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圍繞一個問題展開: 當人工智能成為人類新的交流伙伴之后, 傳播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本書首先從媒體技術發展的角度探討人工智能這個正在崛起的交流對象的特性以及它所代表的趨勢開始, 繼而從使用的角度, 逐一討論人-人工智能交流的交流模式、倫理、一致性、人性、人格、擬人化等方面的特點, 以及這一交流區別于人-人交流的地方, 會帶來何種個人效應以及社會整體效應。
寒冬之后,奇點之前。
不管我們是歡迎還是抵制人工智能,這一天遲早會到來。奇點尚未到來,但經歷了幾起幾伏之后,人工智能終于告別了寒冬。這一次的春天似乎跟之前的幾次不太一樣,也許奇點真的近在咫尺。所以,在奇點來到之前,我們需要做好準備。
引言
寒冬之后,奇點之前
2015年10月21日,全世界科幻迷歡慶的“回到未來日”(Back-to-the-future Day)。在1989年的經典科幻片《回到未來Ⅱ》中,主角馬蒂·麥克弗萊(Marty McFly)和布朗博士(Dr.Brown)乘著時光機穿越到了2015年10月21日,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回到未來日故此得名。影片中展示的不少“未來科技”,比如可穿戴設備、體感游戲、3D投影等早已進入現代人的生活。雖然磁懸浮滑板、飛行汽車和時空穿梭之旅尚待實現,但是這部20多年前的科幻電影以其撩動情懷的方式提醒著每個人:科幻與現實,距離其實沒有那么遠。
另一個例子便是人工智能
2015年,孕育的一年。新媒體技術領域看似平靜,實則波濤暗涌。之前被無數人稱道的社交媒體開始放慢了“野蠻生長”的速度:世界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在歐美發達國家進入瓶頸期,Twitter上用戶的活躍度大幅度下降;而在中國,微博處于與Twitter同樣的困境。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統計數據,微博的活躍用戶人數從巔峰時期的3.09億人次下降到了2.04億人次;人人網進入被緬懷的階段,只有少數用戶偶爾上去懷舊一下;即使是風頭*勁的微信,增長也日趨緩慢。面對這樣的局面,業內和學界發出同樣的疑問:接下來是什么?
今天,我們站在人工智能時代的門口,頗有若干年前無敵艦隊駛出海格力斯柱直布羅陀海峽兩岸邊聳立的海岬,希臘神話中英雄海格力斯出行中的*西點,后被視為通向新世界之門。的意味。我們的耳邊同時混雜著叫好聲和質疑聲。這樣的場面我們并不陌生。就在不到三十年前,互聯網剛剛在公共領域崛起之時,早期網絡的擁躉者們紛紛預言互聯網將會實現烏托邦社會的理想。然而很快,人們失望地發現互聯網上出現了虛擬空間的殖民化,信息獲取的不平等以及政府的信息監控等,于是烏托邦的幻夢就隨著21世紀之初互聯網泡沫的破裂而消亡。伴隨而來的是反烏托邦的觀點,即未來并非呈現玫瑰色,而是帶著灰暗色調的類似“1984”末世情結的悲觀前景。當然,今天的學界在互聯網帶給人類社會的影響上普遍持中立的溫和觀點。
對人工智能褒貶不一的態度從人工智能誕生之初便開始了。1949年,為了抨擊正在興起的計算機技術和控制論,英國著名腦外科醫生杰弗里·杰弗遜爵士(Sir Geoffrey Jefferson)發表了名為“機械人的思維”的演說。演說中,杰弗遜暢言了一段后來被廣為引用的激昂排比句:“除非有一天,機器能夠有感而發,寫出十四行詩,或者譜出協奏曲,而不只是符號的組合,我們才能認可,機器等同于大腦——不光要寫出這些,而且還要感受它們。任何機器都無法對成功感到喜悅,對電子管故障感到悲傷,對贊美感到溫暖,對錯誤感到沮喪,對性感感到著迷,對失去心愛之物感到痛苦。”
工業革命期間,機器問題(machinery question),即機器替代人是否會導致大面積失業的問題,曾引發廣泛討論。如今,機器問題再度出現,只不過這一次的主角晉升到了人工智能。2012年,兩位來自MIT數字經濟中心的教授埃里克·布林約爾松(Eric Brynjolfsson)和安德魯·麥卡菲(Andrew McAfee)在《與機器賽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一書中表達了人類勞動力大量被機器替代的悲觀觀點。然而,他們在2014年的新作《第二機器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走向了樂觀的一面。布林約爾松教授近期在TED的演講里疾呼:“只有當人與機器展開有效的合作,才會立于不敗之地。”另一位作者麥卡菲教授則直接引用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觀點:“技術是上帝的禮物。在生命這份禮物之后,技術這份禮物可能是上帝*偉大的禮物了。它是文明之母,藝術之母,科學之母。”
