媒體發表了有關這些研討會的報道或綜述，這些期刊也都以開辟欄目、專題論壇等形式刊登有關金融危機的研究論文。此外，即是出版會議論文集，如筆者主編的關于金融危機的國際研討會論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危機問題的研究，還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重視，如2010年彭定光獲得的重點項目“妥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政府的道德責任及其限度研究”。相比研討會、論文和論文集，作為重點項目成果的研究專著需要較長時間的系統研究，這也表明了這個前沿研究仍需要延續下去，需要形成具有長期價值的研究成果。而且從我們下面要概述的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來看，這個有關已經過去5年的金融危機事件的研究，由于學者們由此而獲得了新的觀察和觀點，并由這種觀察和觀點而生成了新的學科可能性，從而顯示出新的研究趨向。因此可以說，我們不是在概述過去，而是在提示未來。
從經濟倫理學來看，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研究表現為從金融危機的倫理學研究到財富倫理學的建設研究。前一種表現為對事件或案例的倫理學研究，后一種表現為研究領域的拓展的學科發展研究。以下關于金融危機的論文觀點，主要請見兩部論文集：1.張雄,魯品越主編.新時代哲學探索[M].人民出版社,2014，上卷第三部分，經濟倫理與當代世界相關論文；2.陸曉禾主編.危機中的資本，信用和責任——未來財富創造需要什么樣的概念/制度和倫理[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對第一種研究。主要取得三方面的認識。（1）認識到金融危機對倫理的呼喚，對經濟倫理、金融倫理的呼喚，如《實級與虛級：全球金融危機下的經濟倫理沉思》（李寶玉）、《全球性金融危機呼喚經濟倫理》（徐大建）等；這種對倫理的呼喚，就是要求倫理學者研究、分析金融危機的原因，從倫理上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有的學者還采用了道德救援的性質，如《金融道德風險的轉嫁及其道德救援》（李蘭芬）；學者們通過“金融危機的倫理反思”等研討會、通過撰文著述，來回應這種呼喚。（2）對金融危機的原因作了相當全面和深入的分析：①金融創新、經濟過渡金融化引發了道德風險，政府的監管沒有跟上金融創新，如徐大建、郝云、任重道等論文所闡述的；②根本制度原因，如陸曉禾認為，把社會資本作為私人生產來進行，是造成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③消費主義原因，如周中之認為，消費主義是金融危機產生的文化土壤；④主流經濟學問題，社會價值標準偏離問題，如趙修義指出，危機的思想根源是自由放任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如馬濤認為，是因為主流經濟學出現了危機，GDP主義，價值觀錯位；⑤企業認識幻象原因，如王小錫認為，與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利己主義思維方式、經濟私有模式、企業中心主義私有模式有關等。（3）如何具有前瞻性地加強防范，因為對危機原因的認識不同，防范的方案也有不同。主要有幾種方案。①倫理方案。如，有的提出，對金融機構的倫理沖突要進行倫理治理、倫理診治，對后危機時代要加強倫理建設，對危機造成的道德缺失要進行倫理救援，中國也要吸取教訓，對中國傳統金融倫理理念及其現代價值要進行再造等。②制度方案。提出要改變交換正義的背景性安排的社會結構及其制度；要充分認識資本社會化和資本自由化的副作用，加強監管；要限度資本主義生產經濟和金融的脫嵌性質。③責任方案。提出要將責任落實到金融機構及其管理者身上，同時社會公眾也有責任維護公眾利益監督金融機構及其管理者的責任。
在對金融危機的研究中，學者們不滿足于對經濟倫理、金融倫理的一般呼喚，而進一步拓展到財富倫理，提出了財富倫理研究或財富倫理學的概念。唐凱麟教授發表了《財富倫理引論》，探討了財富倫理的研究對象、基本內涵、重要意義等。向玉喬、王澤應、郝云和高慧珠也就財富倫理是財富的自在之理等觀點和問題作了闡述。2009年，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行的“全國財富哲學高級研討會”上，俞吾金、余源培、張彥、韓慶祥等對財富在馬克思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中的地位的考察和論述，有助于財富作為學科研究對象的確定性，有助于對財富倫理的系統思考。由金融危機研究而向學科發展的財富倫理研究，目前還在興起階段。特別是湖南師范大學倫理學研究所的教授們最近一兩年發表了多篇論文。如，《當今中國社會需要財富倫理導航》《財富倫理：歷史淵源與當代價值》《論馬克思財富觀的理論淵源及其當代意義》《中西財富觀與慈善倫理》《財富的分配正義與共享性增長研究》《論財富公正之間的互補與均衡原則》《分支展開：財富創造者的倫理尊嚴》《財富倫理的慈善向度》《財富觀從“物本”向“人本”嬗變的倫理審視》《財富生產根本問題的馬克思倫理之思》等，呈現出財富倫理研究的體系化發展。
如果我們比較金融危機倫理研究前后的相關學科研究情況，也是有意思的。可以看到：首先是發生研究方向和研究重點的改變：之前就有的金融倫理研究，在金融危機后突出了金融信用、金融監管、金融人的美德建設，如：《論金融信用與倫理責任》《金融市場秩序、倫理規制與有效監管》和《金融發展的倫理規則：金融倫理研究》等。所以，我們看到，首先是對金融行業和職業倫理的推進，同時，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上，也有“妥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政府的道德責任及其限度研究”等課題的立項。其次是在這樣的研究背景下，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的研究成果專著，例如最近出版的孫迎聯的專著《財富分配正義：當代社會財富分配倫理研究》，孫迎聯.財富分配正義——當代社會財富分配倫理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以及上述體系化發展有關財富倫理的研究論文。
經濟與倫理的關系問題，是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問題，金融危機后，對經濟與倫理的關系，聚焦到金融與倫理、財富與倫理的關系問題上，后者是比經濟與倫理、金融與倫理更一般的關系，筆者認為，之所以要上升到這種更一般的研究，可以理解是為了更清楚地理解和把握特殊的財富倫理關系，現實的財富倫理關系是資本倫理關系，因此，有關財富與倫理的關系研究，最后還是要落實到現實的財富倫理關系，落實到資本倫理關系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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