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高橋琢磨，男，1943年出生于日本國歧阜縣，慶應義墅大學經濟學院畢業，擁有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MBA學位和日本中央大學論文博士學位。長期任職于野村綜合研究所，歷任北海道大學客座教授和中央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戰略經濟學》、《金融中心的興亡》、《亞洲金融危機》等
第一章日本走過的一段特殊的平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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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走過的一段特殊的平等之路
第一節邁向平等社會的第一步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不平等社會和二戰后的平等社會
曾幾何時，在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上連續5年取得兩位數勝利的黑田博樹投手，時隔8年再次重歸舊巢——廣島東洋鯉魚球隊大顯身手。
他確實身價不凡，在轉入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紐約洋基球隊時，他重新簽訂的契約金額以及來自其他球隊提示的入隊契約金額都高達20億日元左右。但是，我們從他與廣島東洋鯉魚球團簽訂的合同就可以推算出他本人一年的收入只不過是“年收4億日元，外加績效獎金”罷了。盡管如此，年屆40的黑田選手卻毅然選擇舊巢廣島東洋鯉魚球隊作為自己職業棒球生涯的埋骨之地。當他談到自己做出如此決斷的理由時曾說：“鯉魚粉絲們期待我回歸的那份心意是一個很大的因素。”這樣的人生態度確實是令人為之動容。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是一個對于在競爭中取得最后勝利的強者給予巨大報酬的明星制的世界。與此相對比，日本的職業棒球聯賽就像王貞治指出的那樣，重視團隊精神。雖然因為黑田脫離日本的職業棒球界，對于美國擴大收入差距和日本縮小收入差距都有貢獻，但是由于他再次重返日本，反而使他成為推動日本擴大收入差距的理由。我們可以肯定，黑田的回國意味著在競爭社會的美國與被譽為平等社會的日本之間，引起了某種折衷選擇的波動。
讓我們先看一下顯示日本基尼系數推移的圖1。從曲線圖可以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社會是一個極為不平等的社會，而二戰后則成為一個相當平等的社會。以戰爭為界線，形成競爭社會與平等社會這兩個極為鮮明的對照，甚至到達極端的程度。當然黑田的情況可以說是選擇了后者。
圖1日本的基尼系數與美國基本持平（發達國家收入差距變化的國際比較）出處：此表根據OECD（2011年）主編《分裂我們的立場—為什么不平等不斷上升？》做成。筆者希望讀者關注曲線圖中呈下降趨勢的點線部分。正如外面的人不了解黑田下決心回國的理由究竟是什么那樣，戰前和戰后的收入不平等到底是怎樣產生的？這個問題總是引發人們豐富的想象力。圖2說明了日本戰前1%的最上層人口的生活狀況，而且為了追尋近年處于社會底層人口的思想與行為，又會呈現出一幅背景說明圖。
圖2日本各種各樣的基尼系數
注：上圖反映的是家庭收入差距在課稅前的基尼系數變化。相關的原始數據如下：大槻、高松1978年來自長期經濟統計（所有家庭）。南，1990年來自210個市、町、村的家庭，溝口1974年來自家計調查（勞動者家庭）。吉田，來自1993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10分位數據。勇上，2003年來自國民生活基礎4分位數據。厚生勞動省，來自國民生活基礎調查年間收入金額數據。
資料來源：勇上和史著《如何看待日本的收入不平等》、JIL(全國自立生活中心協議會)勞動政策報告(2003，3)，桔木俊詔著《日本經濟不平等》、巖波新書(1998)(僅選和田1975年部分)，厚生勞動省主編《2010—2011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概況》等參考資料。
