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在現代國家所發揮的功能來看，它通常有如下四種功能形態：文化本身的形態與結構、文化的制度與生產、文化的分配與轉化、文化的認同與信仰。文化的上述四種功能形態，均有助于“國家質量”（組織質量、制度質量、精神質量、發展質量和治理質量）的提升。《文化提升國家質量：中國發展的使命》試圖論證：文化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第二推動力，“以文化提升國家質量”是當前中國發展的使命。《文化提升國家質量：中國發展的使命》既一般性地探討了文化對于當前中國“國家質量”提升的重要意義，亦從文化復興、文化發展和文化建設等方面，對華夏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當代中國的文化復興、儒家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功能、轉型中國文化認同建構的正當法則、當代中國文化的多樣共生、國家意識形態的重構、新時期文化強國的打造和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國國際形象的樹立等戰略性、前沿性的理論課題進行了介入性的學理分析，并對有助于提升“國家質量”的重大文化戰略和議程進行了建設性的探討。
在現代學科體系中，并不存在“文化學”這門學科。因此，在很多人眼中，“文化”似乎是一個沒有專業門檻的領域。不僅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者可以談論文化，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領域的專家，乃至任何受過高等教育的普通民眾，都可以討論與文化相關的各種問題，比如文明復興、人文精神、文化軟實力、教育改革等話題。于是乎，“文化”既顯得重要無比，又在作為文化再生產之核心的學術研究中處于“妾身不明”的尷尬地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吊詭。
不過，我們大可不必為此擔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文化”的這種超越學科的地位，使得它更具有公共性，與之相關的問題亦更易進入公共商談（public discourse）的領域。在現時中國，與“文化”（特別是文化重建）有關的話題，正在成為官方、知識界和公共領域共同關心的公共話題。
歷史地看，至少有三個歷史契機的相互交疊使得當下中國的文化重建——或日“重建文化中國”——成為一個公共話題。
第一，當下世界日益顯現的非西方世界整體崛起的“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中華文明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歷史契機，即對現代性的歷史“起承”進行反思與對全球性的未來“轉合”予以期待之間的相互交疊，為中華文明帶來了“貢獻世界”的契機。隨著以中國、印度、巴西、南非、俄羅斯等“金磚國家”（BRICS）及其他非西方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崛起，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在全球結構或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已然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歷史性變化，并正在推動西方國家過去五百年主導世界的格局受到挑戰。作為非西方世界整體崛起的領頭羊，中國的文明復興及其世界性作為在人類現代文明史上被寄予了前所未有的厚望。近年來興起的“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世界歷史進入中國時刻”甚或“中國統治世界”等等論說，正是對中華文明“貢獻世界”之歷史契機的洞察和回應。
第二，中國自晚清以來所面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中國“軸心”時代文明遺產的自我超越帶來的歷史契機，即對中國“軸心”文明遺產的歷史“起承”進行反思與對其實現自我超越的未來“轉合”予以期待之間的相互交疊，為中華文明帶來了實現“自我轉圜”的契機。從歷史上看，發源于印度的佛教和肇興于西方的現代文明，是中國煌煌數千年文明史上面臨的兩個最大的外部文明挑戰。然而，后者帶給我們的挑戰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上均遠勝于前者，因為這種挑戰不惟關涉生活世界的個性（自我認同和信仰）和文化（文化再生產的方式和內容）領域的根本變化，抑且涉及社會領域，以及以社會為背景的經濟系統和行政系統運行機制的根本轉型。這種挑戰自晚明時期（15世紀末16世紀初）西方傳教士進入時已然顯現，但彼時主要在生活世界的個性和文化領域產生影響。晚清以還，隨著中國在中西方多次正面交鋒中節節敗退，它開始全面蔓延至社會領域，以及以社會為背景的經濟系統和行政系統中，從而給中國帶來了具有“亡國亡種亡教”之危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中華文明“自我轉圜”的實質內容，如何“接榫、吸納、轉化乃至超越”現代文明秩序，對當下中國來說顯然仍是未竟之業。
第三，20世紀以來為回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選擇的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下為我們帶來的新的歷史契機，即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起承”進行反思與對其實現自我超越的未來“轉合”予以期待之間的相互交疊，為中華文明帶來了“自我整合”的契機。正如筆者在本書第七章指出的，改革開放所承諾的文明前景是一種社會主義新文明體系，而這種新文明體系應由現代文明體系、中華文明的“軸心”文化遺產、中華文明的其他文化遺產及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遺產，在現時中國社會主義共同政治文化（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鐵律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價值目標）的范導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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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國東，法學博士，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兼任院長助理、院價值建構研究項目主任及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職，美國圣路易斯大學哲學系訪問學者（2015-2016）。主要學術興趣：法哲學、社會政治理論、法社會學、法律文化及近世和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目前，除從事思想史研究外，主要致力于闡發一種“作為轉型法哲學的公共法哲學”理論模式，并進行“轉型法哲學”的介入性學理分析和實體性理論建構。著有《合法律性與合道德性之間：哈貝馬斯商談合法化理論研究》，另出版編著、譯著和合著多部。
第一章 文化如何提升國家質量（孫國東）
一、告別“文化虛無主義”
二、文化促進現代國家成長的歷史與理論
三、從“增量發展”到“質量發展”
四、何為“國家質量”？
五、全面提升中國的國家質量
六、文化作為戰略抓手
七、文化提升國家質量：中國發展的使命