我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兩位經濟學家的態度如此迅速地在兩年時間里從悲觀轉變為樂觀。然而其他的人工智能悲觀主義者似乎立場更堅定一些。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著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一貫對人工智能持審慎態度。科技界的傳奇人物特斯拉 CEO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更是認為人工智能比核武器還危險,是人類生存的*大威脅。2015年,埃隆·馬斯克、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 CEO杰米斯·哈撒比斯(Demis Hassabis)、史蒂芬·霍金,以及上百位人工智能研究專家共同簽署了一封號召禁止人工智能武器的公開信。在眾多關于人工智能正面及反面的觀點中,我個人覺得*有啟發的觀點是人工智能對民主的威脅。眾所周知,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而未來人工智能大量替代中層的技術工作,帶來“職業兩極化”的風險,勢必導致中產階級分崩離析,進而瓦解今日的民主形式。
另外,越來越多的公司將人工智能運用到商業領域,例如谷歌的Google Now、蘋果的 Siri、微軟的Cortana等。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礎上的社交機器人也層出不窮,比如國際上*款家庭使用機器人Jibo,日系的仿人機器人Nao和Pepper,國內領先的家庭陪伴機器人Alpha,教育機器人Buddy等。硅谷傳奇人物、觀察家及預言家凱文·凱利(Kevin Kelly)也將人工智能譽為下一個*熱的創業機會。2016年6月,《經濟學人》發表封面文章,從技術、就業、教育、政策、道德五大維度深度剖析人工智能革命。該文引用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數據,說明了人工智能正在促進社會發生轉變,這種轉變比工業革命發生的速度快10倍,規模大300倍,影響幾乎大3 000倍。在歷數了種種人工智能的威脅論之后,文章以務實的角度指出,我們應該歡迎人工智能,而不是害怕它。
不管我們是歡迎還是抵制人工智能,這一天遲早會到來。2015年12月11日《科學》雜志的封面文章石破天驚地指出機器實現了自我學習。盡管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美國發明家,未來學家,人工智能“奇點理論”的提出者。口中的奇點尚未到來,但經歷了幾起幾伏之后,人工智能終于告別了寒冬。這一次的春天似乎跟之前的幾次不太一樣,也許奇點真的近在咫尺。所以,在奇點來到之前,我們需要做好準備。
縱觀人類的科技文化思想史,我們不難發現:人類思想文化的積累每每落后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幾個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宛如在荒野里野蠻生長,而后驗性質的社會科學僅僅偶作回應。也許,這一次我們可以做一個新的嘗試,試著讓社會科學作為燈塔,為這次繼哥白尼革命、達爾文革命、神經科學革命之后的第四次革命——圖靈革命(Floridi,2014)提供一些指導,甚至發出一點中國的聲音。
在《第四次革命》一書中,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信息哲學家盧西亞諾·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總結了人類的四次自我認知革命。*次革命發生在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發表《天體運行論》,讓世人意識到人類并不是被造物主眷顧而被安排在宇宙的中心,從而迫使人類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與角色。發表于1859年的《物種起源》帶來了第二次革命。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書中駁斥了人類是萬物之靈的觀點,指出所有生物都來自共同的祖先,并在自然選擇下不斷進化。第三次革命來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著作,將人類具備有意識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控制的能力這一假象擊得粉碎。而艾倫·圖靈(Alan Turing)在1950年發表的經典論文《計算機器與智能》則使人類再一次拋棄自己獨一無二的觀點,因為機器也可以具備智能,并可以替代人類執行越來越多的任務。