根據皮凱蒂的理論，超額累進課稅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洗禮后誕生的普選制和民主主義體制。但是，在全球化風靡于世的今天，如果不把稅制進一步轉變成累進稅率模式，那么全球化一定會遭到那些從自由貿易中得不到好處的人們的反對也是理所當然的。
皮凱蒂以狂言式的詼諧口吻，在《21世紀資本論》中巧妙地穿插了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一部分演說。例如，他下面的一段話作為例證。
皮凱蒂寫道，這篇演說指出，“鍍金時代”的演說都是由美國古典學派經濟學者歐文·費雪(IrvingFisher)撰寫的。會長還說，歐文·費雪單純重視不平等問題，而財富加速集中才是美國存在的經濟問題。此外，他指出，2%的人口擁有50%以上的財富，這種偏重一方的分配結構是威脅美國經濟基礎的因素，必須導入那種讓三代人積蓄下來的財產一朝變為零的高額遞增性遺產稅。
由此可見，皮凱蒂總是強調的歐美國家的累進所得稅等稅制都是所謂兩次世界大戰的產物。然而，有據可證，日本導入累進所得稅的時期是1887年，比歐美國家更早。這種情況同時也說明戰前的日本是極端不平等的社會，其程度甚至超過明治政府尚未確立財政基礎的時代。
由于日本在經濟發展中一直利用借鑒趕超模式，所以歐美自工業革命以來整整花費了一個半世紀取得的發展成就會被日本以超過他們1倍的速度趕超過去。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森口千晶先生從日本成年人口中選取0.1%的最上層人口，按1890年到2012年的推移順序制作成的曲線圖表明，“0.1%的最上層人口所占份額”，反映他們的個人收入占全體收入的百分比。
戰前，因為政府對于來自股票或者土地出售所得資本盈利沒有課稅，盡管這部分數據無法得到，但是，由于森口教授將追加的戰后資本盈利數據顯示在曲線圖上，也足以說明泡沫經濟時期出現的暫時性凸起已經達到相當大的規模程度森口千晶“戰后日本財富集中程度較低”，發表在《日本經濟新聞》2015年2月11日晨報。
當我們看到資本盈利以外的數據時就可以看到，在日本工業化初期(1890—1938年)收入不斷向超富裕層猛烈集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已超過9%，但戰爭時期反而直線暴跌，乃至戰爭結束時銳減到2%的程度。
隨后，即使在創造出驚人增長率記錄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1955—1973年)，超富裕層的所占份額仍然以低水平推移。更有甚者，到穩定增長時期竟然跌落至1.5%，即使在泡沫經濟鼎盛期也不過是達到了戰爭結束時相同的2%而已。這組數據明確地表明，日本的高速經濟發展，戰前是在“不平等社會”之中，而戰后是在“平等社會”之中實現的事實。
森口教授自從看到這組數據后，卻對“不平等與發展”的關系并非線性現象顯示出震驚千秋守口（ChiakiMoriguchi）、伊曼紐爾·塞斯（EmmanuelSaez）“1886年至2015年。
總之，我們能夠觀察到，皮凱蒂歷來主張的伴隨經濟發展而不平等程度擴大等事態，在日本僅局限于戰前時期，平等狀態下起步的戰后日本經濟體制下，除近年1%的最上層人口所占份額上升外，其他幾乎看不到任何變化。
二、日式企業組織系統實現了平等發展
那么“從戰前到戰后的戲劇性變化”究竟是怎么發生的呢？我們就這個問題做一下探討吧。由于0.1%的超富裕階層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超過9%以上，到戰爭中直線暴跌，乃至戰爭結束時銳減到2%的水平，所以僅從統計數據來看，毫無疑問戰爭因素具有重大影響。
這種狀況的出現是因為自1938年開始實行經濟管制，是國家對于地租、股票紅利和利潤等資本所得盈利和公司董事的報酬加以嚴格限制的結果，另一方面由于通貨膨脹持續惡化和城市遭遇空襲，富裕階層的財產受到破壞，最終給予日本超富裕階層嚴重的打擊。
皮凱蒂指出，即使在沒有像日本和歐洲那樣成為戰場的美國，戰爭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日本的情況似乎總被人們認為只是一個極端的特例而已。然而，戰后歐美國家飽受的戰爭因素影響卻逐漸消失。
那么，為什么只有日本的最上層人口所占收入份額沒有從戰爭時期的打擊下立刻恢復過來呢？我們必須徹底追究一下其原因之所在。