第二章 中國轉動世界：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淵源（周寧）
一、漢唐中國：創立歷史上的“華夏文化圈”
二、宋元中國：從世界文明的中心到轉動世界的軸心
三、明清中國：啟發西方啟蒙運動時期的“中國潮”
四、“衰落年代”中國文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五、中國文化的復興與現代化的“華夏文化模式”
六、普適價值關懷：“華夏文化模式”的世界意義
第三章 舊邦新命：以文化復興接續國家命脈（孫英剛）
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文化復興的定位與使命
二、唯其艱難，更須變革：中國文化體系的現狀與分析
三、重塑魂魄，再造傳統：中國文化復興的戰略目標
四、守正創新，形神并舉：中國文化復興的戰略舉措
五、價值重構、深入心靈：中國文化復興的關鍵突破點
第四章 論“禮治”的當代意義（姜義華）
一、禮：貫串于倫理性實體的制度化責任倫理
二、責任倫理在百年三大挑戰的浴火中重生
三、禮的歷史傳承與當代革新
第五章 “新綱常”概說（何懷宏）
一、為什么要提出“新綱常”？
二、“新綱常”的基本特點和主要內容
三、“新三綱”
四、“新五常”
五、“新信仰”與“新正名”
第六章 儒學與中國現代社會秩序的塑造（陳喬見）
一、當今中國社會的問題與危機
二、重提義利之辨，禁止官府和官員與民爭利
三、糾正公私關系，實現藏富于民
四、明確公私領域，確立官場規矩
五、弘揚儒家道德，塑造社會公德
六、 澄明儒家忠德之真諦，重構職分觀念和職業精神
七、發揚儒家議政傳統，培養公共理性，完善民主問責機制
第七章 共同政治文化范導下的國家中立性：轉型中國文化認同建構的根本法則（孫國東）
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從傳統到現代
二、社會主義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現代建構
三、以“共同政治文化范導下的國家中立性”促進新文明體系的形成
第八章 當代中國文化的多樣共生（吳海江）
一、文化興盛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標志
二、文化沖突、思潮群涌及主流意識形態的式微
三、多樣共生、多元一體與和諧繁榮
四、文化自覺、文化自信與文化自強
第九章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邏輯與哲學基礎（丁耘）
一、中華文明的特征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期
二、中華傳統的根本特性
三、斗爭、和諧與中道：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
第十章 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戰略構想（蘇勇）
一、文化產業的昨天：從一國的批判到全球的共享
二、文化產業的今天：支柱性產業、軟實力競爭等關鍵詞紛紛涌現
三、文化產業的明天：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四、文化產業發展建議
第十一章 全球化時代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孟建）
一、中國國家形象國際傳播的歷史與現狀
二、中國國家形象國際傳播的復雜路徑
三、中國國家形象國際傳播的深層闡釋
四、破解中國國家形象國際傳播難題的戰略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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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提升國家質量：中國發展的使命》：
三、重塑魂魄，再造傳統：中國文化復興的戰略目標
我們說的文化復興并不是簡單地將以往的文化傳統復原，而是基于開放創新的文化重建。中國文化復興之路不是復舊，不是復古，是振興，是創新，是突破。歷史的發展絕非只存在唯一的路線圖。人類歷史經歷過無數次“現代化”，各個文明實現飛躍的途徑和模式并不相同。如上文所論，西方的現代化是植根于西方自身的文化傳統之中的，中國的現代化卻在百余年中以消解中國文化主體性來實現現代化，付出了慘重代價。中國的現代化，不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等領域的現代化，也必須植根于自己悠久的文化傳統中。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必須植根于中國自身文化傳統之中，才能持久和穩健。也只有文化的崛起，中國才不再是一個邊緣國家，在價值觀、宗教觀、體制性等各個方面發出自己的聲音，重新參與人類文明進步的道路設計和精神指引。
（一）以“再中國化”重塑文化自信心
在經歷了百余年的“去中國化”之后，我們需要思考，我們是否要放棄以往的文化失敗主義、文化自卑主義，代之以“再中國化”，找回自己的核心價值，找回中國文化的魂魄，再造傳統。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可能是在既有的建立在西方文化傳統之上的國際游戲規則內實現，而是依托自身的文化傳統，改變國際游戲規則，優化全球的資源配置。中國的強大，絕不僅僅是經濟實力的強大，人們思想、觀念、認識、心靈的變化才是最偉大、最深刻的進步。任何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支撐，技術和制度只是文化土壤上長出的智慧之果。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最終標志是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被接受，以致被向往。
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全球都遭遇著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原教旨主義的盛行。不論是美國對自身信仰、文化體系的堅定維護，還是不斷崛起的伊斯蘭極端教派，比如阿富汗的塔利班、中東的伊斯蘭國等，與中國相關的，比如日益猖獗的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實質，就是極端文化主義，認為自己的信仰和文化遭遇威脅，要回歸自己的文化傳統，回到經典去。占據世界秩序核心的文明體，比如美國，其原教旨主義表現在對自己地位的維護，堅定認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主體，而其他國家只是邊緣和補充；自己代表普適（universal）價值，而其他文明只具有區域性（local）的價值。被擠壓到世界秩序邊緣的國家或者群體，則更加執著乃至扭曲理解自身的信仰和文化體系。一般認為，人類文明可以分為世界性的文明和區域性或者民族性的文明兩種。每種文明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均扮演過不同的角色，發揮了各自的作用。屬于世界文明的大體上有西方現代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國文明。現在占據優勢地位的，就是脫胎于歐洲傳統宗教和文化的西方現代文明。不過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現代文明并非從開始就具有世界文明的屬性，而是由歐洲地區文明發展起來的。在人類文明進步和社會發展進程中，中國文明曾經長期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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