從一個問題出發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問了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以光速運動,他會看到什么?從這個問題出發,愛因斯坦發展出了廣義相對論。艾倫·圖靈問了一個問題:機器會思考嗎?從這個問題出發,圖靈打下了人工智能大廈的地基。提出一個好的問題,往往比這個問題的答案本身更重要。
這本書也是從一個問題出發,那就是:當人工智能成為人類新的交流伙伴之后,傳播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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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回答這個問題并不容易。深知這個問題難度的我,并不敢奢望能在一本書里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做的,只是在這本書中,從各個方面把這個問題問清楚。然而,我發現,即使只是想提出問題的各個方面,已經是困難重重。究其原因,是因為人類的交流,從來都沒有簡單過。
交流的目標是思想的無障礙分享。然而從古至今,這樣樸素的目標幾乎沒有被實現過。從西方巴別塔的隱喻,到東方“道可道,非常道”的箴言,不同種族的人們都苦于交流的困境。失望之余,人類把目光投向其他智能體,動物、外星人、超自然力量,甚至鬼魂……我很贊成美國傳播學家約翰·彼得斯(John Peters,2003)在《交流的無奈》一書中表達的那種略顯悲壯的觀點:人與人之間是“無限遙遠的距離”,而交流是“沒有保證的冒險”。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人類的身體很遺憾地并不具備完成這樣一個“沒有保證的冒險”的生理條件。我們的視覺受限,聽覺不足,詞不達意,思想含糊不清。我們每每需要借用外力才能將交流深入一步。在這些外力里,機器越來越成為不容忽視的力量。而人與機器的關系卻隨著兩者的力量對比變得時好時壞。從蒸汽機的*聲轟鳴劃過長空開始,形形色色的盧德分子盧德分子(the Luddites)是19世紀英國紡織工人的一個團體,以毀壞機器的方式抗議工業革命帶來的機械化。后用來泛指反對技術進步與產業調整的人。和技術樂天派就展開了拉鋸戰。他們并不總是不同的人,他們可能同時存在于我們每個人身上。在今天,即使技術已然與我們水乳交融,我們仍然有抑制不住的沖動想將技術排除在身體之外。我們幻想能通過技術實現交流的理想,卻不得不祭上我們的自由。
我們還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就被拋進一片未知之地。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將遭遇一個全新的交流對象——人工智能。它是否會像美國著名媒體生態學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所恐懼的那樣:“一旦造出機器,我們總會大吃一驚,發現機器有自己的想法;除了有能力改變我們的習慣,還能改變心智的習性。”除了拭目以待之外,我們還可以做一些準備。
本書的定位
十多年前,我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念本科。在那個從來不缺天才的校園里,我見識了各種各樣才華橫溢的人。有一次,一個同學說了這樣一句話:“我覺得牛頓提出三大定律,其實是把物理學引上一條歧途。”也許你聽到這句話的反應與我當時的反應是一模一樣的:這分明是胡說八道。但我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樣,緊接著閃過這樣的念頭:真的是這樣的嗎?萬一真是這樣呢?
我在求學和研究階段受益于很多聰明人的影響和啟發,與他們直接或間接的交流幫助我打造出我的認知大廈。然而,對我而言,后來那些無數次有趣并富有啟發性的談話,都沒有若干年前那句出自一個大三同學的無心的話來得影響深遠。在那個形成自我對世界的獨特認知的關鍵時期,也許,事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質疑*、質疑根本的勇氣和態度。如果我在今天還能略為驕傲地認為自己是一個有著一點批判精神的研究者的話,那么,多年前那句別人口中無意說出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話對我的沖擊,應該是我能想到的開啟這扇門的關鍵閥門之一。
