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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集國學的三種形態，特色文化城市與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轉型，第四次工業革命與產業政策的轉型等28篇論文。

202pan>年5月1pan>日，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中指出：“高品質的學術期刊就是要堅守初心、創新，展示高研究成果，支持優秀學術人才成長，中外學術交流。的回信，從初心、創新、成果、人才、交流五個方面，提出了新時代學術期刊的使命擔當，為學術期刊發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學術期刊是傳播學術成果、開展學術交流、學術創新、人才成長的重臺，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中承擔著傳承文明、創新理論、思想的重要使命。學術期刊的品質，是衡量一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主要標志之一，而助推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人文社科期刊擔負的重要使命。《天津社會科學》創刊于198pan>年，四十年來，該刊倡導“提出新問題，發表新觀點，傳播新信息”，致力于探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繁榮和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做出了重要貢獻，多次榮獲獎項，入選多家核心期刊評價體系，在國內社科研究界和期刊界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時值創刊四十周年，雜志社年來刊發的優秀論文結集出版，囑我作序。作為該刊多年忠實的作者和讀者，我雖怕力有不逮，但卻欣然接下任務，因為她很優秀！

當今我國發展已入新的歷史方位，也就是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使大國成為強國的歷史方位。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這既意味著我國在物質方面逐漸強大起來了，也意味著在物質方面要繼續強大起來的同時，還需要在精神方面強大起來。精神方面的強大，主要體現在成為“文化強國”，而“文化強國”的核心，是擁有原創性、標識性、代表性的中國理論、中國思想及其所具有的世界影響力，而且這些理論、思想能解決中國問題和人類問題，能走向世界。

“問題意識”作為一個哲學命題，是人們對存在問題的能動性、探索性和前瞻性的反應，它不僅是面對本體和前提的思考，更是面對現實的人的感性生活世界的思考，集中體現在人們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方法上。強調問題意識，就是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時刻關注并思考時代發展和現實社會中產生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正是在這種因惑、懷疑、探究的心理狀態中，才能發現有價值的問題，因此也就會確立解決問題的目標、動力和方法。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是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起點、創新的起點。強烈的問題意識是將學術研究引向深入并創新的關鍵。任何學術創新從本質上講，其實都是圍繞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三個環節展開，發現問題是開拓新知的契機，分析問題是決定研究價值的程度，解決問題是實現學術創新的標志，終得出具有原創性的新知識、新理念、新理論、新方法。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生命在于創新，人文社科期刊的生命也在于創新。揭示一條規律，提出一種學說，闡明一個道理，創造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都屬于創新。《天津社會科學》在四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政治、學理和大眾相統一，通過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抓住學術熱點，主動設置議題，提出具有標識性的學術概念、學術觀點和學術思想，著力提升原創能力和。比如《天津社會科學》在“發展問題”“”方面，發表了一系列具有廣泛影響的高學術論文，提出諸多具有學術影響的新觀點新理論，為我國研究作出了而重要的學術貢獻，堪稱全國學術期刊的一大特點亮點。此次結集的論文，有視野宏闊的理論闡發，有具體而微的學術思辨；有對基礎研究的深度開掘，更有對現實問題的深切關懷。細讀每一篇，都反映了作者的高層次、學術的高水準，具有學術原創力，對于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語話體系發揮著重要作用。

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具有系統性和專業性的特點，指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涵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軍事、黨建等各領域，囊括傳統學科、新興學科、前沿學科、交叉學科、冷門學科等諸多學科，不斷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努力構建一個、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從這一點來講，《天津社會科學》此次結集的論文，學科歸屬多樣化，既有對傳統學科的深度研究，也有對新興學科、前沿學科、交叉學科等的學術關懷。可以說，《天津社會科學》正在以自己的選題我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和創新，它也將與所有的同樣優秀學術期刊共建期刊學術共同體，為構建一個、全領域、全要素的具有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而努力。

祝愿《天津社會科學》越辦越好！

是為序。

摘要“國學”話語，內涵復雜，理解和談論也十分多樣化。就具體形態來看，百年國學可以劃分為“國粹”“國故”“國本”三種，這其中既有時代背景所造成的顯著差異，同時也呈現出了不同的思維方式、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在這諸多問題的背后，含著復雜的社會心理和隱微的集體記憶，同時也折射出歷程與文化變遷之五光十色的樣態。

當前的國學討論與國學研究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局面。有以國學等同于文獻典籍之學者，尋章摘句，力倡讀經，以回歸原典為旗幟，以恢復經學為目標，甚至鐘情于雕蟲之技，唯考據之馬首是瞻。有以國學等同于中國傳統文化者，或循著儒、釋、道三分的格局，或按照義理、考據、辭章的套路，或者延續著道、技分層的習慣，自說自話，各行其是，此國學實非彼國學也，但又均拿國學作名號。有以國學等同于中國之學者，不分古今，模糊了歷史概念，也不論漢文化與少數民族傳統之差別，一概以中華為標識，以當下之民族——國家形態為依歸，倡言為“大國學”或者“新國學”。這些不同的理解路，其入手處有別，取徑迥異，目標和方式也不一樣，故所講之國學內容，所做之研究工作或所致力推動的事業，實際上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就具體形態而言，一百余年來的國學實可以區劃為“國粹”“國故”“國本”三種，這既是時代背景所造成的巨大差異之使然，也是人們的思維方式、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判然有別的顯著表征，它們的背后含著復雜的社會心理和隱微的集體記憶，同時也折射出歷程和文化變遷之五光十色的樣態。

一、國粹之學

“國學”的初出場是以國粹為標識的，它是在西方文化的擠壓之下的產物。鴉片戰爭后，西學、西術挾其軍事之威臨岸叩關、漸次伸達，洋務運動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方略接納之，張之洞倡“中體西用”，已有畫地為牢分秋色的意思。當其時，西學尚是被動接受和容納的對象，還不足以對中國傳統的文化系統構成根本性的威脅。清末新政之后，形勢大變，廢科舉、黜讀經、興學堂、舉西體，西方文化以完整的形態傾囊而出，有術有學，體用兼備，并且漸漸地反客為主，對中國傳統文化構成了整體上的攘奪之勢。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才出現了所謂“國學”的意識，有了與“西學”相對應的“國學”之觀念。所以，“國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體系瓦解之后所浮現出來的特有話語，有著強烈的時代性。這也可以說是當時的知識人，在固有學術傳統與西方文化構成對峙態勢的特定情景之下，為了突顯自身文化的價值與，確立其不可搖動的民族自信心而采取的針對性極強的一個策略。

作為國粹的“國學”觀念與意識，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心態，當晚清風雨飄搖之時，其背后又寄托著很強的保國保種之現實的訴求。當時的革命黨人和呼喚時代變革的分子，一方面懷抱著排滿復漢的志向，倡言革命，另一方面又要著力重塑“國家一民族”之新形象，以抵御西方之壓倒性的強勢。劉師培作《攘書》，黃節撰《黃史》，皆以光大的偉大史跡和優秀傳統為旗幟，以塑造祖先“創拓”的形象為歷史敘事之，藉以突顯在華夏歷史文化中的主體地位。所謂“中國者，之中國也。叛之人即為叛中國之人，保之人即為存中國之人”①。這一“正統”觀念，上接軒轅黃帝的“類族辨物”和《春秋》大義的夷夏之防，下連宋明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