實際上，在日本進行徹底的甚至是破壞反彈基礎的社會改革是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當然，正如主張“1940年體制(在日中戰爭處于僵持狀態、與美國進行決戰提到戰事日程階段，為如何應對總體戰而考慮制定的政治、經濟結構系統)論”的早稻田大學財政金融研究所顧問野口悠紀雄先生指出的那樣，戰時管制并不是一時的現象，戰后也依然維持著這一模式。不過，改革確實對日本社會帶來了重大的影響。森口千晶教授和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Saez)教授也認同這一點，日本沒有發生收入結構反彈現象的理由可以歸結為駐日盟軍占領時期實行的民主改革及其隨后實行的制度演變等。
土地改革、解散財閥和臨時財產稅等法律和政策的實施，為日本國民帶來大量的土地、股票和家庭財產的再分配成果，消除了財富集中現象，使資本盈利長此以往地得以平準化。另外，皮凱蒂也進一步指出，戰爭時期征收的高額累進所得稅以及遺產稅因此實現制度化，使財富集中變得更加困難。
在這樣的制度基礎上大放異彩的是日本高速經濟發展時期的“日本式企業組織系統”。系列企業和主力銀行取代個人資本家相互持有彼此的股份，戰前常見的資本家經營者或者專業雇用經營者都被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一掃而光。他們的位置被那些從企業內部晉升上來、被戲稱為“三等高管”的職業經營者取而代之，與戰前相比，股票紅利、高管報酬都大大地降低了。
由于終身雇用制成為前提條件，所以企業對體力勞動者也不惜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在白領雇員與體力勞動者之間工會組織原有的隔墻越來越低，逐步形成了一個從公司員工中提拔錄用高管等“經營者/雇員共同體”系統。因此，可以說,這種日本企業組織系統的目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提高底層人口的生活水平，所以在趕超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它就會成為日本經濟自高速發展時期到穩定增長時期“平穩發展”的原動力。
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創建完善的企業組織系統，既重視個人卓越才能的發揮，更重視企業團隊精神，能夠引導眾多職員煥發勞動熱情的組織系統由此定型并被普及。在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賽上表現超凡的黑田之所以回到廣島，也是由于深受團隊魅力感召的緣故。在企業組織系統當中，經常獎勵技術革新活動，提高底層人口生活水平，降低最上層人口收入被運用得更加得心應手，所以它能夠不斷地把員工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力充分調動起來。
三、日本的貧困問題與“發展”保持不即不離
在其后的日本社會，超富裕階層人口所占收入份額自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起開始轉為上升趨勢，到2008年創下戰后最高水平的峰值記錄。盡管如此也僅僅占2.6%，而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起所占份額快速增加，至2012年高達8.8%，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同年，日本超富裕階層人口的平均收入大約是5500萬日元，美國是3.8億日元，大約是日本的7倍。次貸經濟危機發生后，日本最上層人口的收入增長勢頭有所降低。我們僅從這些數據來看，仿佛就能看到企業一直維持著“經營者/雇員共同體”的狀態。毋庸置疑，當這種日本式企業組織系統處于趕超發達國家階段時總會發揮出它應有的功能。此外，在那個時代，只要進行改良改善型的技術革新就足夠了，最終日本經濟也因此走上了順利發展的道路。
然而，如今已經切換到“創新和信息化時代”。即便在日本企業里，創立獨一無二的新理念也不得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然而，令人一直深感疑問的是，日本的社會現狀果真具備能夠產生異質性設想的組織條件嗎？
在“智能制造和信息化時代”，還有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是，如果日本公司不能像美國的明星制系統那樣，對于成績突出的個人給予豐厚的報酬，以及其他引人入勝的充分條件，那么日本的勞動市場是否會因為全球化的發展而放任人才自由流失國外呢？
總之，從美國回到廣島東洋鯉魚球隊的黑田或者重返東京大學經濟系巖井克人教授等人的情況都屬于例外，而優秀的人才難道不是都向往皮凱蒂形容的“具有令人羨慕不已的自由度”那種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球隊以及大學和研究所嗎？人才的流失會讓日本社會直接失去活力。