用今天流行的網絡用語來說,這應該叫作“腦洞大開”。我曾經受益于各種各樣腦洞大開的思想和觀點,現在,我想同樣帶給你這樣的思維游戲。你可能不會認同我在書中闡述的觀點,但是,沒有關系,只要這本書能引發你一些思考,打開你的一些腦洞,那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當然,有必要在開始這段思維之旅前給這本書一個明確的定位。首先,這不是一本預測未來產業趨勢的書。本書討論的問題遠遠不到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2015)所擔心的超級智能的情形。本書討論的人工智能尚未具有自我意識。按照強人工智能與弱人工智能的劃分,本書討論的還僅僅是針對現階段出現的人工智能技術,即弱人工智能。其次,這本書雖然涉及人工智能的范疇,但是它絕對不是一本技術層面的書。本書*終的定位還是社會科學領域的著作。盡管本書的很多觀點是基于對于未來的預測(我盡量將它們保持在合理范圍之內),但是它還是盡可能遵從嚴格的社會科學學術寫作規范,支持觀點的論據我都盡量使用原始文獻。同時,我無意過多糾結于技術術語的考量,比如機器人與人工智能的區別。當然,既然是可以與人交流的技術,那么具有或多或少的與交流相關的智能是基本要求。所以純機械的機器人,比如工業機器人,就不在討論范圍之內,即使它也稱得上具有了運動方面的智能。
我以為,為學就是一個不斷打破邊界的過程,打破認知的邊界,也打破學科的邊界。本書起源于一個簡單的問題,然而尋找答案的過程并不簡單。計算機科學、心理學、倫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學科,并非我的專業領域,卻不得不一一拾起。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也在不斷構建和優化自己的知識結構,受益良多。如圖靈的助手杰克·古德(Jack Good)所言:“極端獨創性的一個方面,就是不將庸人口中的真相視為真相。”我不敢妄稱具有極端的獨創性,但至少嘗試著質疑一些所謂的真相。
本書的結構
本書分成四章。*章為鋪陳,從媒體技術發展的宏觀角度探討人工智能這個正在崛起的交流對象的特性以及它所代表的趨勢。第二章著力于傳播的模式,從使用的角度,逐一討論人—人工智能交流的交流模式、倫理,交流的一致性、互動性、人性、人格、擬人化及文化差異等方面的內容,指出每一方面區別于人—人交流的地方。第三章討論人—人工智能交流的效應,包括陪伴效應、自我映射效應等。對理論的綜述也集中于此。第四章是結論部分,將展開對既有的反思以及對未來的預測。寫作過程中,我盡量將這幾章按照起承轉合的順序進行邏輯安排,但作為讀者,你大可不必按部就班進行閱讀。
我希望這本書的閱讀過程就像一群人一起登山的過程。有些人看到山上的巨石,有些人遙望遠方的云海,有些人欣賞一路上的參天大樹,而我看到天上正在飛過的一群鳥兒。于是,我把這段景色分享給大家。這不是居高臨下式的教導命令,也不是無關痛癢的自言自語,而是飽含熱情的分享。因為我知道,我的讀者同樣是一群有著強烈好奇心,在各個領域里披荊斬棘的創新者。我們看到不一樣的風景,我分享給你們我的視角。同樣,你們也會分享給我你們的。
閱讀需愉悅。希望你在這趟思維之旅中隨時保持愉悅!那么,就讓我們開始吧。
參考文獻:
[1] Floridi L.The 4th Revolution:How the Infosphere is Reshaping Human Reality[M].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 尼克·波斯特洛姆.超級智能:路線圖、危險性與應對策略[M].張體偉,張玉青,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 約翰·彼得斯.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M].何道寬,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牟怡,博士,上海交通大學特別研究員,媒體與設計學院傳播學專業副教授,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副主任。本科畢業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分別在美國波士頓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和康涅狄格大學獲得化學碩士、傳播學碩士和傳播學博士。同時擔任10種國際學術期刊的邀請審稿人,曾獲得過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會、美國傳播學會、上海交大—國際傳播學會國際新媒體論壇*論文獎等榮譽。長期致力于新媒體技術在社會各個領域的應用與效應的研究,尤其在人機傳播和技術在健康傳播的應用等領域著述頗豐。
