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以中國的近代化為線索，認為“中國人能否近代化將關系國家興亡”，主要闡述了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強努力及其失敗的原因，進而提出“近代化國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經濟，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
《中國近代史》構建的史學框架和斷代史體系，曾引領了近代史研究的風潮，為后來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稱為近代中國史研究的開山之作。
●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銷售數十萬冊，為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著作及很暢銷的學術教科書，是一本極具深遠影響的經典力作。
●在學術上，他是當時公認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專家和這一研究領域的開拓者。
●外交的角度講述中國近代史，從外交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列強壓迫的原因。他一生治學嚴謹，著作不多。其中，流傳廣、影響深遠的，就是這本《中國近代史》。
●貫穿了中國19世紀四十年代鴉片戰爭到20世紀抗日戰爭前的近百年的歷史。
●此字字珠璣，卻不疏漏任何史實，對歷史的評論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不像現在許多歷史學的教科書，千篇一律，被主流意識所驅使著，沒有自己的觀點。
●蔣廷黻對近代歷史上種種人物進行了評價。其中對林則徐、琦善、丁汝昌和劉步蟾進行了顛覆性的評價。
●蔣廷黻對近代歷史上種種人書中，沒有枯燥的考據，沒有歷史材料的堆砌，甚至沒有多少對具體歷史事件的描述，都是他以他獨到的見解，對近代歷史的透徹分析，可謂“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蔣先生的這本書以全新的近代史視角讓我大開眼界，讓讀者不僅喚起了以前對中國歷史的回憶，又更新了自己對其淺薄的認識，對一個后發現代化的國家來說，彷佛不是我們選擇了現代化，而是現代化選擇了我們。
●讀來整體覺得此書通俗易懂，完全感受不到大師與讀者的距離。我們已對中國近代史有所了解，在讀完此書之后感到震驚。一些歷史事件、人物在腦海里顛覆了
蔣廷黻（1895－1965），歷史學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任南開大學首席歷史系主任，與梁啟超成為南開大學史學的奠基者。1925調入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之職，在任期間，改革清華大學歷史系，建立起全國一流的史學陣營。1935年棄學從政，1965年病逝于紐約。
蔣廷黻先生研究歷史反對“治史書而非史學”的傳統方法，采用“重綜合、重分析、重整體把握”的新史學方法，并將其引入當時尚屬荒漠的近代史領域，從而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被稱作“拓荒者”“開山的人”“近代史尚無第二人”。
《中國近代史》：
曾國藩治兵的個特點是注重精神教育。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遺教是中華民族的至寶”。洪秀全既然要廢除孔教，那么洪秀全就是他的敵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敵人。他的“討賊檄文”中罵洪秀全激烈的一點就在此：“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實信徒，他所選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實同志，他是軍隊的主帥，同時也是將士的導師。所以，湘軍是個有主義的軍隊。其實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的基礎，也是他在中國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別所在。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義”。他覺得政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清朝末年的官吏出自曾國藩門下的人，都比較正派，這足見其感化力量之強大。
曾國藩不但利用中國的舊禮教作為軍隊的精神基礎，而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來加強軍隊的團結。他選的官佐幾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鄉人。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這樣，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別濃厚。這是湘軍的第二個特點。
歷史上的精神領袖很少同時也是事業領袖的，因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的具體條件。在西方社會里，這兩種領袖資格是完全分開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所以，在中國，頭等領袖必須兼雙重資格。曾國藩雖注重為人，但并不忽略做事。這是他的第三個特點。
在清政府方面，等到別人都失敗了，然后才重用曾國藩，任他為兩江總督，節制江、浙、皖、贛四省軍事。湖北巡撫胡林翼是與曾國藩志同道合的，竭力與他合作。曾國藩的親弟曾國荃是個打硬仗的前線指揮。以后，曾國藩舉薦他的門生李鴻章做江蘇巡撫，他的朋友左宗棠做浙江巡撫。長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勢力范圍。他于是得通盤籌劃。他對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圍的戰略。同時，英國、美國、法國三國也給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人不少的幫助。同治三年（1864），湘軍在曾國荃領導之下打進南京。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推翻清政府，恢復漢族人的自由，這當然是令人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權，雖未實行，也表現他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的運動無疑的是起自民間，連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眾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點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功了，他也不能為中華民族造福�？偠灾�，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中國舊式的民間運動是不能救國救民族的。
曾國藩所領導的士大夫式運動又能救國救民族嗎？他救了清政府，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清政府并不能救中國。倘若他客觀地、誠實地研究清政府在嘉慶、道光、咸豐三朝的施政，他應該知道清政府是不可救藥的。他未嘗不知道此中實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國以后，他的態度反趨于消極。
平心而論，曾國藩要救清政府是很自然的，可原諒的。
，中國舊禮教既是他的立場，而且士大夫階級是他的憑依，他不能不忠君。
第二，他想清政府經過大患難之后，必能有相當覺悟。事實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為有恭親王奕䜣及文祥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頗能有為。所以嘉慶、道光、咸豐三代雖是多難的時代，同治年間的清政府確有中興氣象。
第三，他怕清政府的滅亡要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歷史的。中國幾千年來，每次換過朝代，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亂，然后天下得統一和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國人干涉的時代，內戰雖然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國。到了19世紀，有帝國主義者環繞著，長期的內戰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清政府，大的理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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