但是，我們發現，比這種憂慮更加令人擔心的是前面提到的阿部等人的主張。他們認為，日本社會存在的問題，其中重要的好像并不是被皮凱蒂歸類的“糟糕到粗陋不堪的圖表”的50%下層階級人口，尤其是在10%—20%底層人口之間發生的問題吧？總之，如若論及日本，我們單憑數據是不能掌握2000萬獎金卻無需納稅的人的實際收入情況的。
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非正規就業人數增加等因素，我們看到下位收入階層人口規模在擴大，但是要想獲得這種數據庫，只能通過家庭經濟基礎調查，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而且，即使以此為基礎計算出的基尼系數，也能清楚地表明近年來日本顯著的不平等狀況。這個數據比任何語言都能雄辯地說明前面所看到的圖1中基尼系數上升的實際情況。
還有一點，造成基尼系數上升的原因即使含有老年人家庭戶數擴大的成分，我們也能看到家庭經濟基礎調查所表示的曲線圖硬把年輕人拉到非正規雇用類型之中，事實上如今每月依靠不到10.2萬日元生活的貧困者在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竟然超過2000萬人。可以說。貧困正在吞噬著日本訪談“2000萬人的貧困”，發表在2015年3月23日《日經商務》周刊。
日本的貧困問題并不是老年人的問題，而是年輕人的問題，同時也是日本的社會問題。貧困使得年輕人向非婚模塊漂移，而這種現象正在推動少子化快速擴大。正規·非正規就業問題對于女性參加勞動的比率、性別差距等都會給予重大影響。它不僅表明日本型“1.0賺錢模式”原有的功能缺陷，而且也凸顯出“2.0賺錢模式”存在的許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應該被作為“病理”的病例就是“黑色企業”。
日本的不平等問題正在背離當初單純追求“發展與差距”之間最佳平衡關系的原則精神。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在探討日本社會為何產生貧困的同時，努力探究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和新的系統模式。
日本與瑞典或者丹麥等北歐各國不同，當它從一個極端不平等社會向平等社會蛻變的過程中，竟然同步成就了經濟高度發展的夢想。如何靈活運用這一寶貴經驗？能否創立新型系統模式？可以說，如今日本的復活能力正在經受考驗。在此，我們需要找到一個連皮凱蒂都未曾想到過的、獨具日本特色的模式，展現日本社會從戰前向戰后過渡的軌跡。
第二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上流社會掌握大部分消費
一、皇族和貴族掌握大部分消費
雖然經過明治維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統治，但是這場革命的本來目的就是要創建一個避免成為歐美殖民地的國家，它并不是一場市民革命。當時明治政府效仿西歐基督教國家，擁戴信奉神道教的天皇為國家君主，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體制也不過是從江戶時代的身份等級制度“士農工商(官吏、農民、工匠、商人等四民)”過渡到以朝廷為頂點的皇族、華族(日本貴族階層)、士族(大致指舊藩制下的武士階層)、平民等新的身份等級制度而已。
盡管如此，在明治和大正年代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主要有以下三點。
（1）向資本家(工商業者、地主)組成的財閥系列大企業進行資本投入。
（2）從企業向大股東通過高配額紅利實現利潤還原并向董事支付高額報酬。
（3）來自資本家的財富積累和資本再投資。
戰前，日本社會存在“有閑階級”，即純粹的消費階層。這些人主要包括華族、產業貴族和不在本鄉的大地主等階層。1899年，美國經濟學者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Veblen)出版了《有閑階級論》，他在著作中指出，正如封建時代的歐洲或封建時代的日本那樣，有閑階級制度發展到鼎盛期的標志就是“野蠻時代”的文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具體表現。