作為跨界的研究者,牟怡博士主張從問題出發,打破既有的學科界限。近年來關注的領域跨越傳播學、心理學、公共健康、人工智能、認知科學、技術哲學等。目前的研究課題嘗試摸索人與智能機器的交流模式,并從跨文化的角度將本土文化特點融入其中。
關于作者的學術著述,請參見網址www.mouyi.me。
Contents
目錄
傳播的進化:人工智能將如何重塑人類的交流
引言
*章人工智能:正在崛起的交流對象
*節機器與人
第二節智能與人工智能
第二章傳播的模式
*節傳播模式
第二節倫理的困境
第三節交流的一致性
第四節互動性
第五節人性
第六節人格
第七節擬人化
第八節文化的差異
第三章傳播的效果
*節人機傳播
第二節陪伴
第三節自我折射
第四章傳播的進化
后記
人名索引
Chart directory
圖表目錄
表2-1麥克雷和科斯塔的人格五因素模型077
表2-2Twitter上的表情符號歸類094
圖1-1達·芬奇的機械騎士及內部模型組件013
圖1-2坐落于上海交通大學校園里的艾倫·圖靈銅像018
圖2-1香農威沃模型025
圖2-2克納普關系模型026
圖2-3正在等待搭車中的HitchBOT038
圖2-4電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劇照041
圖2-5電影《機械姬》(Ex_Machina)海報041
圖2-6實驗中的助理機器人BERT063
圖2-7榮格的人格概念077
圖2-82016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發布的我國首臺特有體驗交互機器人“佳佳”,其造型身材豐滿,模樣俊俏079
圖2-9石黑浩與他的雙子機器人在一起087
圖2-10動畫電影《機器人總動員》中的瓦利和伊娃087
圖2-11動畫電影《極地特快》中的小男孩088
圖2-12恐怖谷理論示意圖088
圖2-13與Pepper的眼神接觸092
圖2-14機器人伊娃的警惕表情094
圖2-15機器人伊娃的竊笑表情095
圖2-16機器人伊娃對新奇之物展示出執著興趣時的表情095
圖2-17機器人伊娃弄壞東西之后的心虛與羞愧表情096
圖2-18機器人伊娃的震驚表情096
圖2-19帕羅,2016年6月攝于日本福岡104
圖3-1“中文屋”假設122
圖3-2機器人NAO幫助自閉癥兒童克服社交障礙129
圖4-1柏拉圖的洞穴139
01*章The first chapter
人工智能:正在崛起的交流對象
傳播的進化:人工智能將如何重塑人類的交流
*章人工智能:正在崛起的交流對象
*節
機器與人
技術被譽為*強大的力量。然而技術為何存在?人類的身體又是如何處于與機器接壤的邊緣地帶?這些技術帶給人類怎樣的福音與疑惑?對人工智能的討論離不開對人類技術發展史的回顧。如果說機器作為一種隱喻昭示著工業時代理性有序的特征的話,那么當人類逐漸步入后工業時代,甚而至于智能時代的時候,也許我們不得不思考:當機器中真的出現幽靈,我們將何去何從?
*強大的力量
我們對技術這個概念并不陌生。今時今日,我們無時無刻不在使用著數不勝數的技術:從桌面上的筆記本計算機、打印機、掃描儀,到掌中的智能手機、空調遙控器,再到腳下的掃地機器人……技術不僅僅以有形的方式存在,也以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形式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比如搜索引擎背后的算法,不同的數碼音樂制式,轉基因工程等。
然而,如果要讓我們對“技術”一詞下個定義的話,這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漢語大詞典》對技術一詞有三個解釋:①技藝、法術;②知識技能和操作技巧;③文學藝術的創作技巧。《大英百科全書》的解釋則是:“關于制造和做事的技藝的系統性研究以及手段的總和。” 顯然這些標準卻含糊的解釋并沒有太多的指導意義。
如果我們把目光擺脫詞典式的標準化定義,關于技術這個名詞,我們會找到更多有意思的注解。古希臘語中的“techne”是藝術、技能、工藝的意思;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修辭學》中將techne與意為詞匯、言論或文化的后綴“logos”連在一起,得到新詞“technelogos”,成為今天技術(technology)的前身。遺憾的是,亞里士多德并未給該詞匯提供任何解釋。一直到了1802年,德國哥廷根大學經濟系教授約翰·貝克曼(Johann Beckmann)感受到將實用技藝系統化傳授給學生的必要性,于是編寫了一本名為《技術指南》(Guide to Technology)的教材并開設相關課程,于是,被人類遺忘了很久的古老詞匯才重新復活。
