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全面分析了家庭教育與兒童發展的關系，具體涉及家庭教育與傳統文化、家庭教育與親子互動、家庭教育與社會資源、家庭教育與兒童智能開發，以及家庭教育與特殊兒童關系等方面，有助于讀者厘清它們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好地建立它們之間的關系。
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
本書分析了家庭教育與兒童發展的關系，有助于人們，特別是家長用正確的思想和方法教育、引導孩子，使其健康成長。
序一
兒童代表著世界的未來，承載著祖國的希望，兒童事業事關國家發展、民族興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基石。習近平強調，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
一直以來，上海非常重視兒童事業和家庭教育工作，致力于對兒童身體、心理和社會適應的各項探索與實踐，通過實施兒童發展規劃、落實兒童實事項目，為兒童身心的健康發展和綜合素質的全面提高提供各種保障。隨著社會轉型、需求多元的變化，兒童事業和家庭教育面臨新的情況和挑戰。如何讓家長時時處處為孩子做榜樣，用正確的思想、正確的方法教育引導孩子，為孩子身心健康發育成長創造更好的環境和氛圍，需要引起家庭、學校、社會高度的關注和重視。
為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真正體現“兒童優先”的原則，激發起更為強大和自覺的社會力量投身于兒童事業，我們希望通過研討為政府有關部門、專家學者、社會組織搭建一個分享科研成果、闡述思想觀點、提供對策建議、推廣科學方法的平臺，讓全社會對家庭教育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形成共識，讓孩子懂得真善美、遠離假惡丑，共同為兒童健康成長營造一個快樂、和諧、美好的環境。
讓我們暢所欲言、攜手共進，為孩子們燦爛的明天撐起一片天空！
徐楓
上海市婦女聯合會主席
序二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學校，家庭教育的質量，不僅影響兒童當下生活，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未來的發展。家庭教育和兒童發展，這是一項事關我們世界未來、民族希望的偉大事業。
中國是一個歷來十分重視家庭、重視家庭教育的國度，古代著名教育家顏之推在1500年前就提倡早教、胎教。嚴格的家庭教育使得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代代相傳，構成中國家庭穩定和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礎。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過程持續深入進行。這些新的巨大變化，給我國傳統的家庭結構、道德倫理與家庭教育帶來新的挑戰。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培養教育好下一代這個問題，突出地擺在全社會面前。當前，新一代兒童成長的教育背景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趨勢。諸如，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問題；獨生子女一代生活方式不健康問題，如近視率、肥胖率依然偏高；部分家長注重孩子學習成績勝于健康人格培養，以及少數兒童迷戀網絡游戲，等等。上述問題，都需要我們重新反思我們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理念與方法，也需要我們家庭、學校和社會相互配合、協調合作，共同來推動家庭教育科學指導、深入推進。
“為了孩子”國際論壇至今已經成功舉辦了9屆，它已成為上海乃至全國具有較大影響的學術論壇，業已成為中國青少年與兒童事務對外交流的高端平臺。上海社會科學院作為國內地方最大的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青少年研究是我院重要的并且具有特色的研究領域之一，我們愿在此基礎上，通過第十屆“為了孩子”國際論壇，和相關專家、朋友、有識之士共同探討與兒童相關的教育議題，從而為世界青少年、兒童的安全、健康、幸福成長作出貢獻。
楊雄，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研究員。研究領域為青年社會學、社會調查與決策咨詢研究、社會思潮與青年文化、獨生子女與代際關系、青少年性教育、家庭教育。
序一
序二
一、 家庭教育與創新發展
上海家庭教育的新變化與新挑戰
新媒體背景下的家庭教育創新
家庭結構變化對親職教育與兒童健康的影響
嬰幼兒發展的理論與創新實踐
家庭教育與兒童的情緒管理
二、 家庭教育與文化傳承
“互聯網+”視野下開拓傳統文化教育思路——以《弟子規樂園》為例探索傳統文化與家庭教育融合
《顏氏家訓》的德育思想及其現實價值
家庭教育文化傳承的思考
三、 家庭教育與親子互動
讓家長的參與成就學生的發展——基于外來務工隨遷子女學校“親子作業”的實驗
利用自然資源開展0—3歲嬰幼兒家庭親子游戲
