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研究政治演進，另辟蹊徑探究唐玄宗、唐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通過考察中書令（首席宰相）與太子在皇權政治下的政治配置關系及其變化，詳細論述了玄宗、肅宗朝政治制度變化與中樞政局演進的互動關系。
作品視角獨特、觀點鮮明，不囿于對當時人事紛爭或歷史事件表象的考察，深入考釋了玄宗朝宰相與太子相爭的真相，犀利揭示出大唐國勢由盛轉衰的深層原因。
本書從整個唐代選舉體系的角度考察了銓選與文學的關系，尤其對于“守選”制的研究，發學界積年之覆，堪稱填補空白之作。唐代銓選制度一方面指對未入仕者的甄錄，另一方面是對六品以下官員政績的考核。
本書通過個案分析，細致解讀官員履歷材料，探討高層職事官在唐代經歷的“使職化”過程，闡釋唐代高層文官復雜官銜的特征和深層意義，對唐代的政府架構及其權力運作方式給出了一個全新的、動態的理解，并且使讀者深入體會唐代士人宦途沉浮的實態。
本書分章詳論了唐代士人中年經常出任的幾種核心中層官職，其中包括京官七種(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遺、補闕、員外郎、郎中)，縣官一種(縣令)，州府官一種(司錄/錄事參軍)，以及幕府官一種(判官)，闡明了這幾種官在唐代政府架構和士人官歷中的意義與位置。
本書精選唐代幾種最常見的基層文官，秉持“在傳記中考掘制度史”的原則，從唐人的生平經歷、從眾多唐人的官歷著手，詳考唐代基層文官的各個面貌，以厘清唐人剛出來做官時的一些實況，特別是他們的入仕條件、仕途前景和職務等細節，對理解唐代士人的仕宦生活大有助益。全書共分七章。前五章分別探討了京官(校書郎、正字)、縣官(縣尉)、州官(參軍、判司)，以及幕府官(巡官、推官和掌書記)等四類八種唐代基層文官，第六章則綜合討論這幾種文官的共同課題，諸如俸錢、任期、辦公時間與假期等，最后一章描繪出兩幅唐代基層文
作者引出“軍閥主義”的概念，并沿用C.M.威爾伯關于“軍閥主義”是“一種有組織的政治體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權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決定因素”的定義。這樣，軍閥政治統治時期的社會關系，以及由這種關系所形成的政治系統，就成為作者主要關注的對象了。換言之，對個別具體的軍閥的政治行為進行描述，并不是（或并不僅僅是）本書的研究要旨，而是通過“角色”的分類，然后加以系統分析的方式，從而凸顯歷史描述與政治分析的最佳結合點。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本書的研究路徑是“避免對角色作出評價”，而重點在于對體制進行分析。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歷史性巨變。對于缺乏產業基礎的中西部農村來說，其城鎮化進程中的具體路徑值得深入探討。“扎根型城鎮化”是這一歷史進程中涌現的一種城鎮化類型。鄉村社會在走向開放、異質、流動的同時，出現了一幅城中有鄉、鄉中有城的城鄉融合發展的別樣圖景。農民往返穿梭于城鄉之間，社會整合和系統融合共生。 古源村這樣一個以宗族社會為底色，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區域“隙地”村莊，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經歷了從“地域社會”到“扎根型城鎮化”的變遷。村民以就業、教育、移民等形式融
本書立足于近代以來勞工的相關報道、調查、記錄及各大企業檔案資料，剖析近代勞工撫恤在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由傳統社會家庭撫恤向近代社會保障轉型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有對西方制度的模仿與借鑒，也有對傳統方式的沿襲與調適，更有生存壓力下勞工的聲訴和抗爭。政府、社會、企業、資本家、勞工等不同力量在此過程中進行了諸多博弈和妥協，加之中國近代戰事頻仍、經濟困窘、社會凋敝使得轉型過程充滿了曲折和反復。但是中國近代社會保障制度仍然呈現出由勞工自保到企業撫恤再到社會保障的歷史邏輯，勞工撫恤揭示了由救急性撫恤
金朝封爵制度既有對唐宋制度的繼承，也有對遼朝爵制的部分因襲，同時有所發展和創新。書稿詳細梳理金代封爵制度的確立和發展的過程，厘清制度的源流及演變，細致考察了金代漢制封爵的等級，準確劃分國號王爵類型，深入考察國號王爵和郡王封爵演變的過程，對金代五等爵的爵稱爵序與封號作了全面梳理。在此基礎上，挖掘剖析封爵制度操作的具體環節與運行過程，分析其運行模式及相關管理措施，闡明封爵制度與其他政治制度的關系，解讀其在官僚政治和政權建設中的地位作用，并分析其在社會秩序運轉過程中的利弊得失。
自唐至五代，尚書省始終是國家承認的“天下政本”。但“天下政本”的含義卻在行政體制轉型過程中，經歷了從宰相機構到國家最高行政機構，再到國家名義上最高行政機構（保有一定的政令權）的轉變。其中每一階段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尚書省“天下政本”含義的轉變，即尚書省與宰相（宰相機構）權力、職能、地位和作用的交替變換，是唐、五代時期行政體制轉型的實質內容，亦是中央官制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這種轉變，中央其他行政機構、職官系統性質亦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職掌趨于模糊。反之又對尚書省在國家政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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