作為實踐與元器件(components)的集成(assemblage),技術通常是通過技術體(bodies of technology)展示出來的(阿瑟,2014)。比如轉基因的技術是以實實在在的馬鈴薯、大豆和三文魚的技術體體現的,沒有后者,作為普通人的我們是無從得知這樣一種技術正在對我們的生活發生具體而深刻的影響的。當然,因為本書并非一本探討技術層面的著作,我在此對技術與技術體并不加以嚴格的區分。
盡管技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它長期被籠罩于其孿生姐妹“科學”的陰影之下。科學因其前瞻性、系統性而被賦予更多的權重。長久以來,公眾對科學以及科學研究者抱以極大的尊重,而對技術工作者重視不夠。從事技術工作的人多是一線技術人員,經濟社會地位不高。即使是工程師,很大程度上也是沒法跟科學家相提并論的。這種對技術的輕視,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導致“技術學”,即對技術發展的系統研究的缺失(阿瑟,2014)。
由于種種原因,中文中科學與技術常常被合二為一稱為“科技”,進而又用科技這個詞替代技術。比如技術思想家凱文·凱利那本著名的What Technology Wants就被翻譯為“科技想要什么”,而非“技術想要什么”。我認為,這是一種混淆的做法,并非好的選擇。盡管科學與技術常常以一枚硬幣的兩面出現,但有必要將兩者區分開來。
關于科學與技術共生而獨立的關系,首屈一指的技術思想家兼經濟學家布萊恩·阿瑟(Brian Arthur,2014)在其著作《技術的本質》中做過頗為優雅簡潔的描述:“科學和技術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科學建構于技術,而技術是從科學和自身經驗兩個方面建立起來的。科學和技術以一種共生方式進化著,每一方都參與了另一方的創造,一方接受、吸收、使用著另一方。兩者混雜在一起,不可分離,彼此依賴。”(p68)
在與科學的相生相長之間,技術越來越展現出對人類社會的巨大影響力。科技觀察家凱文·凱利就認為技術是“世上*強大的力量”。為此,他不止一次在著述中引用美國歷史學家林恩·懷特(Lynn White)對歷史上的技術的觀點:“中世紀中后期主要的輝煌不在于那些大教堂,不在于其史詩般的文學作品,也不在于其經院哲學。它的輝煌在于,這是史上首次建立在非人力基礎上,而不是奴役和骸骨之上的高等文明。” 布萊恩·阿瑟也表示:“我們一直以為技術是科學的應用,但實際上卻是技術引領著科學的發展(阿瑟,2014,p45)。”
這種過于拔高技術地位的觀點我們其實并不陌生。在解釋社會現象與趨勢的諸家學說中,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屢屢以其石破天驚般的斷言吸引世人的目光。技術決定論認為技術是社會變遷的動力,足以支配人類社會的發展。不論是以奧格本(Ogburn)學派為代表的強(hard)技術決定論,還是以雅克·埃呂爾(Jacques Ellul)為代表的溫和(soft)技術決定論,持技術決定論觀點的學者均認為技術具有自身的特定規律與自主性,并能導致社會變遷。其中*著名的觀點莫過于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論斷:“手工磨產生的是以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以資本家為首的社會。”至于那句著名的“媒介即信息”則反映出加拿大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對媒體技術的樂觀——媒體技術改變了人類自身及其生存的社會結構。
人的延伸
技術為何存在?這個問題的答案固然可以從外界因素進行探究,也未嘗不能從人類自身找到答案。仔細檢查人類的生理條件,我們會很失望地發現人類的身體并無任何“過人”之處。從視覺上說,人類的視力極限是非洲馬賽人擁有的60,也就是能看到10公里外的物體;而鷹的視力會比一般人類好上七八倍。從聽覺上說,飛蛾與蝙蝠的聽覺比人類的都靈敏很多。這樣的比較可以拓展到力量、奔跑速度、嗅覺等一長串的技能,而人類都毫無優勢可言。當然沒必要把這當成一個悲劇。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969)就堅信器官卑劣是上帝賜予整個人類物種的天賦,因為這種卑劣激發起自卑的主觀感受,進而成為人類趨向完善的原動力。如果沒有先天趨向完美的傾向,兒童不會感到自卑;而如果沒有自卑感,人也永遠不會設立成功的目標,更不用說實現成功。