4—6歲幼兒父親參與研究：定位、參與、效應
當前小學生父親參與家庭教育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四、 家庭教育與家校合作
社會組織推進社區家庭教育的實踐探索
創新家校合作機制營造全納育人氛圍
論家校合育的基本模式
師資培育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建構與實踐——以校園性霸凌防治為例
臺灣地區公立托兒所改制幼兒園后的經營現況
五、 家庭教育與科學育兒
改變孩子思維認知在家庭教育中的應用
育兒之路從閱讀圖畫書開始
營造良好家庭氛圍激發兒童樂學潛能
0—3歲嬰幼兒音樂智力的表現特征與早期培養
臺灣地區對外籍與大陸配偶的輔導機制
六、 家庭教育與社會支持
提高自閉癥兒童溝通能力的家教指導
構建智障兒童家庭教育支持系統
家長進校有助于腦癱兒童成長
隨遷未成年子女犯罪問題及預防
后記
上海家庭教育的新變化與新挑戰
一、研究背景
2015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緊密結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促進家庭和睦，促進親人相親相愛，促進下一代健康成長。”習近平從治國理政的高度闡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家庭教育對國家發展、民族進步和社會和諧的重要意義。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教育受到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家庭教育立足于促進家庭成員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是學校基礎教育和終身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教育不僅僅是發生在家庭內部的個人行為，更是一項社會工程，需要家庭教育法律保障、家庭公共政策支持以及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共同參與。當前，伴隨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化，家庭的結構、類型、關系和功能都在發生相應變化，家庭教育呈現新的特征，面臨新的挑戰。上海市婦聯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曾于2005年在上海全市開展過一次家庭教育調查，今年又以相同的主題開展了調查。時隔10年后，上海家庭教育的內容和形式發生了哪些變化？家庭教育面臨哪些新的挑戰？
本次調查的研究對象為有子女正在就讀幼兒園、小學或初中的上海市區家庭。我們在普陀、閔行、黃浦、浦東四個行政區各隨機挑選2所幼兒園、2所小學和2所初中，每所學校隨機抽取100名在校兒童或青少年，再請其家長（父親或母親）填答父母調查問卷。共計發放24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227份，有效率達到93％。
從未成年人的角度來看，最終獲得的調查樣本按課題設計大體上平均分布于幼、小、初三個年齡段，每個年齡段樣本的性別比也大體平衡。另外，總樣本中本地戶籍與外地戶籍（含境外）的構成比例約為7∶3，并且外來人口子女在三個年齡段都有一定的分布，這為進一步研究該群體的家庭教育情況提供了可能。從家長的角度來看，本次調查約有2／3是由母親填答的。家長的教育程度較高，大�；蚋呗殞W歷者占到24.6％，本科或研究生學歷者占到36.3％，兩者合計高達60.9％，充分反映新時期的年輕父母普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特點。與較高受教育程度相應的，是家長較高的職業地位，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占到20.7％，從事管理工作的占到28.6％，兩者合計接近50％。
從家庭狀況來看，本次調查涵蓋了各種家庭類型，家庭之間在收入、住房等經濟條件上有較大的分化。獨生子女家庭占77.0％，獨生父母家庭占48.5％，三代家庭占41.7％，全職主婦（夫）家庭占14.4％，其中全職主夫只占極小比例。在本次調查中，父母全年總收入的均值約為17萬元，但標準差也達到了約14萬元之多；家庭人均住房面積的均值約為29平方米，但標準差也達到了約21平方米。家庭之間的經濟條件分化之大，與全國和上海近年來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具有一致性。
二、家庭教育新特征與新變化
2005年調查報告的分析框架包括教育觀念、教育行為和教育互動②。我們除了從這三個方面來對10年前后的情況作全面的數據比較，還將補充報告目前家庭教育的資源和投資狀況。
�。ㄒ唬┐蠖鄶导议L家教理念有了明顯變化
