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作者二十年來對于憲法與部門法關系研究的主要成果的合集。這是一項由中國的具體法治實踐所引導的系列研究，是在憲法學研究議題化、部門法議題憲法化的背景下，憲法學者對部門法中的憲法問題的主動回應。本書中既有對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續期、近親屬證人免于強制出庭、機動車限行、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等具體爭議的憲法學分析，也有對基本權利在私法上的效力、私有財產權的社會義務、人格權與個人信息權的憲法根據、罪刑法定的憲法基礎、法益的憲法關聯性、部門法中的比例原則應用等理論問題的研究。同時，本書還在部
本書由總報告、地方報告、專題報告、調研報告和年度事件報告五個版塊組成。總報告著重圍繞法治宣傳教育、公共法律服務、社會基層治理、矛盾糾紛化解和公民權利保障等五個方面總結回顧2022年度我國法治社會建設總體面貌；地方報告以遼寧省為特定對象，通過3篇報告介紹分析遼寧省營商環境法治化建設狀況、大連市法律服務業發展面貌和基層樣本社區的治理樣態；專題報告以新時代“楓橋經驗”為主題，選取4篇研究報告專門展示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城鄉基層社會治理和多元化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實踐中的精神引領、創新驅動和方法運
本書試圖從信息經濟學和激勵理論的經濟學視角探討如何回應大國轉型背后的法官管理難題和法治難題。基于長期的法院調研和2000多份法官調查問卷，嘗試描繪當代中國真實的法官群體及其面臨的制度環境，不僅在當代司法改革的歷時語境中盡力概括一個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約的法官管理模式，更以一種“同情式理解”的態度設身處地地理解中國法官和中國法院在具有強烈路徑依賴性的憲制架構下的種種“不得不”。此外，本書也致力于打通理論法學和部門法學之間的理論藩籬，并試圖勾連起司法制度研究與訴訟法學研究之間隱秘的理論通道，更進一步，
網絡時代的到來導致以領土范圍為標準的管轄界限逐漸模糊，近年來各國在刑事偵查中收集電子數據時跨越傳統國家疆界的現象屢見不鮮。以美歐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近年來在跨境電子取證制度方面的轉型與發展尤其引人著目，其以長臂管轄等方式開展的電子取證對我國數據主權與安全均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我國的數據出境管制制度需要更具針對性地予以應對。與此同時，我國在傳統的刑事司法協助框架下開展的電子取證面臨效率相對低下的困境，偵查機關開展的單邊跨境電子取證也存在國際法上的風險，這些問題均需給予法理和制度層面的及時回應。
刑事訴訟出罪功能研究應基于階段性視角，分析刑事訴訟偵查、檢察、審判各階段出罪形式的類型化。偵查階段撤銷案件、檢察階段不起訴、審判階段無罪判決出罪機制和制度形式，是刑事訴訟實現各階段類型化出罪的基本要求和完善路徑。在肯定刑事訴訟階段性出罪功能的同時，亦要重視《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在出罪中的的交互作用。
本書為中國司法改革實證研究叢書之一，主要討論的是司法責任制改革背景下，審判管理如何規制及轉型的問題。本書分為五章：第一章在檢討既有觀點與相關論述的基礎上，重新論證了審判管理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并重新界定了審判管理權的內涵與性質，著重討論了審判管理的功能局限與運用限度。第二章關注的是審判管理的歷史發展與實踐運用，以“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的發布為節點，將審判管理的歷史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并系統分析了不同階段的發展變化。第三章討論的是審判管理對審判權運行的影響，著重分析了審判管理對審判權運行的沖擊及相應
程序性辯護是一個從屬于一般刑事辯護的概念,在邏輯上與實體性辯護相對應，在法律上和實踐中與實體性辯護活動相并列。程序性辯護是一種提出有利于被追訴人的程序性請求，以及以程序違法為由要求審判機關宣告相關的訴訟行為無效，從而維護被追訴人合法權益的辯護；是一種通過指控程序違法，以攻為守的訴訟活動。本書涵蓋了辯護律師代理各類刑事案件，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常見的程序違法問題；本書將程序辯護要點及相關案例，分門別類地編排起來，以便讀者學習、查閱；本書具有類書、工具書的性質，是律師、當事人
本書是外交學院國際法系師生的共同作品。在國際公法課程中，我們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格外重視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涉外法治人才是符合新時代對外開放和涉外法治建設的實際需要，具備涉外法律事務應用能力的人才。因而，我們強化國際法律實務教學，提高人才培養的方向性、針對性和國際競爭力。在教學方法上我們把案例教學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本書是“國際商法”課程教學輔助用書，在體系上與主流國際商法教材保持一致。本書突出“以案 說法”，充分發揮與教材相輔相成的作用。全書共35個案例，涵蓋了國際商法的基本理論、基本規則 與基本內容，涉及跨國公司全球戰略、跨國公司社會責任、跨國直接投資、國際商事合同，以及國際貨 物運輸和國際貿易支付等方面的國際商事規則與規范。 本書適用于國際商務專業、國際貿易專業及國際工商管理專業的本科生使用，同時也可供相關領域 從業人員參考。
本書運用國家及國際決策中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概念總經濟價值（TEV）概念并提出針對生物多樣性的損害不僅僅應該包括物多樣性各組成部分及其提供貨物和服務的潛力長期或永久地在質量上的退化或在數量上的損害，還應該包括未使用或消費產品或服務而留存價值的損害。基于《生物多樣性公約》將“保護生物多樣性”作為人類共同關切事項，生物多樣性損害應屬于特殊的全球性越境損害，損害賠償范圍內的責任體系是公共責任，應以國家為主導的公-公關系和公-私關系為理論支撐。除了在損害賠償責任法框架內解決之外，更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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