仔細羅列出人類既有的發明創造,不難發現它們共同的特點:作為對人的延伸。我們步伐不夠敏捷,所以我們發明汽車飛機代步;我們肌肉不夠強壯,所以各種鉆探機、挖掘機大行其道;我們聽覺不夠靈敏,好在我們有各種擴音設備……長久以來,技術之于我們,是加強天性的工具。幾百年前,顯微鏡鏡片發明者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有感于鏡片改善人類的視覺,指出:“人們會用機械發明去改善人的其他感官的能力:聽覺、嗅覺、味覺、觸覺。”(芒福德,2009,p45)幾百年后,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一語中的:媒介是人的延伸。
技術固然沿著自己的規律在前行,其進化進程也受到了人類需求的直接影響。傳播學家麥克盧漢(2015)曾提出“感官比例”的概念并指出,越是符合人類天然的各種感官的需求的媒體技術越是容易被人所接受。以計算機的輸入輸出設備為例,傳統的鍵盤與鼠標雖然有效,但是終究不如觸摸屏來得自然。而如果輸入輸出可以在任何自然狀態下,通過我們的視覺、觸覺以及簡單動作來完成,那將會比單純使用手指敲打鍵盤來得順暢。今天這樣的技術已然實現,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普拉納夫·米斯特里(Pranav Mistry)發明的第六感技術,通過4個套在手指上的彩色標記環、1個小型攝像頭、1部便攜式投影儀和1臺便攜式計算機,就可以通過簡單的動作完成信息的獲取。比如你可以用手指做出一個攝像框的動作,拍攝即在瞬間完成,而無須任何按下快門鍵的操作。如此一來,信息的輸入輸出不再受限于實體屏幕,電影《少數派報告》中的感應技術已經變成現實。
今天,其實我們的大腦本身也處在與技術接壤的地帶。人類的大腦被稱為一臺復雜的并行處理器。人的大腦約有1 000億個神經元,每個神經元由細胞體、軸突和樹突組成。細胞體是中心,負責信息交換;軸突是傳遞者,負責神經元之間的信息傳遞;樹突則負責收集來自其他神經元的信息。雖然與人的其他器官相比,大腦并無本質的特殊之處,其神奇的機能卻是目前*難以理解的科學課題之一。即便如此,科學家們還是借用身體圖式(即大腦對觸覺信息主動產生的觀點)的概念,對工具改變身體意向的可能性進行探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未來,我們有可能依靠尖端的傳感技術,感受到千里之外的場景(尼科萊利斯,2015)。果真如此,機器就不僅僅是我們身體的延伸,而是確確實實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凱文·凱利甚至不無深情地贊嘆到:“當我們創造和使用技術時,我們實際上參與了某個比我們自身更大的事件。我們擴展著創造生命的那同一種力量,加快向未來進化的速度,我們增加著一切的可能性。”(2012,p67)
身體圖式
1911年,英國神經學家亨利·海德(Henry Head)和戈登·霍姆斯(Gordon Holmes)發現感覺運動系統皮質層受損的病人會出現不正常的觸覺。因此他們提出:“每一個新姿勢或動作都被記錄在具有可塑性的圖式中。皮層活動會將每一組新穎的感覺都納入圖式的關系之中。”這個過程就如同“計程車計價器如何將已經走過的距離轉化成錢數”。對此現象,腦機接口研究先驅米格爾·尼科萊利斯在其著作《腦機穿越》中有詳盡的描述。
當然,始料未及的是,技術并非僅僅延伸了我們不夠完美的軀體,也帶來集體的身份危機。轉基因物種、克隆動物、大腦植入、機器外骨骼,電子人cyborg(又被譯為賽博格)……這些新技術的出現會每每革新我們對自身的認識。如果說我們尚且可以認為一個進行人造耳蝸種植的人還是純粹的人的話,那么如果他/她的眼睛是人造的呢?如果他/她所有的感覺器官都是人造的呢?如果他/她裝有義肢呢?甚而至于他/她的大腦是人造的呢?我們該如何劃分人與非人的界限?究竟是天生的部分占70%、80%,還是90%才算是人類?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上,南非著名殘疾運動員,號稱“刀鋒戰士”的奧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申請使用假肢與腿腳完好的運動員賽跑。然而他*終沒能獲得參賽資格,因為他的兩條義肢被認為更具有競爭優勢拒絕皮斯托瑞斯的決定后來被體育仲裁法庭推翻,但皮斯托瑞斯*終沒能參加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然而四年后,他如愿取得了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參賽資格,這也讓皮斯托瑞斯成為了奧運會歷史上*位雙腿截肢的運動員。。我們能接受裹著鯊魚皮泳衣的游泳名將邁克爾·菲爾普斯(Michael Phelps),卻又為何把皮斯托瑞斯拒之門外?