教育觀念，作為家庭教育“知”的層面，主要包括對家庭教育任務的認識和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等。表1比較了10年來上海家庭對家庭教育任務的認識變化，其中，“客觀”表示受訪家長對社會上大多數人關于家庭教育任務的理解；“主觀”表示受訪家長自己對家庭教育任務的理解。2005年的調查結果曾顯示，家長存在主客觀認識不一致的現象，即“主觀”上大部分家長認為道德教育最重要（占52.8％），但“客觀”上卻是大部分家長認為智力開發與學習最重要（占46.4％）。2015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這種主客觀認識不一致的現象得到了改觀，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大部分家長都將道德教育列在家庭教育任務的首位（分別占64.3％和58.0％），這說明社會上過度重視智力開發與學習的家庭教育風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糾正”。10年來的另一個明顯變化是，人格和心理素質教育開始受到家長們的重視。它在家庭教育任務中的重要性，不僅在家長們的“主觀”認識上排名第二，而且在家長們對社會風氣的“客觀”認識上也排名第三，但在2005年時，它卻沒有進入前三名。相對而言，除了道德教育之外，10年前更重視生活習慣的培養，而10年后則更重視心理素質的培養。
（二）家庭教養方式隨時代變化
作為家庭教育“行”的層面，教育行為主要包括教養方式和責任分工。2005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學齡期的兒童和青少年的家庭教養方式更多傾向于“專制型”。2015年的調查結果發現，雖然“專制型”的家庭教養方式仍然占據社會主流，但專制成分有所減弱。調查發現，不同意孩子絕對不能頂撞老師的比例達到近1／5；同意孩子上完課和做完作業后擁有自由時間的比例近一半；同意凡是有關孩子的事情都要和孩子民主商量的比例，超過了90％；當和孩子發生沖突時，家長們選擇的解決辦法以尋求妥協、雙方協商或接受孩子意見等為主，分別占到42％、14.7％和6.1％，合計62.7％，而選擇各執己見或接受父母意見的僅占到37.3％；認為自己對孩子是開明的占比71.8％，而自認嚴厲、寵愛、不太關注的占比分別為21.9％、5.0％和1.2％。
各種家庭類型和各個社會階層之間在家庭教育的觀念或方式上存在差異。我們用受訪家長對“專制型”教育方式的認同程度來進行研究，具體來說，是用受訪家長對“孩子頂撞老師是絕對不能容忍的”這種表述的同意程度來測量對“專制型”教育方式的認可程度。在學前階段，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家庭、獨生子女父母與非獨生子女父母家庭、三代家庭與兩代家庭、全職主婦與非全職主婦家庭、移民家庭與非移民家庭之間，在對“專制型”教育方式的認可程度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在學齡階段，雖然非獨生子女家庭比獨生子女家庭、移民家庭比非移民家庭表現出更多的對“專制型”家庭教養方式的認同，但差值幅度并不太大。然而，無論是在學前還是學齡階段，階層之間在對“專制型”家庭教育方式的認同程度上都存在顯著的差別。如果用家長教育程度來衡量階層，可以發現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長對“專制型”家庭教育的認同度越低，回答“完全同意”的比例在學前組中依次從41.7％下降至23％，在學齡組中依次從72.5％下降至39.2％。如果用家庭收入來衡量階層，可以發現收入越高的家庭對“專制型”家庭教育的認同度越低，回答“完全同意”的比例在學前組中從48.3％下降至20.1％，在學齡組中從63.3％下降至41.2％。而且，即使是在多變量分析中控制了家庭類型和受訪人的其他人口社會學特征后，教育和收入的這種影響也仍然存在�？梢�，家長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家庭經濟條件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觀念或方式中的專制成分。
（三）大多數家庭擁有了更多的教育資源
2005年調查已經發現，隨著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升，家庭開始擁有較多的教育資源。2015年調查顯示，家庭的教育資源進一步充實。除了前文提到的家長教育程度和職業地位普遍較高之外，還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孩子擁有獨立書桌、獨立書架和獨立房間的比例較高，分別為87.6％、77.5％、65.5％；（2）多數孩子都有自己的家庭藏書，有50本以下的占39.0％，有50～100本的占29.47，有100本以上的占31.6％；（3）家庭對孩子的課外教育投資（包括請家教和參加補習班或興趣班）普遍較高，上學期花費的平均值約為5500元，中位值也達到了3000元，占家庭同期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10％及以下的占61.3％，在11％～20％的占20.8％，在20％以上的占17.9％。
