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親歷記》收錄了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先生在東京審判期間所作的日記和審判結束之后就東京審判進行回顧反思的重要著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親歷記》收錄的歷史文獻不僅是一段正義歷史的證見，而且我們可以在閱讀中親歷歷史現場，充分領略到梅先生深厚的法學功底和強烈的愛國情懷，更能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二戰期間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東京審判的正義性與合法性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認識，正如梅汝墩先生所言：“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承蒙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鼎力推動，《東京審判親歷記》正式出版。善哉此舉，于國于家，咸稱幸事。它無疑將促進對東京審判的深入研究，同時也表達著我們對敬愛的父親——梅汝璈先生的恒久懷念。
先父梅汝璈，字亞軒，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朱姑橋梅村。與湖廣江浙相比，江西新風遲開。然而，我們的祖父，一位頭腦清醒、識見高超的開明士紳，毅然將長子——即先父——送進了彼時彼地尚不多見且不受推崇的新式學校——江西省模范小學。1916年，先父12歲，在祖父的堅決支持下考取了設在北京的清華學校。
先父遠離家鄉，毫無背景，當時連官話（普通話）都講不好。對他而言，求學清華遇到的困難著實不小。半軍事化的作息制度必須嚴格遵守，西式體育鍛煉必須積極參加，任何一門功課都不能馬虎，否則便有留級甚至被開除的危險。不少外籍教師用英語授課，多數同學都具備一定的英語基礎，而先父聽不懂英語，幾乎無法聽課。怎么辦？他決心從頭學起，迎頭趕上。
那時，每當晨曦初露，清華園內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華”匾額下，便會出現兩個少年的身影。他們口中念念有詞，時而一問一答，時而各自吟誦，由生澀而流利，由簡單而復雜。這便是先父和我們的叔祖——只比先父大四歲、同期從江西老家考入清華學校的梅旸春——在一起補習英語。叔侄二人起早貪黑，英語水平迅速提高。掃除了語言障礙，其他課程的學習也得到了促進。八年之中，梅氏叔侄以優異的學業成績，令老師和同學刮目相看。梅旸春后來成為著名的工程師，主持過南京長江大橋等重要橋梁的設計和施工。
升入高年級以后，先父視野日益開闊，興趣逐漸廣泛。他擔任過清華校刊的主編，還與施混、冀朝鼎、徐永烘等同學一起組織過名叫“超桃”的進步團體。施混、冀朝鼎、徐永烘均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施混英年遇難，冀朝鼎、徐永煥長期從事革命工作，在上世紀50～60年代曾擔任重要領導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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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璈（1904—1973），字亞軒，江西南昌人。1946年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對批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第一部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第一章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設立及其管轄權
主要戰犯的國際審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創舉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犯國際審判的失敗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準備工作
兩個國際軍事法庭設立的經過
國際軍事法庭的管轄權
甲級戰犯與國際審判
第二章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憲章及組織
憲章的內容概述
法庭的地址及布置
法庭的成員：法官與庭長
起訴機關：國際檢察處
被告辯護組織：日美辯護律師
法庭的行政事務與人事安排
第三章 日本主要戰犯的逮捕與起訴
盟軍總部對主要戰犯的四次逮捕令
國際檢察處對戰犯們的調查工作及起訴準備
28名被告戰犯的挑選及其簡歷
中美英蘇等十一國對日本主要戰犯的起訴書
起訴書的特點和缺點
第四章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訊程序
法庭憲章中關于審訊進程的基本規定
作證文件的提出及采納的程序
證人出庭作證及受訊的程序
不出庭證人的宣誓書及被告的偵訊口供
對法庭審訊程序的批評
第二部分 東京審判日記（1946年3月20日至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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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審判親歷記》：
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犯國際審判的失敗經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同盟國也曾有過要把德國元首和政府高級負責人交付國際審判的意圖，但其實際結果卻是一場空夢，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大笑話。
事實的經過是這樣：在大戰要完和剛完的時候，“絞死德皇”的呼聲彌漫了對德作戰的各同盟國及協約國。由于那次戰爭的規模之大是空前的，它對人們所造成的痛苦和犧牲也是史無前例的，因此同盟國和協約國的人民對于發動那次大戰的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國政府的領導人都懷著深深的仇恨，必欲嚴厲懲罰之而后快。
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依法懲辦德皇和主要戰爭罪犯的問題曾得到相當認真的討論，討論的結果具體表現在《凡爾賽和約》第七章（標題為“懲罰”）的四條（第227至230條）條文里。
和約第227條明白規定了：同盟國及協約國將組織特別法庭審訊德皇威廉二世，并治之以破壞國際道德和條約尊嚴的最大罪狀。第228條規定了：對于德皇以下的主要戰爭責任者，德國承認有權提交軍事法庭審判。
根據《凡爾賽和約》的這些條款的規定，巴黎和會便指派了一個國際委員會去“從事研究戰爭制造者的個人責任，開具戰犯名單，并草擬審訊法庭的組織憲章”。這些事情，委員會在受命之后都一一照辦了。
就當時的情景看來，同盟國及協約國對審判德國主要戰犯之事未嘗不想有聲有色地干它一番。但是由于下列幾個原因，這件事弄到后來便成了虎頭蛇尾，終而不了了之。
（1）俄國1917年10月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這個勝利使各同盟國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統治者大為震動，他們于是把大部分的注意力轉向怎樣包圍俄國和如何對付蘇維埃政權的問題上；對于怎樣執行《凡爾賽和約》中懲辦德國戰犯的條款，他們是不甚關切的。
（2）同盟國彼此之間的摩擦，特別是英國和法國之間的猜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法國儼然成了歐洲大陸上的霸主，這顯然同英國要在大陸上維持均勢平衡的傳統政策相矛盾。因此，袒德抑法便成了戰后英國對外的基本方針之一。
（3）德國政府對于引渡戰犯并交付國際審判的主張頑強抵抗，不予合作。
由于以上各因，《凡爾賽和約》關于懲辦威廉二世和其他主要戰犯的條款便等同虛設，不但和約中規定的國際法庭始終未能組織成功，而且盟國于無可奈何之中，為了便于行事，敷衍塞責，索性把全部審判工作都委托給德國政府自己去搞了。
德國政府受托之后，陽奉陰違，百般拖賴，遲至1921年5月（戰爭結束了兩年半之后）才由其最高法院在萊比錫（Leipzig）假惺惺地開始舉行了“審判”。這個“審判”的乖謬荒唐，在歷史上是罕有其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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