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在著作《你不是個玩意兒》(You Are Not a Gadget:A Manifesto)中表達出這樣的憂慮: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會逐漸偏離人類的軌道而變得越來越像機器(2010)。當然,這樣的論調帶有過多人類至上主義的痕跡。如同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一遍遍在作品中展示的兩大主題一樣,人類也在不斷質問著同樣的問題:什么是現實?什么構成真正的人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近年來備受科幻劇影迷推崇的瑞典劇以及改編的英劇《真實的人類》直接引用迪克的主題,探討的卻是人工智能的話題。難道相比人類而言,機器人更符合“真正”的標準嗎?
機器的隱喻
牛頓三大定律的提出,猶如一道犀利的閃電劃過漆黑的長空,給人類文明帶來深刻的影響。這樣的影響不僅體現在之后的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上,也體現在之后300余年人類對整個宇宙的認知上。如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本人所描述的那樣:天體之所以會運動,是因為上帝創造了萬物以后,也設定了各種自然規律,比如運動定律等;上帝先把它們一推,然后天體就按“動者恒動”的定律一直運動下去,事物就按照自然規律和概率順其自然地發生;于是乎上帝不再做任何事情。如此的精準,如此的規律,也如此的機械。世人把牛頓的這種世界觀稱為“機械宇宙觀”或“鐘表宇宙觀”。
盡管之后300年的時間里,并非人人都持有這種機械宇宙觀,但是整個文明世界陷入一種對技術、機器和純秩序的漫長迷戀之中(阿瑟,2014)。整個宇宙被看作是一個復雜的機械系統,“這個系統是按照一些基本原則,例如慣性和引力,由在無限的不確定的空間中運動的物質的粒子所組成,并且這個系統是可以通過數學來加以詳審細察的”(塔納斯,2007,p300)。于是,理智取代了情感,邏輯取代了熱情,控制取代了無序,新的時代精神將理性與規則打上了重重的著重號,并在人類生活工作的各個領域與層面滲透。機器,無疑是這種精神的象征。
根據德國工程師弗朗茨·勒洛(Framz Reuleaux)的經典定義,機器是“由一系列在力的作用下才運動的物體組成,人們可利用自然界的力量通過這些物體作功,完成特定的運動”(芒福德,2009,p11)。不論是工廠中鋼鐵鑄成的龐然大物,還是人工智能科幻美劇《疑犯追蹤》(Person of Interest)中亦正亦邪的超級智能“機器”(the machine),機器的含義已經不等同于技術。比如,著名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就將技術與機器畫上了不等號,他認為技術是一種解蔽方式,即用于展示真理或事物本質的一種方式(海德格爾,2011)。于是,盡管不少人對工業社會進行了諸多反思,但仍然不妨礙現代人對機器發自內心的認同感,因為它們寄托了人類對精準、有效和誠實精神的無限向往。
然而,違背這些精神的反而是人類自己。人類盲目、沖動、傲慢、虛偽……這些根深蒂固的毛病往往讓人捶胸頓足。究其原因,心理學家早已告訴我們,人類不是百分之百的理性動物。理性之外,人類還有情感。沖動是魔鬼,在此同樣適用。但換言之,這恰恰是因為人類具有“心”,我們的肉體并不能時時反映出精神的狀態。信奉“我思故我在”的勒內·笛卡兒(Rene Descartes)構建出一個獨立于物質世界的精神世界,兩者相互獨立、互不相干。對人類這樣精神與肉身緊密結合的聯合體,笛卡兒的身心二元論實際上是割裂了精神與肉體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反而讓我們對人類的心智問題無所適從。
如果說笛卡兒的身心二元論反映出機器時代的人類對世界的偏執狹隘的認知的話,那么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日,越來越彰顯凌亂豐富的生命力。人類的心智,也在一點點被撥開神秘的面紗。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中,牛津大學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駁斥了笛卡兒的身心二元論:他認為身體和心靈并無二致,精神和行為其實是一回事。他指出,笛卡兒犯了一種“范疇錯誤”,將心靈看作一只被禁錮于肉身中的幽靈,即后人常說的“機器中的幽靈”(ghost in the machine)(賴爾,1992)。
如果說機器作為一種隱喻昭示著工業時代的理性有序的特征的話,那么當人類逐漸步入后工業時代,甚而至于智能時代的時候,也許我們不得不思考:當機器中真的出現幽靈,我們將何去何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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