從不同家庭類型的比較來看，獨生子女比非獨生子女家庭對孩子的課外教育投資更高，獨生父母比非獨生父母家庭的教育投資更高，非移民家庭比移民家庭的教育投資更高，但三代家庭與兩代家庭、全職主婦與非全職主婦家庭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學前組和學齡組的數據結果均如此。以是否移民家庭為例，在學前組中，移民家庭比非移民家庭在教育投資總金額上約低1068元；在學齡組中，移民家庭比非移民家庭低2450元。從不同階層的比較來看，家長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對孩子的課外教育投資也越高。在學齡組中，不同等級的階梯式差異效應表現得非常明顯。但在學前組中，收入水平與教育投資并不存在如此明顯的線性關系，教育程度與教育投資的關系也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學前教育尚未受到大家的重視，各個階層還未對學前教育展開投資競賽。
資源稀釋理論認為，非獨生子女家庭不得不將有限的家庭經濟資源在多個孩子之間進行分配，因此每個孩子得到的資源不可避免地被稀釋了，而獨生子女家庭則不存在這個問題。該理論可以用來解釋獨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資高于非獨生子女家庭這一發現。類似地，非移民家庭的教育投資高于移民家庭這一現象也可用經濟資源的多寡來解釋。因為一般來說，移民（尤其是一代移民）的勞動收入和經濟地位要低于當地居民。獨生父母家庭的教育投資高于非獨生父母，很可能也是因為獨生父母有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階層之間的教育投資差異更明顯，這是由他們的經濟資源差異所直接決定的。因此，對上述發現的一個綜合結論是，家庭教育投資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家庭的經濟資源多寡。事實上，多變量分析表明，當用上述家庭類型和家庭階層變量來同時預測家庭教育投資的金額差異時，只有家庭收入變量是顯著的。這也意味著，經濟資源決定論是站得住腳的。
從家庭收入對家庭教育投資占家庭收入比例的影響來看，經濟收入越低的家庭，孩子課外教育花費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反而越高。在學前階段，經濟收入處于下層組的家庭，孩子教育花費占家庭收入比達到20％以上的比例為34.5％，中下層組的這一數字為25.9％，中層組的這一數字為16.9％，中上層組的這一數字為9.9％，上層組的這一數字為3.3％，呈依次遞減的模式。同樣，在學齡階段，從下層組到上層組，教育花費占家庭收入比依次從34.7％下降至12.2％。這說明，在課外教育市場定價剛性的情況下，低收入階層的家庭為了追求同樣的市場化教育，付出了更大的代價。
�。ㄋ模┘彝ソ逃小案赣H缺位”依然存在、母親負荷有所上升
父親參與不足的問題10年前就已經出現，當時已明確提出增強父親角色力量的建議。應該說社會各方面對父親參與重要性的宣傳力度在不斷加大，如近兩年熱播的《爸爸去哪兒？》節目就引起人們對父親參與的關注和熱議。時隔10年之后，縱向比較的數據表明，問題不僅沒有解決，“父親缺位”的現象反而更為嚴重。2005年調查數據雖然發現在孩子生活方面普遍存在“母性照料模式”，但卻發現在孩子教育問題上父親的發言權普遍高于母親。然而，到了2015年，父親不僅沒有從孩子生活方面的家庭責任分工變化上可以看到，對于學齡前兒童，孩子生活主要由父親負責的比例，從2005年的9.2％下降至2015年的2.5％；對于學生，該比例也從2005的12.2％下降至9.6％。孩子生活上的家庭責任分工模式由“母性照料模式”轉為“母親為主、祖輩為輔”的模式。從孩子教育方面的家庭責任分工變化上可以看到，主要由父親負責的比例發生了相當程度的下降（學前樣本從25.9％下降至14.7％，學齡樣本從30.2％下降至23.8％）；相反，主要由母親負責的比例卻發生了較大幅度的上升（學前樣本從23.2％上升至51.4％，學齡樣本從20.3％上升至47.2％），父親與母親在負責孩子教育問題上的責任權已經發生了逆轉。
從孩子業余時間上的家庭責任分工來看，一方面，孩子自己的決定權大幅下降（在學前和學齡兩個階段均如此），另一方面，母親的決定權卻大幅上升（尤其是在學齡階段）。因此，隨著“父親缺位”現象的強化，母親主要承擔孩子的生活照料、主要負責孩子的日常教育、主要安排孩子的業余時間，在家庭教育中承擔了主要的、甚至可謂超負荷的責任。
父親參與對孩子的社會化、情緒和認知發展的積極作用已經得到國內外眾多研究的支持，而父親的缺位則會增加孩子抑郁、孤獨、任性和依賴行為的發生率。當前上海兒童教育父親缺位的現象很可能出于兩個原因：（1）主觀上重視程度不足，尚未充分認識到父親參與的重要性，將責任交由母親和祖輩承擔；（2）過度的職場競爭和職業壓力以及過長的工作時間擠占了父親參與的時間。我們注意到，全職主婦在母親中的占比為13％，全職主夫在父親中占比僅為1％�？梢�，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在當前有所擴展。
�。ㄎ澹┘彝ビH子互動時間減少，而孩子課外教育時間上升
教育互動，主要反映于親子互動的時間，10年來在各個年齡段都有所減少，見表4。不管是對幼兒、小學生還是初中生來說，親子相處時間平均每天在3～5小時和5小時以上的比例10年來均出現下降，親子相處時間平均每天在1~3小時和1小時以下的比例10年來均出現上升。而且，從各個年齡段的退化幅度比較來看，年齡段越大，則親子相處時間的退化似乎越嚴重。以親子相處時間僅在1小時以下所占比例來說，幼兒階段上升了約15個百分點，小學階段上升了約30個百分點，初中階段上升了約4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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