這是因為，真正的有閑階級除了應具備識別眼力以外，還需要擁有能夠鑒別那些從貴重品到劣等品在內的消費品及其品質微妙細節的資質。可以說培養有閑階級的生活禮法是建立在適合凸顯閑暇或凸顯消費這種規范細節之上的藝術。
由于有閑階級是社會中的特殊群體，所以我們總是質疑他們按照“高級”、“高貴”的標準鑒別“物有所值”的眼力，更甚于他們從現代社會司空見慣的人類愿望或知識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獲得的快樂以及愛好。
在這部著作中，托斯丹·范伯倫攻擊“鍍金”的金融資本家所擁護的企業理論和價值體系，他在論述時指出，雖然擁有財富是一種能夠帶來名譽的行為，但是“那種行為卻是讓他人產生嫉妒心理的比較模式”
托斯丹·邦德·范伯倫(ThorsteinBundeVeblen)：《有閑階級論》(高哲男譯)，筑摩書房1998年版。
例如，大正年代曾到法國留學的皇族、朝香宮鳩彥親王和允子王妃在東京的舊居，盡管現在已變成為東京庭院美術館，但是那里依然保留著當時的生活情景。
朝香宮是那位從風云激變的幕府末期至明治維新時代幸存下來的久邇宮朝彥親王第八子鳩彥王于1906年創建的王府，他的王妃是明治天皇的皇女。鳩彥王在陸軍大學服役期間，自1922年起為了研究軍事單身赴法國留學，不幸遭遇交通事故。于是，允子公主以照料病人的名義趕到巴黎與他相聚，所以夫妻一起長期僑居在法國，直至1925年歸國。
三井長房長孫家系第十代掌門人三井八郎右衛門高棟陪同夫人苞子和長女慶子，是與三井財閥的統帥團琢磨等人一起出國旅行的，其中一站就是于1910年訪問了巴黎。在苞子的日記中也有“巴黎喜歡時裝比較”的記載，她還在日記中寫了許多巴黎人在穿著打扮方面的印象記，同時日記也記錄了苞子和慶子急不可待地去當地裁縫店定制新禮裙的小插曲。無獨有偶，日本的允子王妃剛到巴黎就立刻購買了禮裙以及小件配飾品等15件用品，才算備齊了自己在巴黎符合身份的服飾用品。總共花費24800法郎，按日元兌換率相當于3435日元。這個數額是當時一個大學畢業生參加工作第1年工資水平的4年總和青木淳子著：《巴黎的皇族摩登主義》角川(KADOKAWA)出版公司2015年版。
待到服飾用品等一應裝束都準備停當，王妃就開始出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巴黎街區去，或者愉快地觀看戲劇表演，或者在百貨店自己選購帽子或鞋子等物品。當時的法國正處于裝飾藝術(ArtDeco)的鼎盛時期，朝香宮夫妻對那種講究形式美的藝術醉心不已，于是就委托法國藝術家亨利·拉潘(HenriRapin)為自己的王府設計主要房間的室內裝潢等，積極采用裝飾藝術的精華。現在這座王府就是東京都庭院美術館的前身。該王府建成于193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就被沒收，曾經被當作吉田茂外相、首相兼外相期間的臨時官邸。
戰后，盡管皇族人數被減少到很小的范圍內，但是當秋筱宮家的佳子公主20歲首次正式參加公務活動之際，她頭上戴的皇冠與項鏈、手鏈等5件裝飾品的價值卻高達2793萬日元。按照大學畢業生的第一年工資標準來看，這個數值相當于其7年工資收入的總和。不過，如今皇冠頭飾是皇族參加正式公務活動的必用品，屬于國家財產。
在此，筆者再舉一位明治時期出身于較低門第、后來飛黃騰達的代表性人物，即號稱與伊藤博文相媲美的山縣有朋，并看看他的生活狀況。山縣有朋，不僅作為軍人榮膺元帥，同時作為政治家還出任過首相，而且躋身貴族階層，成為爵位最高的公爵。
現在，“椿山荘”和“四季酒店”等設施所占用的約2萬坪(1坪=3.3平方米)的土地就是當年山縣有朋在東京的住宅。山縣有朋對日本庭園情有獨鐘，并傾注極大熱情精心修建，他在京都的別墅無鄰菴、小田原的別墅古稀庵等都是著名的庭園。
以“椿山”這一地名命名的“椿山荘”屬于林泉回游式庭園，園中景物豪華流麗，是日本園林界的佼佼者。其造園地位于視野絕佳的山丘之上，南邊越過牛入街道即可看見皇宮的森林，西邊可遠眺富士山，北邊遙望筑波山，東邊是一望無際的房總半島景觀，山縣有朋親自操辦和指揮相關的修建事宜。他因地制宜，巧妙地利用變化豐富的起伏地形，最終出現在人們眼前的是一座讓普通造園師們意想不到的、眺望視野廣闊浩蕩的名園。
我們只要數一下維護庭園的園林工、輔助主人舉辦活動的管家等人數，就可推算出其每年的維持管理費用肯定要超過1億日元以上，從中能夠想象到他的生活何其奢華排場吧。另外，據說當時以明治天皇為首政界、財界和官方行政的首腦人物頻繁登門造訪，召開重要會議，其如日中天的權勢也可窺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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